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相关研究

近几年来，贸易关系的生存问题才得到学者的关注，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从研究脉络上而言，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的研究起源于Hausmann和Rodrik（2003），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缺乏“出口发现”和“自我发现”的能力。随后，Besedeš和Prusa（2006a）等从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的角度对发展中经济体中这种能力缺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之所以不善于进行“出口发现”和“自我发现”，并不是因为它们不擅于构建新的贸易伙伴关系，而是不擅长维持并延续已有的贸易关系。Hausmann等（2007）和Schott（2008）则尝试从产品技术复杂度的视角来分析上述能力缺失的原因，他们认为是由于发展中经济体所出口的产品技术复杂度较低，对国际市场需求的控制能力不足所导致的。

近几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问题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认识到，贸易关系持续时间也是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贸易发展状况的重要维度。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出口贸易增长除了可以通过已有贸易关系的深化以及新产品或者新市场的开拓来实现，延长出口生存时间也是重要途径之一。目前尚未有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来阐释贸易关系的存活时间问题，现有文献基本上都采用生存分析方法来刻画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基本特征并对其决定因素进行分析。本节将从三个部分就贸易关系生存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一是贸易关系持续期的基本特征；二是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非制度影响因素分析；三是制度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

一、贸易关系持续期的基本特征

出口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从微观层面反映了企业的出口动态。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关系一旦确立，就会永久持续下去。但事实是，企业从事出口活动可能并不是一直持续的，存在频繁地进入与退出国际市场（陈勇兵等，2014）。Dzhumashev等（2011）和Namini等（2011）研究指出，一般来讲，国外市场的竞争程度要比国内市场更为激烈，这对于刚刚进入国外市场的出口企业来说，出口行为往往会增加企业的不稳定因素，使得相对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面临更大的倒闭危机（Giovannetti等，2011）。这意味着，大量企业的出口存活时间都较短，仅有少部分企业在进入国外市场以后可以将出口行为持续下去。较多文献通过研究也发现，虽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总的贸易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是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一般都很短暂。Besedeš和Prusa（2006a）首次通过生存分析模型研究了1972—2001年美国进口贸易的生存问题，研究发现国际贸易比预想的更具有活力。美国进口贸易的平均持续时间仅为2～4年，超过半数的贸易关系仅能维持一年，大约80%的贸易关系维系时间低于5年。并且，贸易持续时间具有负的时间依赖性，即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在前几年的出口市场生存，则其在随后的时间向美国出口而失败的概率就很低，可能会持续出口。部分文献也证实了贸易关系对时间的负向依赖性，并指出这种时间的负依存性是一种典型的门槛效应，即一旦建立并维系超过几年，贸易关系就会倾向于持续更长时间。其中，Esteve-Pérez等（2007）的研究发现，西班牙企业的出口维持时间在4～5年之后再停止出口的概率会显著降低。Obashi（2009）采用东亚国家—产品层面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伴随着贸易合作关系时间的增加，贸易关系失败的概率逐渐下降（Brenton等，2009）。

Eaton等（2007）对哥伦比亚国家的出口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超过一半的出口企业都是新进入的企业，并且大多数新进企业都会在下一年退出出口市场。Nitsch（2009）对德国进口贸易的持续时间进行分析后发现，大多数的贸易关系都非常短暂，只能维持2～3年。Besedeš和Blyde（2010）的事实性描述不仅证明了贸易关系的普遍短暂性，还发现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在不同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在拉丁美洲，出口贸易关系维持1年的占48%，5年之后还存在的仅占19%，拉丁美洲国家企业的这种出口存活率要远低于美国、欧盟以及东亚地区，比这几个地区分别低11个、5个和6个百分点。Hess和Persson（2011）利用SITC4位数产品的贸易数据发现欧盟进口贸易的生存时间也极为短暂，中位出口持续时间仅为1年，高达60%的出口贸易关系第一年之后就停止了。他们认为这种较短的贸易关系可能是由于进口商会在不同产品供应商之中进行切换。从以上外文文献的梳理可知，无论是出口贸易还是进口贸易，贸易关系的维持时间都非常短暂，国际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企业和产品的频繁、动态地进入和退出（Esteve-Pérez等，2013）。即使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分析，这一现象也十分普遍。

