绪论

丝绸之路是以中国为本位的古代人类文明交流之路。世界上很早就出现了不同的文明地区，后来形成许多民族和国家，各文明地区和国家、民族间很早就发生文化的接触、交流和融合，因此世界上存在许多文化交流的交通路线。这些早期的交通路线有的与中国无关，而与中国有关的古代道路，往往有丝绸传播。虽然丝路上不仅是丝绸的传播，也不仅是中国物产外传，更有域外文明成果传入中国；不仅有器物产品交流，也有知识的迁移和精神文化如宗教、艺术的传播，但丝绸贸易不仅是古代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撬动、推动和繁荣古代国际贸易的一大杠杆，推动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媒介。丝绸在古代中外交往和交流中发挥的作用非其他物产可比，最具持久性、广泛性和丰富性。它是导火索，又是发动机，在推动古代国际贸易、文化交流和文明互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丝绸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把从中国出发与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间的交往和交流的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虽有片面性，却典型概括又形象美丽，因此被广泛接受和认同。跟其他历史现象一样，丝绸之路的发生、发展和衰落有一个过程，其历史起点、空间起点的变化，交通网络的盛衰演变，其兴衰变迁的征象和原因，它在历史上的作用等，无论宏观的把握和微观的审视，都有不同认识，但中国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最辉煌的年代却是共识。

唐代是丝绸之路的辉煌时期，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浪漫的时代，那是一个举国上下热爱诗歌的时代，人人都对诗歌创作和欣赏充满兴趣和热情。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唐人创造了大量优美的诗篇，涌现了无数才华横溢的诗人，名家辈出，佳作如潮，诗体大备，风格多样。唐人把中国古典诗歌创作推向前无古人而后人亦无法企及的高峰，为人类文明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至今并且永远成为滋养人类心灵的清泉。丝绸之路与唐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广泛的文化交流为唐诗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素材，激发了诗人的灵感和热情，成为唐诗繁荣发展的重要动因；唐代诗歌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起到工具性作用，在唐代中外交往活动中诗歌唱和是重要的交际活动；诗歌通过各种途径传至域外，成为其他国家和人民认识唐朝的一个途径和媒介。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风貌，丝绸之路和中外交流的内容被生动地反映到唐诗中，并在唐诗题材开拓、意象生成和风格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唐朝是一部气势恢宏的历史，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变迁是这部恢宏历史中华丽的篇章，反映了唐史和丝绸之路变迁的唐诗则是声调铿锵意蕴浑厚的优美“史诗”，是历史长河的浪花。丝绸之路在唐诗中有着极其丰富生动的表现，唐诗中存在大量丝绸之路研究的资料，丝绸之路绿洲路、草原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都在唐诗中有着形象而生动的表现。研究丝绸之路对我们认识唐诗文化意蕴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唐诗资料的研究，可以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加深对丝绸之路的认识。

在唐诗研究中，最早与丝绸之路相关的研究是边塞诗研究。唐朝曾经长期在周边地区与各异族进行军事斗争，边塞风光、边塞战争和边塞生活成为诗人咏叹的题材。有的诗人远赴边地，亲身经历了边塞生活的考验，写下了大量边塞诗；甚至未曾到过边地的诗人也凭传闻和想象咏及边塞内容，抒写个人情怀，唐诗中边塞诗多达两千余首。众所周知，西北边境地区又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从中原地区远赴边境地区的道路与丝绸之路中国境内路线是重合的，因此边塞诗中有关诗人的活动和西北边塞的描写与丝绸之路的发展变化有关。20世纪20年代以来，唐代边塞诗研究曾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徐嘉瑞《中古文学概论》中提出“边塞派”概念，并把其特点概括为“客观”（实写地描写社会）。[1]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一书专列《出塞曲》一章，他描写所谓“出塞”：

班马萧萧，大旗飘飘，军笳悠扬，师行离开长安很远了，渡过黄河以北了，渐渐渡过陇头水，越过陇西，出玉门关了；或是由河北直上，过了黑水头，过了无定河，渐近燕支山了，渐近受降城了。[2]

