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健脾和胃法的渊源

（一）古代医家对健脾和胃法渊源的认识

1.古代医家对健脾和胃法的认识

（1）先秦两汉时期：

《黄帝内经》中涉及脾胃的内容主要是体现在脾的生理功能、脾胃的关系以及脾胃对机体气机的影响三个方面。第一，在脾的生理功能方面。《素问·经脉别论》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素问·至真要大论》言：“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这些条文指出脾具有主运化水液的功能，这也是“脾虚生湿”“脾运失健，湿痰内生”“脾为生痰之源”“脾虚水肿”的发生机制。《素问·灵兰秘典论》言：“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提出脾脏居于中焦，联系脏腑，沟通上下内外表里，助他脏化生精、气、血、津液，为全身输送营养物质。人体食入水谷首先入胃，经胃“受纳腐熟”，由小肠“泌别清浊”化生为精微与糟粕。此为脾之“运化”作用，此功能主要依赖脾气的推动。《灵枢·营卫生会》将脾胃消化转输水谷精气的作用总结为“中焦如沤”。沤者，沤渍食物使之变化。“沤”字把中焦脾胃消化饮食，吸收精微，蒸化津液，输布营养的全过程蕴含其中。第二，在脾胃的二者关系方面。《素问·太阴阳明论》言：“脾与胃以膜相连耳，而能为之行其津液，何也？岐伯曰：足太阴者，三阴也，其脉贯胃属脾络嗌，故太阴为之行气于三阴。阳明者表也，五脏六腑之海也，亦为之行气于三阳。脏腑各因其经而受气于阳明，故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日以益衰，阴道不利，筋骨肌肉无气以生，故不用焉。”条文提示脾对津液的转输作用是通过“脾气散精”“脾为胃行其津液”的功能实现的，脾胃将所化之津液上输于肺，进一步输布全身。第三，脾胃为气机升降的枢纽。脾胃居于中焦，脾主升，胃主降，二者相辅相成，为气机升降之枢纽。脾升胃降，实际上是概括机体对饮食物的消化、吸收、输布和排泄的全过程，对维持正常气机以及津液代谢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此后张仲景在继承《黄帝内经》学术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既病防变思想及“四季脾旺不受邪”的理论，启迪众学者及后人平素顾护脾胃，使脾胃旺健而不受外邪侵袭。仲景先师指出，在辨治脾胃之疾时要祛邪更要扶正，要辅助脾之升、胃之降。其在《伤寒论》中有诸多临证辨治脾胃之疾的论述，如《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云“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指出“胃家实”为阳明经病和腑病的统称。阳明经病亦称阳明经证，阳明病经证以热证为主，方选白虎汤类以辛凉清热。阳明腑病又称阳明腑证，阳明病腑证以实证为主，方选承气汤类以通腑泄热。又如“脾家虚”，即指脾虚证，系指脾气、脾阳、脾阴不足所出现的各种证候。脾家虚以太阴虚寒为主要病机，治疗以理中汤、四逆汤为主温运脾阳。此外，仲景先师在《金匮要略》中对常见的脾胃内伤杂病，从病因病机、辨证立法、处方用药及预后护理等方面都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如麦门冬汤等。《神农本草经》简称《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是我国早期临床用药经验的第一次系统总结，被誉为中药学经典著作。《神农本草经》不只进行了药物的搜集工作，还有意识地对所收药物进行了分类工作，将365种药物按照上、中、下分为三类，其中记载诸多具有健脾和胃作用的药物，具体可细分为理气健脾类、温脾阳类、滋阴健脾类、利湿或渗湿健脾类、苦寒通降类等。可见，在健脾和胃的用药方面，《神农本草经》做出了重要贡献。