面对世界经济的波动和不稳定性程度的提高，作为全球贸易的大国，中国出口企业的存活状况引起学者广泛的研究兴趣。随着新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及微观数据的可得性，考察中国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的研究文献也逐渐增多，并且大量研究均发现中国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存活期都比较短。通过将工业企业与海关数据库进行匹配，陈勇兵等（2012）选取2000—2005年企业—目的国层面的出口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企业的出口存活问题。研究发现，在中国出口贸易大规模扩张的背后，中国企业的出口往往是不持续的或者持续时间非常短，出口平均持续1.6年，中位数是3年。蒋灵多和陈勇兵（2015）在对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生存的特征事实进行描述时发现，企业—产品层面的出口持续时间非常短，出口生存年份的中位值仅为2年。其中产品出口生存1年的概率是0.5，持续出口2年的概率为0.35，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出口4年及以上的概率仅为0.24。此外，何树全和张秀霞（2011）、林常青（2014）等研究发现，中国出口贸易的持续时间十分短，大量企业在出口1年之后就退出了国际市场。

二、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非制度影响因素分析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一旦贸易关系成立，就会长久地维持下去。例如，要素禀赋理论认为要素禀赋的不同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面对国家要素禀赋的稳定性，贸易关系也应该是相对稳定的。然而，随着新新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和微观企业贸易数据的可获得性，关于企业进出口动态的现象被逐渐揭示出来。关于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问题，已经不能再用传统的贸易理论来解释，基于此，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

一般来说，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双方贸易关系的存活期就越长。Besedeš（2008）的研究指出，进口经济体的人均GDP可以反映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其值越大，进口贸易的持续时间越长。从出口国的角度，Fugazza和Molina（2011）选取1995—2004年96个国家的跨国数据，通过扩展的Cox比例风险模型(2)分析了出口生存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出口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贸易关系面临出口失败的概率就越低。Shao等（2012）考察了中国制造业的出口生存问题，选取1995—2007年中国6分位的HS产品贸易数据进行分析后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即出口目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持续时间具有积极影响。同时从进口国与出口国的角度，Obashi（2009）研究发现，进口国与出口国二者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也会显著影响贸易伙伴关系的持续时间，差距越大越有利于两国之间产品的生产分工，从而可以延长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

部分学者从贸易伙伴国之间地理距离的角度考察了其对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针对发展中经济体，Brenton等（2009）采用详细的国家—产品层面的双边贸易数据就出口生存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地理和文化联系是影响出口生存的重要因素。Nitsch（2009）也指出，贸易伙伴国之间相距越远，意味着运输成本越高。因此，如果与贸易伙伴国临近，则贸易的持续时间都会较长，而与内陆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持续时间一般都较短。Nitsch对德国1995—2005年8分位产品的进口贸易数据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那些来自经济规模较大、距离德国较近国家的产品向德国出口的时间均较长。此外，出口量较大、差异性产品如替代弹性较小以及德国有大量进口需求的产品也具有较长的生存时间。

贸易滞后模型指出，由于出口沉没成本的存在，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以后便不会轻易退出，从而可以维持较长的出口时间。基于此，部分学者从出口成本的角度诠释了贸易持续关系的影响因素。Esteve-Pérez等（2007）对西班牙1990—2001年制造业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如果一段贸易关系持续存在了几年以上，那么它失败的概率就会大大下降。他们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出口沉没成本和出口学习效应的存在。一方面，相较于退出国际市场后再重新进入，企业在出口之后选择继续维持出口行为的决策可以避免未来重新进入国际市场时高额的沉没成本。另一方面，出口的学习效应能够使得出口商具有更高的技术，更了解竞争对手的产品特性和国外消费者的偏好，这些都有利于其降低出口失败的风险。Brenton等（2009）认为，由于出口企业无法确切地知道出口目的市场的固定成本，因此大量生产率水平低下的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之后却发现其出口并不能获利，无法弥补这一高额的固定成本时，它们最终会选择退出。还有学者从信息搜寻成本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Rauch和Watson（2003）认为在初期，由于进口商对出口商的信息了解得并不完全，在不确定出口商产品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只会进口少量的产品来判断是否可以与出口商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当信息搜寻成本越高时，出口商的产品满足进口商标准的概率就越低，从而导致在初期的进口额就越小。但是，在初期进口额越大的话则贸易伙伴关系维持的时间就会越长。

