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愈演愈烈的大明征服孟加拉战争

但真的要和日本幕府比较的话，还是比较艰难的。

毕竟幕府控制下的日本，依旧是神道教逐渐成为主流、武士成为日本人上人的时候，这个时期的日本幕府的爆兵能力，非常可怕。

以日本只有一千五百万左右人口的人力基础，德川幕府是可以动员三、四十万的兵员的，当然，生死存亡的情况下，动员能力还能增加。

这么庞大的军队规模，对于没有革新军事制度前的大明朝，动员能力和野战兵力在规模上，都是有压倒性优势的。

明朝为了对付丰臣秀吉那一次，第一回是精锐的辽东大军，李如松挂帅大约四万到六万兵马，随后李如松战死，辽东铁骑也在第一次明日朝鲜之战中损失过大，战马饿死过多，只能依靠其他军队来和丰臣秀吉作战，兵力巅峰接近十二万人，但比起日本同期，甚至是处于了劣势。

至于朝鲜，当个笑话就行，想想祖承训被朝鲜坑成什么样就知道了。

而朱由检多次改革后，大明朝的常备兵员也只能和幕府比例上相近，而一旦进入全面动员，明朝这边百抽一丁的情况下，日本依旧比大明在动员率上，高出五分之一。

这个情况有多方面原因，但是小农思想是绝对拖了后腿的，让明朝太过依赖于土地那点农业产值了。

这样的思想，朱由检必须要用重商主义给替换或者说修正掉，那些个农民，当然是被文人们折腾的，这一点朱由检深恶痛疾，决心改变这一现状。

种地也有商人雇佣的佃户的，大明完全不需要小农，土地上耕种，来缴纳赋税给朝廷，这对现在的大明朝来说是属于次级需要。

朱由检要想在未来扩大人力，来接管南洋资源和向中亚进军，必须改变现状，并且扩大军队。

……

马哈巴特•汗这员老将，在崇祯七年的二月就已经带兵赶到了前线，很快，在加尔各答的东北部形成战线，阻挡住了明朝大军的持续入侵。

在王子奥朗则布军队的侧应下，莫卧儿帝国军队，在崇祯七年的八月份，终于获得了一场胜利。

首先是老将马哈巴特汗利用了雨季天气，在贺人龙部、牟文绶部防御松懈的时候，发动了大规模的主动进攻，大概有六千名锡克骑兵、四万人的莫卧儿长矛士兵和百余头战象骑兵，令保持进攻一年多的大明军队付出惨痛代价。

足足四千名明朝士兵战死，两路明军全都损失惨重，先被印度人的锡克骑兵冲击的乱七八糟，又遭遇战象破坏燧发枪火枪兵的阵型，一大堆试图用马刀和长矛的明军陷入混乱的苦战，被战象践踏而死者难以计数！

千户及以上将佐被杀就有六个，下一级别的低级将领就不用说了，明军遭遇战争以来的最大失利。

两路明军败退三十余里，震惊了陈奇瑜。他连忙带领大队明军赶来驰援，与马哈巴特汗的军队打了两阵，靠着俞咨皋带着福建兵，以炮铳阻击，明军且战且退，一直被打退到河流，在郑芝虎的炮舰庇护下，到达卡城才能够重整旗鼓，控制混乱的军队。

这么一打，损失就到六千余众了，这个损失令陈奇瑜无法忍受。

在这之前，陈奇瑜他手中的明军就遭受了疫病，有三千左右的明军受到感染而惨死，又经过了灭亡阿拉干和阿萨姆之后，本就兵力不足八万了，尤其是牟文绶的两万多兵马，镇压了几轮这些地区的作乱，也有数千人的损失，再加上几场战事，手下已经不足一万两千人了。