这将士出塞的路线不正是丝绸之路要道吗？苏雪林《唐诗概论》第八章专题探讨“战争和边塞作品”。[3]这些成为唐代边塞诗研究的起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边塞诗研究有新的进展，新时期以来边塞诗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88年，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集》收入一批质量较高的论文，关于边塞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边塞诗繁荣的原因和边塞诗评价，边塞诗反映的战争性质和爱国主义精神，中晚唐边塞诗研究，边塞诗中反映的民族关系等方面。此后关于边塞诗研究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边塞诗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主要表现为对边塞诗人的研究，对边塞诗意象、美学风格的研究，边塞诗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边塞诗人诗集的整理和校注方面，有孙映逵《岑参诗传》、李云逸《王昌龄诗注》、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孙钦善等《高适岑参诗选》《高适集校注》、胡问涛等《王昌龄集编年校注》、廖立《岑嘉州诗笺注》、陈铁民等《岑参集校注》等。在边塞诗与文化关系方面出版了任文京的《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4]这些对研究唐诗与丝绸之路关系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虽然涉及的诗人和作品有交叉，研究唐代边塞诗与研究唐诗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其着眼点是不同的。边塞诗着重于战争与诗歌的关系，唐诗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着重于中外交通与文化交流。因此边塞诗的研究不能代替对唐诗与丝绸之路的研究。唐代边塞诗研究和唐诗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在时空范围上也是不同的，一般地说，唐代边塞诗更多地反映了唐代前期唐帝国境内的丝路发展变化，而丝绸之路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唐朝境内，因为丝绸之路联系着中国与域外更为遥远的国家和地区，唐诗中反映域外丝绸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并不在边塞诗研究的视野之内。

唐诗的实用性造成其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唐诗的写实性又为我们认识唐代社会历史和文化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史料。在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中，也有人注意到并利用过唐诗中的资料。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中以诗史互证的方法探讨了元白部分诗作中涉及中外交流的内容，考证其本事，颇多发明。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的长篇论文在探讨唐都长安的西域文明中也利用了唐诗资料，如唐诗中的胡人、胡姬，唐诗中长安生活的胡化风气，唐诗中对域外乐舞的描写，唐诗中关于波罗球戏的描写。外来文明为唐代文学艺术带来的新的题材和新的风貌在唐诗中有丰富的表现。例如佛教传入和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西域的音乐、舞蹈传入中国，唐诗中多有咏叹。佛教与唐诗的关系研究，孙昌武、陈允吉、胡遂、查明昊等取得卓越成就。唐诗中的乐舞诗有的歌咏外来的乐舞，如柘枝舞、胡旋舞、胡腾舞、扶南乐、高丽乐等。因此，研究唐代乐舞的论著往往注意到唐诗中的资料，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舞蹈史研究组编《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分音乐、舞蹈、服饰三门，将自《全唐诗》中所辑得的诗分类别属成为一编，使研究者大得其便。[5]张明非著《唐诗与舞蹈》一书研究唐代舞蹈繁荣的原因和文化特征，金秋著《古丝绸之路乐舞文化交流史》研究唐代乐舞，都利用了唐诗资料说明外来乐舞的影响。[6]李雄飞的论文《唐诗中的丝绸之路音乐文化》、[7]周畅的论文《唐咏乐诗的史料价值与美学价值》[8]都肯定了唐诗资料对研究唐代音乐的重要性。黄适远的论文《伊州乐和唐诗》探讨了产生于古代伊吾（今新疆哈密）的伊州乐与唐诗的关系。[9]温翠芳《唐代长安西市中的胡姬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利用了唐诗资料研究长安西市的女奴贸易，通过分析唐诗中有关胡姬的内容，认为“酒家胡”是被贩卖到中国来的女奴，对长安女奴交易地点等问题进行了探索。[10]文学史和艺术史的研究有时也引用过唐诗中的作品，但涉及的作品很少。总的来看，在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唐诗资料还缺少深入的挖掘和充分利用。唐诗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成果主要见于国内学术界，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Schafer）《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一书研究唐代外来文明，探讨各种外来物品传入的途径和影响，书中大量引用了汉文正史、政书、类书中的史料，也参考和利用了魏晋至宋代的诗歌、笔记、小说中的史料，其中唐诗作品经常被引用。但由于西方学者自身的局限，书中对唐诗资料的利用既不全面，又往往发生常识性错误。