（2）晋唐时期：

《针灸甲乙经》是晋朝医学家皇甫谧所编著的一部针灸学著作，在书中明确了脾胃表里关系。皇甫谧认为：“脾合胃，胃者五谷之腑。……脾胃为合，故足太阴与阳明为表里。……脾主为胃，使之迎粮，视唇舌好恶，以知吉凶。”此外，在脾胃病针灸治疗上，《针灸甲乙经》记载了大量治疗脾胃之疾的穴位，对后世医家在脾胃病的针灸治疗方面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黄帝内经太素》为隋代杨上善撰，在书中杨氏注重“治神养身”“顺养调食”，注重药养与食养结合。《黄帝内经太素》卷二《调食》专篇论述了中医在药物治疗同时，常配合“五果”“五谷”“五畜”“五菜”辅助治疗，以养精益气。这些对后世脾胃养生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体现了中医药食同源的养生特色。《诸病源候论》为我国第一部论述各种疾病病因、病机和证候之专著。此书继《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著作之后，在病因方面使中医病因学说趋于系统、全面，书中丰富了脾脏生理功能理论，延续了脾胃为水谷之海的认识，并充实了脾脏相关疾病的证候与症状，诸如黄疸、水肿、霍乱、痈疽、寄生虫等。此外，书中还指出“脾胃温和，则能消化”，即脾胃不可寒、不可热，以温为度，这一观点对后世治疗脾病用药特点产生了一定影响。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是综合性临床医著，被誉为中国最早临床百科全书。孙思邈注重“温食”以养生，他在“春夏取冷太过”病因观基础上，提出生冷之物多寒多湿，取之太过，则会伤及脾阳，湿阻中焦。《千金翼方·养性》中指出“老人于四时之中，常宜温食，不得轻之”。又云：“如其下痢，宜与姜、韭温热之菜。”说明孙思邈不仅主张“温食”的预防保健作用，还注重其治疗作用，体现了孙思邈顾护脾胃的学术思想与整体养生观。此外他还提出“五脏不足，求于胃”，认为调理脾胃是治疗五脏不足的根本，调治脾胃恢复脾健胃和可使“气得上下，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治”，充实和完善了脾胃学说的内容。