至于贺人龙，兵力甚至堪堪到三千二百的数量了。

这样一来，这次的惨败也就不那么意外了，面对新赶来的马哈巴特汗军队，他这不过七万人的军队，分布又比较分散，遭到如此集中的突然袭击，惨败是正常的。

陈奇瑜奏疏报告实情，一路传到南京帝都，都已经是崇祯八年的事儿了。

明廷对于此败，却并未有对陈奇瑜有太大的苛责，这主要取决于朱由检的态度，至于说兵部和三法司，是要求惩办陈奇瑜的。

理由就是丧师失地。

这在大明朝的律法中，毫无疑问是足可罢官送监，交由法司惩办的。

兵部的王洽和孙承宗也是老臣了，他们的观点倒是很一致，孙承宗对于战局失利，想要问罪陈奇瑜的说词是这样的：“我朝兵马十万在他陈奇瑜手中遭此大败，在南洋诸国面前损我上国威严，若不治罪，恐怕不足以立威，应当有所惩办。”

不杀他，贬官即可。

这是孙承宗和王洽二人的意思，也代表着兵部在这方面的态度，和其过往行事作风。

兵部看起来并不想对陈奇瑜这样的能臣治罪的太狠，毕竟熊廷弼之事尚未太久，天启帝最后诛杀熊廷弼，就不是孙承宗想要的结果。

而朱由检则是驳回了二人的意见，更是将三法司的奏疏通通压下来留中不发，与孙承宗的答复是这样的。

“陈奇瑜虽败，然其所言不无道理。大军连灭阿拉干、阿萨姆两国，又与他莫卧儿国连胜十几场，士兵疲累不堪，且遭疫病流行，一场大败也在情理之中，不足定陈奇瑜大罪。”

“何况！”

朱由检继续为陈奇瑜开罪，道：“陈奇瑜在云贵，有打败流寇的战略，于南洋有灭两国之手段，威震南洋诸邦，若要再派其他大臣前往更替，谁人可替？”

“若要任选其他能臣接替总督，战事会否耽误？又能否稳住战局？再者又是否能够有手腕来镇住他军中，管着的那些个土邦藩兵？”

“所以，朕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大明在南洋与莫卧儿国的战争，始终是一个朝中大将在统帅全局。”

皇帝与兵部两位尚书意见的不同，也就说明了，即便廷议中，朝臣有定夺，内阁觉得无误，但是结果呢？是廷臣们的判断，再一次与皇帝判断出现了巨大分歧。

皇帝是赦免了陈奇瑜战争的失利，同时也赦免其丢掉了西孟加拉邦土地的罪责，并且命兵部调遣各地役兵八万，南直隶所辖的募兵三万，凑出步卒十万四千众，散勇骑兵六千人，由总兵吴自勉、贺虎臣、张应昌三路，辖制副总兵杜文焕、李卑、马科、左良玉等，向南入缅，归陈奇瑜调遣，继续攻取西孟加拉邦的战事。

另调北方孙传庭麾下大将祖大弼，领辽东骑兵四千人，也南下前往阿拉干，归陈奇瑜调用。

如此大规模的兵力调度，取决于内地流寇的势弱，洪承畴作战得力，皇帝可以调用的兵马有所增加。

洪承畴在陕甘地区的操作还是稳妥为主，已经是连续斩灭诸多流寇领袖，盘踞陕甘的数万流寇已然被荡平，仅仅余下李自成、张献忠两支流寇尚未清除。

对此，朱由检的态度是可以招降二人麾下部将，但是对贼首张献忠、李自成，依旧是要杀，并未松口。

对这样的安排，洪承畴也报告非常适当，毕竟李自成和张献忠的作乱，虽然的确是并非没有缘由，但是他二人都有大罪在身，所杀所掠大明百姓无数，勾连者难以计数，唯有杀之方能最终的解除大明内患，稳定陕西。

期间，洪承畴还得到了几员骁将，在一场战役间，收复了孙可望，封游击将军一职，后在滑县附近结识能者袁时中，很看好他的能力，也是给了个游击职位。

在崇祯六年的八月份时候，洪承畴的一场战役，在陕西一地就剿灭了流寇万人，将流寇的游走空间被大大压缩了。

而朝廷此刻在北方的调派兵员，一定也有不少兵员会来自陕甘、河南、湖北的，这些地方的役兵也有数万，甚至不少人是从从贼的流寇中，挑出来主动当役兵，目的就是为了混口饭吃的。