丝绸之路是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之路，其研究涉及交通地理史领域。唐代交通地理史研究成果辉煌，但对唐诗资料的利用并不充分。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一书有意识地利用了唐诗资料，在他的研究中唐诗提供了不少其他历史文献中不见的资料，弥补了史料的不足。但我们注意到在严先生的著作中，唐诗资料并没有充分利用，他所使用的唐诗作品也是很少的一部分，而涉及丝路交通的唐诗作品则是大量的，唐诗对唐代丝路交通研究的丰富内容还有待进一步发掘。丝绸之路涉及的地名和器物产品，进入诗歌领域往往成为文学意象，唐诗意象研究中学者们的研究有的涉及边塞意象和丝路意象。程千帆先生《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探讨了“青海”“雪山”“玉门关”等地名在唐诗中的含义。[11]盖金伟《诗史之间：唐代“楼兰”语汇的文化阐释》一文中探讨的“楼兰”语词，作为地处丝绸之路要道，楼兰作为西域国名早已成为历史，但“楼兰”在唐诗中经常出现，成为边塞意象，也是丝绸之路意象。论文探讨了这一意象生成和变化的过程。[12]郭院林《唐诗中的西域意象及其文化意蕴》指出：“西域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沟通与防御成为其历史文化产生时代差异的驱动力。唐代西域诗歌不仅有践履此地而生的边塞之情，而且包括中原诗人对西域的想象”；“战争与和平成为唐代西域诗歌的两大主题。在战争主题之下，诗歌意象主要表现出辽阔苍茫、严寒冰冻、萧瑟荒凉、苍凉悲壮的特点，而和平主题下的西域主要有欢快歌舞的异域风光。这些意象蕴含着一定的文化即历史意义、西域民族文化交融以及民族心理认同”。[13]丝绸之路意象在唐诗中还有很多，诸如陇山、碛路、天山、青海、雪山、萧关、玉门关、阳关、热海、羌笛、琵琶、驼铃、敦煌、长城、碎叶等，在唐诗中都不再是纯客观的物象，而是意蕴深厚的意象，甚至抽象为文学符号，其含义与边塞、丝绸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有密切关联。这些都需要进行认真、细致和深入的研究，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从历史地理角度研究唐诗的成果也不少，但学者主要着眼于国内的道路交通，如李德辉的《唐代交通与文学》。[14]涉及丝绸之路的研究系统性不足。

唐诗研究和丝绸之路研究是国内外学者长期关注的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都积累了丰厚的成果。但是唐诗和丝绸之路关系的研究虽也有人关注，就目前的成果来看是远远不够的。通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都曾经正确地指出，胡汉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是唐诗繁荣的原因之一，但具体论述中并没有将这一内容突显出来，缺乏具体的探讨和深入的论述。有的学者显然注意到唐诗与丝绸之路之间的密切关联，甚至发表论文专论丝绸之路与唐诗繁荣的关系。[15]有学者编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其中有唐诗作品，但限于篇幅，所选作品与反映丝绸之路的大量唐诗作品相比，只能是尝鼎一脔。[16]丝绸之路沿线路段各地学者在研究本地区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时也常常举出相关的唐诗作品，关注的是局部区域的现象。近年来受到“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丝绸之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日益受到关注，有关唐诗与丝绸之路关系的研究也逐渐引起唐诗研究学者倾注心力，近年来出现一些相关成果，如查明昊《唐人笔下的胡僧形象及胡僧的诗歌创作》研究了通过丝绸之路入华的胡僧群体及其诗歌创作。[17]马芳《浅析唐远征西域背景下的骆宾王边塞诗》分析了骆宾王边塞诗的内容和情感特征。[18]庞娟、李斌《唐诗中的阳关、玉门关》探讨了两关作为唐诗中的丝路意象其文化意蕴。[19]近年来丝绸之路与文学关系研究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如高建新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2010—2012）“北方游牧文化与唐诗关系研究”，他还发表了《唐诗中的金河》《居延及唐诗中的居延》《王维诗中的西北边塞风情》《唐诗中的西域民族乐舞——〈泼寒胡戏〉〈剑器浑脱〉〈西凉乐〉〈霓裳羽衣舞〉》《唐诗中的西域“三大乐舞”——〈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论文。[20]高人雄《汉唐西域文学研究》也是丝绸之路与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成果。[21]在本人申请的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唐诗见证的丝绸之路变迁”获批立项后，刘锋焘申报的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唐代到北宋丝绸之路（陆路）上的驿站、寺庙、重要古迹与文人活动、文学创作及文化传播”获批立项。但丝绸之路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还存在许多空白之处，汉唐时期丝绸之路在文学中的表现和对文学造成的影响，唐诗在研究丝绸之路和中外关系史方面的史料价值，都没有充分挖掘，与唐诗和丝绸之路关系的丰富内容相比，这方面的成果相当薄弱。