（3）宋金元时期：

《太平圣惠方》为北宋官方大型方书类著作，该书在前人治疗脾胃基础之上，对脾胃病证有所创新，并创制治疗脾胃疾病的相关药方，直至今日依然具有较大临床应用价值。书中从脾失于运化的病机、病证方面进行阐述，并首创以“多涎”单独作为病证的论治，根据“中焦壅疏，痰饮积聚，伏留脾间，故令多涎”之病机，对风湿伤脾证而夹热者，用健脾祛风除湿兼以清热，方以旋覆花散。同时对于中风的病因病机也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认为其“因脾胃虚弱，血气偏虚，风邪所侵”，定位在脾胃，法以温中健脾、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方用附子散。《医学启源》为近代张元素所撰，张元素精研《黄帝内经》，深得其要旨，在《医学启源》中对脾胃生理功能以及脾胃在脏腑中所处重要地位作了阐述，认为“脾土为万物之母，胃为人之根本”，形成了中医脏腑辨证中以“脾”为核心的完整而系统的理法方药学术体系。在脾胃病辨证方面，张元素主张以寒热、虚实为纲，至今仍然对于脾胃病证治有着重要的提示和指导意义；并且在诊治脾胃病之时形成了基于中医脏腑辨证体系的“脾胃分论”用药原则，即治脾宜守、宜补、宜升，治胃宣和、宜攻、宜降，为后世中医临证调治脾胃病证提供参考和指导。《仁斋直指方论》为宋代医家杨士瀛编撰而成。书中充分体现了杨士瀛重视调气血、安五脏的学术思想，其强调“人以气为主，一息不运则机缄穷，一毫不续则穹壤判……血脉之所以流行者，亦气也”；在五脏之中，十分注重中焦脾胃，调气主张“不可无温中之剂”，常用和剂七气汤、沉香降气汤、和剂流气饮、枳壳散、大沉香丸等。此外杨氏亦十分重视脾肾同调，常用二神丸或不换金正气散合安肾丸。《儒门事亲》是金代张从正编撰的中医著作。张氏秉承刘完素论脾胃之理，但其重点论述了湿乃脾胃疾病的基本病机，并且注重脏腑辨证，其最主要学术特色是对于汗、吐、下三法的运用有着独到见解，形成以攻邪治病的独特风格，提倡“以通为用”，善用“发汗祛湿”及“导滞泄下”的治法。其在脾胃证治上，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则提倡攻邪以复胃气；二则注重调养脾胃，时时注意以食养方法恢复胃气，注重通过饮食调补脾胃。《脾胃论》是李东垣创立脾胃学说的代表著作，卷上为基础部分，引用大量《黄帝内经》原文以阐述其脾胃论主要观点和治疗方药；卷中阐述脾胃病具体论治；卷下详述脾胃病与天地阴阳、升降浮沉的密切关系。李氏承袭易水张元素脏腑辨证之学，对其脾胃学说尤崇，发挥脾胃内伤的病因病机，其脾胃内伤学说以“脾胃同论”为特征。在对脾胃的认识方面，李氏强调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为元气之本，并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在临证辨治脾胃之疾时重在“健脾”以恢复脾主升、主运化之职；“和胃”以恢复胃主降、以和为顺之能。李氏在辨治用药时主张益气泻火、升清降浊，以辛甘温升阳益胃为主剂，避开苦寒伤脾胃之品，倡导“补脾胃”“泄阴火”“升发脾阳”“甘温除热”等治法。其“甘温除热”理论和所创的补中益气汤等方剂开辟了内伤发热辨治之蹊径，为后世医家所效法。再如元代著名医学家朱震亨（丹溪）师承刘完素再传弟子罗知悌，旁通李杲、张从正。朱丹溪将其重要学术观点“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用于脾胃病的治则与组方用药中，养胃气、益阴精，补阴以配阳，强调脾胃在阴气生成中的重要作用。在其辨治“痰病”时提出“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也”，又指出“大凡治痰，用利药过多，致脾气虚，则痰易生而多”。此外，朱丹溪辨治“郁证”时，仍重在中焦脾胃，提出“凡郁皆在中焦”，创制了辨治六郁的代表方剂越鞠丸、保和丸等。在养生保健方面，他也主张“脾得温则易化而食味进”，并提出“补肾不如补脾”的学术观点，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方书《济生方》为南宋严用和所撰，在对于脾胃的论述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脾主运化与冲和失常；中州为本，顾护脾胃；补脾不若补肾。在脾胃病的论治方面，如上述所提，十分重视脾肾双补、脾肾同调，认为补脾不若补肾，肾气若壮，丹田之火上蒸脾土，脾土温和，中焦自治。此外严氏重视脏腑之间在生理、病理上的关系，注重整体观念；在用药方面力倡温补，温补脾肾之阳多用干姜、鹿茸、肉苁蓉、附子之类，开辟了温补脾肾方药之先河。