此外，Besedeš和Prusa（2006b）从产品差异性的角度研究了其对美国进口贸易关系持续期的影响。研究发现，同质性产品进口失败的风险率至少要比差异化产品进口失败的风险率高出23%。这说明，差异性越大的产品，其贸易关系持续时间越长。随后，Besedeš（2011）对17个转型经济体在1996—2006年的出口贸易情况进行分析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Wagner（2008）选取1995—2004年德国制造业部门的数据，就企业生产率与其出口动态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发现，相较于持续出口的企业，生产率水平较低的企业更容易退出出口市场，并且初始生产率水平越高的企业越容易在出口市场上存活，并且持续的时间也较长（Esteve-Pérez等，2007）。Besedeš和Nair-Reichert（2009）研究发现，由于老企业拥有丰富的经验与资源，因此出口持续时间较长。然而，Esteve-Pérez等（2007）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企业的成立时间越长，其出口持续的时间越短。他们对此的解释是，相较于新企业，老企业一般都会有更多的出口市场，可以在不同的出口市场之间进行切换，从而减少了其在特定出口市场上的生存时间。

国内学者中，陈勇兵等（2012）实证考察了中国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初期出口额以及企业自身的特征（生产规模、生产效率和成立年份）等都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毛其淋和盛斌（2013）从贸易自由化的角度分析了对中国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整体上可以降低企业退出国际市场的概率并延长其出口生存时间，并且对本土企业的延长效应更大。魏自儒和李子奈（2013）选用连续时间的Cox比例风险模型考察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顺序对其出口生存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进入国外市场的初期，相较于跟随企业，先锋企业具有更高的出口存活率，但是这种优势维持的时间较为短暂，此后随着跟随企业的进入，先锋企业的死亡率会迅速提高并超过跟随企业。相较于连续时间的Cox模型，蒋灵多和陈勇兵（2015）认为离散时间Cloglog生存分析方法更适合用来分析贸易关系的生存问题。基于此种方法，他们考察了企业内异质性产品视角下中国出口贸易的生存问题。研究发现，相较于边缘产品，核心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较长。此外，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规模以及国际化程度，产品的种类和质量，行业的集中度以及技术更新程度等都会对出口贸易失败的概率产生重要影响。基于序贯决策模型，叶宁华等（2015）经过实证考察后发现，企业生产率水平的高低在其自身的出口行为中起着关键性的决定作用。

三、制度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

随着新制度学派的兴起，关于制度质量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众多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制约力度可能会高于关税（Anderson和Marcoullier, 2002; Belloc, 2006; Chang, 2011）。随着国际贸易生存问题的凸显，还有一部分学者从制度的角度研究了制度环境对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影响效果，但是相关文献并不是很多。Araujo和Omelas（2007）在不完全契约的框架下构建理论模型，系统阐述了制度质量与企业出口生存之间的相关关系。该模型假设，出口商要想将产品销往国外，只能通过当地的代理商。当合约执行环境较差时，代理商会不顾长期利益而倾向于投机倒把甚至违约。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信誉良好的代理商才能得到出口商的信任，贸易额才会增加，贸易关系才能维持得更长久。因此，良好的合约制度可以降低出口的不确定性，进而降低企业的出口风险率。

Söderlund和Tingvall（2013）指出，从理论上预测的贸易模式与现实中的贸易发展二者之间是存在偏差的，制度性壁垒可能是解释这一偏差的重要因素。通过选取瑞典企业层面的出口数据，他们构建引力模型进行分析后发现，出口目标国家不良的制度会阻碍国际贸易的进行，其中商业规则和知识产权保护会显著影响瑞典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Aeberhardt等（2014）也发现，良好的制度可以缓解契约摩擦，并延长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并且这种作用对于契约问题比较大的部门尤甚。此外，企业的出口风险率会随着贸易伙伴关系的延长而逐渐下降。随后，Araujo等（2016）通过采用比利时1995—2008年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观点。这意味着，对出口企业来说，不良的契约制度不仅仅是额外的沉没成本或固定成本，它们还对企业在国外市场上的动态模式具有多方面的影响。

国内学者中，谭智等（2014）利用中国2000—2005年的企业数据从制度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其对企业出口生存的影响。结果发现，目的国制度质量的提升对中国出口企业的生存概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是却不利于中国企业的出口增长。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吴晓怡和邵军（2014）从产品—目的市场的层面实证考察了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持续期的影响。研究发现，扩大金融资产规模、增加信贷供给以及改善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均有利于产品出口持续期的延长。并且，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对外部融资依赖度低的行业的促进作用要大于融资依赖度高的行业，这一结论与中国金融制度具有偏向性息息相关。阳佳余和徐敏（2015）通过构造反映企业融资能力的综合指标，采用多项式选择模型研究了企业的出口模式问题，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金融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融资能力越强的企业其进行持续出口的概率越大，而选择间断性出口的概率越小。因此他们认为，作为经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大国，完善市场体系、提升企业融资效率，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平稳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