本书研究对于认识唐诗发展和繁荣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唐诗的辉煌成就举世闻名，其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唐代长期的政治稳定、经济高度繁荣和国力强盛，唐代开放的文化政策和思想多元互补格局，统治者对文学的爱好和提倡，科举制度中以诗赋取士，南北文化融合和古代优秀诗歌传统的继承，唐代诗人的艰辛探索等，为唐诗发展提供了社会环境、物质基础、精神力量和创作经验，这些前人论述已经很多。丝绸之路的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对唐诗发展的影响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充分的估计。本课题研究试图从这一角度进行深入探讨，具体说明中外文化交流在唐诗繁荣中起到的作用。本课题研究对研究丝绸之路的变迁和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唐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唐代诗人为我们留下大量优秀诗篇，清代康熙年间曾编出大型唐诗总集《全唐诗》，据统计收诗多达49403首，另有诗句1555条，作者2873人。[22]但这远远不是全部，从《全唐诗》发行开始，后人便开始唐诗的辑补工作。日本学者市河世宽最早对《全唐诗》未收诗篇进行了搜集补逸，编成《全唐诗逸》三卷。中国学者王重民、孙望、童养年、陈尚君等陆续进行续补，取得更大成绩。[23]尤其是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六十卷，所收作者逾千人，诗4300余首，皇皇大观。这些成果经陈尚君辑校，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全唐诗补编》。唐诗作品仍续有发现，在对考古资料进行梳理中也有新的公布。[24]

20世纪末，敦煌藏经洞开启，发现前后近千年五万余件古代写本，以唐五代和宋初文书最多，其中包括大量唐代诗人总集和别集残卷诗篇，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这些诗歌也得到了认真整理。任中敏《敦煌歌辞总编》《敦煌曲研究》是关于敦煌曲子词的整理和研究，功力深厚，沾溉学林。张锡厚和项楚对敦煌藏经洞保存的王梵志诗集进行了认真整理，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对敦煌诗歌作品进行了全面清理，其中又有前人整理中未收诗作。[25]张锡厚在前人整理研究的基础上编出《全敦煌诗》，[26]普查敦煌遗书中全部诗歌作品近两万首，上自先秦，下迄唐宋，分为诗歌、曲词和偈赞三编。所收诗歌除已见前人整理又经重新勘校的作品外，有1200多首新发现、新公布的孤本，具有重要的文学文献价值，其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唐代作品。敦煌文献中这些唐诗资料对研究唐代丝绸之路，特别是西北陆上丝路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已经有不少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整体上还没有充分发掘，也有不少问题存在见仁见智。至此，唐诗数量总计已有5万多首，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也是研究唐史的丰富史料。近年来全唐诗的改编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全唐五代诗》初盛唐部分共11册已经出版，[27]中晚唐五代部分的出版亦指日可待。整部《全唐五代诗》新增作者约1000人，增补诗歌约5000首，纠正“张冠李戴”诗作近千首，全书规模将近30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唐诗对于研究中外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来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这些史料在过去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挖掘不够。笔者近年来细心研读唐诗，对其中涉及丝绸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收集和整理，成为本课题最基本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对我们研究唐代丝绸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非常重要。