（4）明清时期：

《本草纲目》为明代李时珍所著，书中系统论述了药物知识。在脾胃论述方面，李时珍在李东垣学术思想基础上，提出“脾乃元气之母”，突出强调脾为后天之本的地位，充实和发展了“脾土”的概念，重视脾胃功能在养生中的作用，至今仍有着重要临床意义。此外他重视气机升降，重视脾胃对气机的影响，为后世治疗脾系疾患拓宽了思路。《景岳全书》为明代张介宾所著。张氏为温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强调命门的重要性，主张补益真阴真阳；在临床辨治疾病之时，其十分重视胃气，常把“保胃气”作为重要的治疗原则。此外，还提出痰之所生，以脾土虚；泄泻之本，皆在脾；积聚之病，专培脾胃等观点，在立法遣药方面，十分注重温运之法。《外感温热篇》和《临证指南医案》皆为清代叶桂所著。从叶氏医案所载脾胃病的论治可见其深受仲景和东垣之影响，在学术上他重视脾胃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更十分重视脾胃病证的辨治。叶氏对“上下变损”之证强调“当治其中”。由此足以看出叶氏对脾胃病证的重视程度。此外，叶氏更详细地阐述了“脾胃分治”之理，认为“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强调脾升胃降。在降胃和胃的辨治之时强调胃阴的作用，指出“所谓胃宜降则和者，非用辛开苦降，亦非苦寒下夺以损胃气，不过甘平或甘凉濡润以养胃阴，则津液来复，使之通降而已矣”。其创立的养胃生津之益胃汤一直沿用至今。《温病条辨》为清代吴瑭（字鞠通）所著，其创立的三焦辨证与仲景的六经辨证、叶桂的卫气营血辨证可谓互为羽翼。在其论治脾胃病之时，吴氏将重视脾胃贯穿温病治疗始末，详细分析了“可下”与“不可下”的用方规律；在治疗脾胃之疾时注重“寒热调和”，以平为期。此外，吴鞠通还注重燥脾湿，运中阳；健脾气，疏中焦；理脾气，治如衡等理论。《医林改错》为清代王清任所著。王清任论脾胃病证之时强调“瘀血”及其病理产物也是重要的致病因素之一，并围绕“瘀”的概念展开对脾胃病的辨治，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血证论》为清代唐宗海所著，其专门辨别各种血证，其中对脾胃系疾病如吐血、呕血、便血、便秘、泄泻、痞满、腹痛等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同时其指出治气血究于脾，此外其十分重视脾阴概念，详细论述脾阴内涵，提出治中焦、滋脾阴相关治法，为后世基于“脾阴”论治脾胃病提供理论基础。

2.古代医家辨治风湿病健脾和胃法的运用

早在《黄帝内经》就有关于痹证病因的论述，如“血气皆少……感于寒湿，则善痹骨痛”“血气皆少，……善痿厥足痹”。气血是由脾胃化生的水谷精微中最富有营养的部分所生，若脾胃亏虚，水谷精微不得运化、布散，则气血生化不足，不能灌注血脉，筋骨失养，不荣则痛，而成痹证。此外，在《素问·太阴阳明论》提出“四肢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脉肌肉皆无气以生”。这些都说明脾与风湿病的发病关系密切。而张仲景在《黄帝内经》等多部医学经典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丰富了痹证的五脏一体观，并在《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言“味酸则伤筋……咸则伤骨”，提出五味与风湿病的关系，进一步提示饮食在风湿病发病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南宋医家严用和所撰《济生方》中言：“皆因体虚，腠理空疏，受风寒湿气而成痹也”。说明正虚贯穿于痹证的整个发生、发展过程中，是痹证发生的基本条件，也是痹证转归的关键因素。“补土派”代表人物李东垣，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著名论点，并创立了脾胃学说，在风湿病诊治中，李氏十分注重脾胃，提出益气健脾、升阳泻火以除痹的理论，并根据《黄帝内经》中“少火生气，壮火食气”的论述，提出“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的观点。其在《脾胃论》中提到以调中益气汤治疗“四肢满闷，肢节烦疼，难以屈伸，身体沉重”的虚痹症状，使脾胃恢复正常功能，则虚痹可除。明代方隅编写的综合性医书《医林绳墨》指出：“大率痹由气血虚弱，营卫不能和通，致令三气乘于腠理之间。”阐释痹病发生与气血、营卫的关系。明代李梴在《医学入门·痹风》曰：“痹属风寒湿三气侵入而成，然外邪非气血虚则不入。”说明脾胃虚弱，正气不足，腠理不固，易感外邪，风、寒、湿三气乘虚而入，正虚无以抵邪，进一步发为痹证，可见其认为脾胃虚弱是痹证发病之本。《景岳全书》是张景岳温补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张景岳毕生治病经验的总结。张景岳为《灵枢·论疾诊尺》中“尺肤涩者，风痹也”作注曰：“尺肤涩者血少，血不能营，故为风痹。”认为营血虚少是感受风邪发为风痹的基础，而营血与脾胃的关系密切。清代林佩琴撰《类证治裁·痹症》，云“诸痹……良由营卫先虚，腠理不密，风湿寒乘虚内袭”“总以补助真元，宣通脉络，使气血流畅，则痹自已”，指出治痹善补正气，而补正气则主要指补益中焦脾胃而言。清代另一位著名医家叶天士在辨治痹证时，重视脾胃，培补中焦，认为痹证多病久入络，并善用虫药以通为用。