毕竟现在给朝廷当兵，吃饷比过去天启年可好太多了，当这些个从贼流寇投降后，吃了几天官兵的粮，发现每天粮里都有盐味和油水，就赖着不想走了。

朝廷大军现在的油水足啊，吃饭是不单发干粮的，驻兵的时候吃的都是米面粗粮，管饱的吃。

尤其是行粮，除了发的是干饼之类的实粮，另外发一小袋的冬瓜蜜饯，用油纸包着，其次还有一份称量过的半斤腊肉干。

这样伙食据说还提供快两三年了，由皇帝老子亲自来办，现在的流寇贼子们，对朝廷也就没了脾气，甚至是带些个感恩戴德，对那些给自己运来吃用的商人们，也尤其客气、敬重。

十一万人开始点兵点将的安排，从崇祯七年的十二月中旬开调，一直到崇祯八年的一月底，才终于汇聚到贵州、云南，并在吴自勉、贺虎臣、张应昌三位总兵，以及多名副总兵率领下，向缅甸方向出击。

如此大规模的调度，朝廷需要首先向皇商们沟通，尤其是福建、广东、浙江一带的皇商船只，要大部分接受粮商们的供货，运去阿拉干地区的北部港口。

所有的损失包括你的先前官府立契书的违约金，由皇帝内帑来支付。

当然，对于违约金，地方商人你最好不要和皇帝讨要，对朝廷有需求的长期、短期供货商，也最好不要在皇帝旨意下去后，再向船商们讨要这笔钱。

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会降低你这个皇商在皇帝心中的位置。

当然，还可能面对官员们在地方上的刁难，毕竟离开了皇权庇护，这商人自然而然会被地方官儿们盯上，毕竟地方官目前是最惨的，有捞银子的时候肯定玩命的捞。

这个船只、粮食调令，在调兵的几乎同时，一笔笔的样子从皇帝内帑发出去，朱由检也不准备增发大量纸币出来，这会让通胀失去控制，而是用自己的银子、黄金，熔铸成金银币来结算这笔军费花销。

一次性上千万两价值的银币、百万两的金币，冲入了实物市场，激起的波澜就是让稻米价格从每石一两六钱银子，涨到了一两九钱，甚至是二两多的程度。

但是军队使用的粮食，依旧是按市场一两六钱的价格收购的，最多就是平抑粮价后，多发你一到两钱的银子。

这些粮食被大量通过漕运、内陆的河运、牛马运输等方式，输送到山东和南直隶地区，最后集中到铁路附近，用速度比牛车稍快的蒸汽火车，输送到各个港口，用蒸汽帆船向南洋运输。

到了崇祯八年的二月十三号，三省上报的粮食输出港口，就已经达到了二百八十七万石，并且各地还在调拨的粮食依旧有四百多万石。

这么多粮食的发走各省，各省的粮价有所上涨，但并非是缺粮导致的，因为运力的提升，整体的大明谷物粮食储备量在天灾影响下，也已经逐渐的稳定下来了。

商业贸易一个活跃程度上的优势，加上蒸汽铁路火车，蒙古互市后，大明民间马匹的增加，整个运力的提升，粮食产量的锐减，导致各地储备粮不能应急的情况，副作用正在呈几何倍数的层层递减。

即便是此刻粮价，依旧远高于南方的山西、陕西，粮价也仅仅是到了十两左右一石。

这可是大灾之年，陕甘地区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这个粮价比天启六年的时候还要低一些。

并且因为蒸汽机的诞生和大规模制造并利用，对煤炭的开采和需求，都是难以想象的速度增长着。

又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就业和经济发展，劳动力的价值不再依托于农田，使得北方人也追随上南方脚步，地主或者工厂商人，给雇佣的佃农、工人薪资不得不跟着上涨。

一定程度上让百姓又吃得起粮价高涨后的粮食，最终是缓解了北方土地，不足以供养百姓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