本书研究的重点是把唐诗作为史料，探讨唐代丝绸之路盛衰和唐诗中反映的唐朝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和文化交流。丝绸之路是贯通亚欧大陆的东西方交通和交流的路线，包括绿洲之路、草原路、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每条路线都远达域外，但唐诗中涉及的丝绸之路的交通状况主要在中国境内。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是从长安、洛阳出发，经陇右、河西走廊进入西域（大致相当于今新疆地区），在西域则分为两条路线。即西域南道和西域北道，唐代诗人的足迹大致在这一范围，少数越过葱岭到达中亚。他们笔下对长安、洛阳以及丝绸之路陇右道、河西道、西域南道和北道都有丰富的描写。草原路在唐诗中的反映主要集中在欧亚大草原东端，即中国境内北方和西北方草原地带；南方丝绸之路着重是唐蕃古道、蜀道和安南道、滇缅道之中国境内；海上丝绸之路更多地反映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这与诗人的行踪有关，对他们不曾涉足之地自然较少涉及。但这不是说唐诗对域外的丝路就没有描写，他们关注到域外的交通和交流情况，特别是中印之间的交通，由于佛教的传播，中印之间的各条路线都在唐诗中有所反映。域外的内容唐诗中更多涉及的是双方的交往活动和文化交流的内容，这也是丝绸之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诗是时代的晴雨表，我们从唐诗的描写中可以看到唐代各条路线的盛衰变化情况。

本书研究的难点首先在于其跨学科、跨文化性质，涉及中外交通史、唐史、唐诗、丝绸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研究者必须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唐史、唐诗等研究领域里有较好的基础。其次是历史文献浩繁，有关唐史和唐诗的原始文献十分丰富，而涉及丝绸之路的材料又十分散乱，必须下一番极大的功夫，才能收集比较全面。大家都认识到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了唐代诗歌的发展，但往往泛泛而谈，缺乏深入论述和全面把握。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通常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缺少深入的了解，而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者又往往不具备唐诗研究的基础，因此这一领域至今还没有见到扎实、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成果。本书创新之处主要在于运用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从丝绸之路与唐诗研究的交叉点切入，既对丝绸之路研究挖掘新的资料，又对唐诗研究开辟新的视角，在两个研究成果都十分丰厚的领域找到薄弱环节和交叉点，从而取得新的创获和突破。笔者本科阶段和硕士生阶段从事汉语言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学习，博士生阶段攻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业学位，后入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外文化交流史教学与研究，汉唐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唐诗的关系一直在本人研究范围之内，通过尝试本课题研究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唐诗研究的这一薄弱局面。但面对唐诗文献中丝绸之路书写的复杂现象，笔者依然感到才力寡微汲深絙短，目前的研究只能给学术界提供一个初步的成果，深入研究有望于来者。

本书着重探讨唐诗中所反映的丝绸之路的盛衰变化，从唐诗的描写中看唐诗中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丝绸之路绿洲路之陇右道、河西道、西域道、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的发展变化，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探讨唐诗中有关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意蕴。在唐代丝绸之路的发展变化以及与唐诗的关系的探讨上，也运用通常所谓的“二重证据法”，即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唐诗作品描写和考古新发现探讨唐代丝绸之路变迁的相关问题以及这种变迁在唐诗中的反映。丝绸之路沿线诸名山大川城镇关隘，几乎每一处都有考古方面的成果，这些成果不断提供新的材料。在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中，一方面考古新发现为我们理解相关唐诗作品极有助益，另一方面唐诗的相关描写还为考古研究提供了佐证和依据。因此我们始终关注丝路考古的成果和新的发现，努力把这些成果运用到唐诗的研究中，并通过唐诗作品分析，发掘丝绸之路考古成果的历史文化信息。