总之，古代医家充分认识到健脾和胃法的重要意义，并且在风湿病诊治过程中，亦十分重视脾胃。

（二）近代医家对健脾和胃法的认识

近代医家也强调了健脾和胃在风湿病诊治中重要地位，并将健脾和胃法作为辨治风湿病的重要治疗法则。

吴生元教授认为，中医风湿病发病多由湿邪为因，且贯穿痹病始终，这是由于湿邪性质及其致病特点所致。湿为阴邪，易损伤阳气，阻遏气机，且其性重浊、黏滞，湿邪阻滞经络关节，阳气不得布达，则可见肌肤不仁、关节疼痛重着等；且因其湿而不易速愈，或反复发作，故祛湿在痹病辨治中占有重要地位。湿邪既去，则风无所留，寒无所依，热无所引。治湿时应该根据标实与本虚，分明“湿盛”和“脾虚”主次，权衡轻重，灵活运用。若是以湿盛为主者，应施以除湿之法，疾病急重期之时，邪气较盛，易于化热，多选用清热利湿，并稍佐芳香化湿之药，但不能妄加补虚之品以助热邪，亦不能过用寒凉之品清热以助湿邪；若以脾虚为主者，临床当以健脾与祛湿之药同用，运用苦温健脾燥湿之剂；病之后期，湿盛则阳微，湿从寒化，从而伤及脾阳，这是湿邪致病的发展趋势，当用温热药助阳以燥湿，临床多选用温运脾阳的药物，既可达扶正之功，又可使风寒之邪自除。此外吴生元教授强调治疗痹病，治湿用药应以轻疏灵动为贵，以求中病即止，使湿邪得以透达，脾运得以健旺，气血流通，寒热化解，痹阻之症自然可除。

李振华教授擅长治疗脾胃疾病以及痹证。他总结了脾胃的生理、病理特点和药物性味、归经相互结合的临床用药大法，并依据《黄帝内经》中“脾胃为仓廪之官”“脾胃为后天之本”和李东垣“善治病者，唯在调理脾胃”等中医理论，结合自身多年临床经验，潜心研究脾胃病的预防和治疗原则，并提出一系列的脾胃病学术思想和临床观点，如“脾本虚证无实证”。在诊治风湿病之时，李振华教授注重健脾和胃的运用：①痹病之肢体关节肿胀多为湿邪所致，湿邪聚积与脾虚水湿不化有关，治疗时应注重健脾和胃药物的应用；②痹病治疗应不忘虚实，扶正与祛邪要有机结合；③要灵活运用温经散寒之品；④久痹伤正，正气必虚，应随证施用补益气血、滋养肝肾之药，使正气逐渐恢复，方可使病有转机。在强直性脊柱炎（大偻）的辨治中，李振华教授认为脾虚与强直性脊柱炎的发病密不可分：一则脾虚致营卫不和，外邪侵袭而致病，脾虚运化失常，气血生化不足，进而影响营阴在脉内的正常运行。二则脾虚致痰湿内聚，为生痰之源。只有脾胃的功能正常，才能输布所运化的水谷精微与津液，中土得化，水谷之精升降有序，气血不得以凝滞，避免湿聚成痰以及痰邪进一步凝聚成浊形成有形之实邪，周身肌肉关节得以濡养，百病勿生。三则脾虚致气血、阴阳失调。脾脏虚弱则气血生化不足，则表卫不固、腠理疏松，外邪侵袭，或留着于肌表，或阻滞经络，或聚于肢体关节，而形成痹病。四则脾虚日久牵及先天。脾虚日久，气血生化乏源，营卫失和，人之藩篱不固，骨髓失充，骨质不坚，最终致使脾肾两虚之证。李振华教授系统总结和分析了脾虚在强直性脊柱炎的病和治疗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具有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

路志正教授认为痹病的发生发展较为复杂，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先天禀赋不足是重要内因，但后天调养、脾胃功能的强弱在痹病的发生发展、传变预后中起重要作用。在临证中，路志正教授强调应重视脾胃作为人体后天之本的重要地位，认为“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脾为后天之本”。另外依据“脾主肌肉四肢”理论，认为脾为气血生化之源，只有脾胃强健，气血充盈，则筋脉关节得以濡润，四肢肌肉有所禀受。路志正教授在类风湿关节炎（尪痹）的诊治过程中，认为治疗时不应一味投以峻猛之药以攻邪，而应顾护脾胃之气，注重气血恢复；若一味猛攻，虽暂祛病邪，然正气亦伤，起居稍有不慎，极易复感，令病情反复，不利疾病恢复，因此恢复脾胃气血功能是治疗尪痹的关键。此外路志正教授强调饮食调护的重要性，从人的膳食结构、生活条件、生活习惯等变化入手，研究现代各种常见病的发病机理，认为饮食失调，损伤脾胃，是各种疾病发病的关键因素。在治疗之时，路老采张仲景、李东垣、叶天士等各家之长，调理脾胃重在升降相宜而顾其润燥，升脾阳、降胃气，使得脾胃健运，胃气来复，诸病自除。

颜德馨教授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非常重视脾胃的作用，认为脾胃是水谷之海，在人体气血津液传输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临证诊治中，注重脾升胃降，善调脾胃气机。颜德馨教授认为脾胃是升降运动的枢纽，在人体内的作用犹如天地自然的交泰，并依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䐜胀”的论述，认为脾胃功能失常之时，则脾气不能升，胃气不能降，脾胃运化功能失调，清气不得升发宣散，浊气不得凝敛下降，故治脾推崇李东垣“升阳”之学，常用甘温之法以复脾气之健运，治胃推崇叶天士的“宜凉、宜润、宜降、宜通”胃阴之说，常用甘寒或酸甘之法以待胃津来复，从而恢复脾胃的升降功能。另外颜德馨教授善治湿邪为患之疾，善用苍、白二术之枳术丸，依据《黄帝内经》“诸湿肿满，皆属于脾”的理论，强调脾胃功能贵在健运，同用苍、白二术燥湿健脾，使湿去脾自健，脾健湿自化，常可收到较好的临床效果。颜德馨教授的学术经验在风湿病诊治中亦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一方面，风湿病多出现气机不畅而引起的诸种病证；另一方面，湿邪作为风湿病主要致病因素，健脾祛湿、利节化浊也是治疗风湿病的重要治法之一。

焦树德教授在诊治风湿病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是在类风湿关节炎以及强直性脊柱炎的诊治中独具特色，并经过系统、详尽的文献整理、学习和总结之后，确立了类风湿关节炎的中医病名——尪痹，以及强直性脊柱炎的中医病名——大偻。尪痹和大偻的病名沿用至今，获得了众多医家的广泛认可。在尪痹的诊治中，焦树德教授认为肾虚是尪痹发生的根本病因病机，因先天禀赋不足，或后天失养、房劳过度、劳累过极、产后失血、月经过多等而致肾虚，并围绕肾虚创立了补肾祛寒治尪汤、补肾清热治尪汤等有效方剂。这些方剂虽都以补肾为本，但在具体用药中我们可以看到焦树德教授时刻注重顾护脾胃，在处方中常加入补骨脂、薏苡仁等具有补肾、健脾、祛湿功效的药物。在辨治大偻时创立的方剂，如补肾强督治偻汤、补肾强督清化汤、补肾强督利节汤和补肾强督调肝汤等中亦是如此。针对脾胃病的辨治，焦树德教授创立了辨治胃脘痛经验方——三合汤及四合汤，“痛在心口窝，三合共四合”。三合汤由良附丸、百合汤、丹参饮三方组合而成，主治肝郁气滞、胃部寒凝所致的胃脘疼痛。如果兼有胃脘刺痛、痛处固定、唇舌色黯或有瘀斑等瘀血证候者，三合汤再加失笑散（蒲黄、五灵脂），取名“四合汤”。这些在风湿病患者出现胃脘疼痛之时也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