丝绸之路的研究属交通地理学范畴，利用唐诗资料研究丝绸之路的变迁以及丝绸之路与唐诗的关系，离不开文学地理学角度。文学地理学以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关注文学要素（文学家、文学作品或读者）的地理分布、组合和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征，考察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文学家心理气质、知识结构、文化素养、价值取向、审美理想、艺术感知和文学成就等造成的影响；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探讨地理环境对文学作品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体裁、形式、语言、风格等构成的影响；考察特定地域的文学人物、文学事件、文学积累、文学活动和文学遗迹等以及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所营造的文学风气等，对特定地域人文环境所构成的影响。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互动关系，文学地理学的任务，就是对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文学要素（包括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读者）之间的各个层面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发现其内在联系及其特点，并给予合理的阐释。丝绸之路与唐诗的关系正是文学地理学具有典型意义的研究对象，或者说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从这一角度出发，本文关注历史上丝绸之路自然地理环境、沿途政治形势和社会背景的变迁及其对唐诗的影响，并通过唐诗分析考察唐代丝绸之路的变迁。

在唐诗的分析中，传统的知人论世方法为我们所重视，而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新批评文本细读方法和文学符号学理论也给我们以某种启发。新批评是英美现代文学批评中最有影响的流派，它于20世纪20年代发端于英国，30年代在美国形成，40、50年代在美国蔚成风气。虽然此后渐趋衰落，其提倡和实践的立足文本语义分析仍是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之一，对当今的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歌批评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新批评的理论观点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文学作品是一个完整的多层次的艺术客体，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文学作品本身就是文学活动的本原。以作品为本体，从文学作品本身出发研究文学的特征是新批评的理论核心。其次，在新批评中，结构与肌质是相互对应又联系紧密的概念，结构是一首诗的逻辑线索和概要，它给予一系列感性资料以秩序和方向。诗始终离不开具体事物的形象，这些具体事物和形象就是肌质。诗的“结构—肌质”是一个不容分割的有机整体，正像一个人的肉体和灵魂，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不可分离。最后，新批评语义分析的核心问题是语境，语境指的是某个词、句或段与它们的上下文的关系，正是这种上下文确定了该词、句或段的意义。一是当时写作时的话语语境，二是指文本中的词语所体现的“表示一组同时再现的事件的名称”，词语蕴含着历史的积淀，一个词可能暗含着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或某种强烈的情感。新批评语境理论体现了对文学语言的新认识，语境构成了一个意义交互的语义场，词语在其中的灵活变化产生了丰富的言外之意。在对诗歌作品的阐释中，新批评提倡细读法，所谓“细致的诠释”即对作品做详尽分析和解释的批评方式。通过细读揭示作品的丰富意蕴，分析诗中的反讽、张力、隐喻、象征、意象、意境等。[28]唐诗中触及的丝路物象往往意象化符号化了，诸如楼兰、凉州、交河、天山、金微山、乌孙、白龙堆、萧关、玉门关、阳关、大宛马等一系列丝路意象，文学符号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诗是语言艺术，其中的各种比喻、借代、象征、拟人、反讽等，往往是语言符号现象，艺术分析离不开对它们准确的解读。我们无意标榜运用了什么时髦的理论和方法，而以兴象韵味取胜的含蓄蕴藉的唐诗确实适合新批评的语义分析，作者从新批评中所获得的启发主要是“细读”，从诗歌本身的详尽分析，揭示其中有关丝绸之路的文化意蕴。书中并没有为诗歌的分析贴上这种标签，但对诗歌意蕴的分析确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新批评的启发和影响。本书中通过唐诗的分析研究丝绸之路的变迁，既有宏观的把握，也有微观的解析。诗人有时是通过一个词语或一个典故表达其意旨，我们则通过一个词语或一个典故的分析说明问题，关键的词语往往能起到滴水阳光的作用，因此书中有时有对唐诗语言修辞角度的分析和鉴赏。不过，限于篇幅，书中关于诗歌的文学鉴赏不能充分展开，从本书主旨出发，诗的艺术分析主要满足于对诗歌史料价值的判断和历史信息的发掘。如果把一首诗视为一个符号系统，我们的兴趣主要在于揭示这个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蕴含的历史意义，而且是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信息，而不是相反，去考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如何赋予诗歌新的意义或新的艺术风貌。“诗无达诂”，诗的艺术分析非常复杂，离开探讨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深入的艺术分析，不是本书重点所在。

应该说明的是，本书不是对唐代丝绸之路发展变化的完整研究，而是从与唐诗的联系中探讨丝绸之路，因此与唐诗无关的历史资料或考古发现，不便插入其中。但凡与唐诗研究有关的丝路考古资料，我们尽力进行了利用和借鉴。诗是语言艺术，在作为史料利用时需要充分注意诗歌作为文学作品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间接性的和艺术性的，有的可以直接作为历史资料，有的则需要进行艺术的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其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层级和维度。诗歌反映和把握世界的手段不同于一般历史著作，它是审美的观照，它有情感的投射和立场的表达，从自然物象、社会景观到诗歌形象、意象和意境、艺术描写，经过了诗人心灵的滤镜，从唐诗中看到的社会历史是镜中之像和水中之月。诗所体现的唐人思想观念和情感心态又是其他历史著作所不能代替的，这是唐诗的独特价值。为了适当地运用诗歌资料，我们需要通过文学鉴赏，分析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内容的艺术表现，探讨中外交流对唐诗艺术风貌和美学风格形成的影响，分析诗人的思想倾向、情感形式和审美崇尚。历史考证和文学鉴赏相结合是本书研究的主要理路和方法，而诗与史之间同与异的探析需要把握适当的分寸和度，才能把握诗歌作品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状况，才不至于把艺术的描写误解为历史的真实。限于笔者的才力，书中定然存在许多失误和不足之处，恳望学界多加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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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嘉瑞：《中古文学概论》，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175页。

[2] 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54页。

[3] 苏雪林：《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49页。

[4] 任文京：《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 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舞蹈史研究组编：《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

[6] 张明非：《唐诗与舞蹈》，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金秋：《古丝绸之路乐舞文化交流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

[7] 李雄飞：《唐诗中的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8] 周畅：《唐咏乐诗的史料价值与美学价值》，《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9] 黄适远：《伊州乐和唐诗》，《丝绸之路》2007年第11期。

[10] 温翠芳：《唐代长安西市中的胡姬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

[11] 程千帆：《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12] 盖金伟：《诗史之间：唐代“楼兰”语汇的文化阐释》，《西域文史》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 郭院林：《唐诗中的西域意象及其文化意蕴》，《兰州学刊》2009年第7期。

[14] 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5] 李明伟：《丝绸之路与唐诗的繁荣》，《中州学刊》1988年第6期。

[16] 陈永正编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

[17] 查明昊：《唐人笔下的胡僧形象及胡僧的诗歌创作》，《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2期。

[18] 马芳：《浅析唐远征西域背景下的骆宾王边塞诗》，《丝绸之路》2011年第20期。

[19] 庞娟、李斌：《唐诗中的阳关、玉门关》，《北方文学》2014年第1期。

[20] 高建新：《唐诗中的金河》，《内蒙古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居延及唐诗中的居延》，《唐代文学研究》第15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224页。《王维诗中的西北边塞风情》，《内蒙古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唐诗中的西域民族乐舞——〈泼寒胡戏〉〈剑器浑脱〉〈西凉乐〉〈霓裳羽衣舞〉》，《内蒙古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唐诗中的西域“三大乐舞”——〈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第6期。

[21] 高人雄：《汉唐西域文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2] 此依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唐代的诗人》《唐代的诗篇》统计。据康熙帝《御制全唐诗序》，《全唐诗》收诗48900余首，诗人2200余人，以为“大备”。平冈武夫统计，《全唐诗》实收作品49403首，作者2873人。一般认为这个统计较为准确。

[23] 王重民编《补全唐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孙望编《全唐诗补逸》，童养年编《全唐诗续补遗》，收入《全唐诗外编》，中华书局1982年版。后经陈尚君辑校，收入《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0年版。

[24] 例如，1992年夏，湖南长沙唐窑出土瓷器上所题三百多首唐诗，其中不少诗是《全唐诗》未收作品。牛林杰从韩国文献中新发现183首，参见氏著《韩国文献中的〈全唐诗〉逸诗考》，《文史哲》1998年第5期。

[25] 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

[26] 张锡厚主编：《全敦煌诗》，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27] 周勋初等主编：《全唐五代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28] 参见〔美〕约翰·克罗·兰色姆《新批评》，王腊宝、张哲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乔国强、薛春霞《什么是新批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