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他山之石的魅力

海外汉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汉学成果也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累累硕果中的一部分。国外学者写作时面向的读者主要是同行学者或对中国文学文化感兴趣的学者，这一点与中国学者有所不同。同时，基于自身不同的教育背景和学术经历，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并不总是相同的，从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观点和视野。将海外汉学成果向中国学术界引介，能够进一步推动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和相互借鉴。我们可以从海外的研究中汲取优点——特别是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并且选择适用于中国文学研究的部分加以运用，努力将中国文学研究融入世界文学研究的范畴中。

概而言之，汉学研究常指对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政治、经济、法律等文化方面的研究。本书所提到的海外汉学研究主要指英语世界的汉学研究，相关学者主要分布在北美、欧洲。这些汉学家虽然以英文写作，但是他们的学术背景、学术训练、学者身份等方面却是多元的。以美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为例，这些汉学家主要是美国本土的学者，也有在中国或其他亚洲国家受过高等教育而后留学美国、继而留美发展的学者，还有从欧洲或世界其他地方赴美执教的学者。学者们的多元文化背景对于美国汉学的发展大有裨益。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海外汉学研究同时具有两种特点：一种是借鉴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另一种是秉承中国的文本细读传统，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上述特点的形成源于多种因素：

首先是基于学术交流的需要。海外汉学家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不同，后者常隶属于大学中的中国语言文学系或者文学院。而海外汉学家则集中在东亚系，如普林斯顿大学、多伦多大学；或东亚语言与文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或者更广阔的亚洲研究系、东方学系，如美国西北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在诸多以教学为主的大学中，负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可能只有一位教师，一般隶属于世界文学系或者人文学院。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根据其学术背景而在不同的人文学系工作，如历史系、哲学系、宗教系、艺术史系等。从海外学者任职单位的分布可以看出，他们需要与中国研究的其他学者或亚洲研究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如此方能使他们的学术研究更国际化，更具跨学科视野。

其次是基于教学的需要。除了少数华裔或国际学生聚集的大学之外，大多数高校里，在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生中占主体的仍是当地学生，他们常常是跨专业选修中国古代文学的相关课程。如何更好地将跨越千年的中国古老文化传递给非母语学生，是汉学者们面临的一大挑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者应首要考虑学生的接受特点和程度，并借助他们已熟悉的西方理论进行教学，从而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再次，从较实际的角度来看，海外汉学家为了个人的职业和学术需求，也需要运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欧美国家的大学普遍采用长聘制度（tenure track）。在最终的教职评审过程中，在系一级有可能遇到中国研究专家审核，而到了学院、学校层面的内审以及专家外审的环节，则可能遇到一些对中国古代文学不甚了解的学者。对此，便需要运用对方更能理解的语言和逻辑来介绍、探讨中国古代文学。这并非投其所好，而是要让评审者充分理解自己的研究内容及其重要性。除了职业需求，学术发表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西方许多发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期刊经常刊载跨学科、跨国别的研究，因此运用西方理论无疑会拉近作者与评审者之间的距离。虽然期刊编辑会尽量找寻相应领域的专家评审论文，但是囿于各种因素，外审专家不见得都对所审阅论文的研究领域有针对性的、较深入的了解。这些因素都会促使海外学者倾向于将西方理论应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

此外，随着海外汉学与国内古代文学研究交流机会的增加，海外汉学家也会参考、借鉴优秀的中文研究成果。因古代文学研究的中心仍然在中国，海外汉学家经常基于中国学者已有的文献整理和文学研究成果进行研究。中国学者对古代文学的深入解读为海外汉学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与参考依据。通过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文学得以在世界文学舞台上展示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在目前的学术市场上，海外汉学研究的书籍日渐增多，其中译著较多。例如，商务印书馆和江苏人民出版社都出版了海外汉学译著书系。另外，从宏观上进行梳理，海外汉学史的专著数量也相当可观。例如，刘正《海外汉学研究》是从汉语语言学的角度梳理海外汉学发展史；何寅、许光华《国外汉学史》探讨了海外汉学从传教士汉学发展到专业汉学的各个阶段，并总括开展海外汉学研究的主要国家的情况。[1]从微观上将海外汉学与中国古代文学进行结合研究的专著也有很多，它们集中探讨了英语学术界对中国经典作品、作家的研究。例如《英语世界的〈易经〉研究》《英语世界的陶渊明研究》《美国汉学界的苏轼研究》《英语世界的〈水浒传〉研究》《英语世界中的〈金瓶梅〉研究》等。[2]除了围绕特定作品、作家的研究，还有依据文学体裁、题材探讨海外汉学的专题研究，例如《英语世界唐宋词研究》《美国的明清小说研究》《英语世界清小说研究》《中国古代女诗人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研究》等。[3]总之，目前海外汉学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都进行了相当丰富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异域回声——晚近海外汉学之文史互动研究》是在前贤著作的基础上研究所成，但是与当下海外汉学研究的关注点不同，并非对宏观的汉学发展史或者微观的某一作家、作品的研究加以述评，而是聚焦于一种特定的文学现象，即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文史互动。如前所述，本书提到的“海外汉学”主要指英语世界中的汉学研究，以欧美汉学为主。具体来说，本书考查的是用英文发表的专著、编著及论文，偶尔也会提及书评类作品，但因其不属于原创性成果，所以不作为本书关注的重点。总之，本书的研究以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文史互动现象为核心，结合晚近西方汉学的发展情况，阐述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文学重要作家或作品的最新研究方法和视角，以期促进古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的广泛传播。

本书所探讨的主要是20世纪后半期和21世纪逾20年内的海外学术研究成果，通过叙述、评论、展望、翻译等多种方式引入海外汉学研究成果，推进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因此，与以往海外汉学侧重20世纪研究的情况不同，本书侧重点是新世纪以来的研究方法、材料与视角。

首先，本书关注到目前尚未引入国内的海外汉学研究主题。例如，海外已开展的对于古代咏史诗、怀古诗的研究，虽然总体成果不多，但是颇有特色，突出了对历史的诗学解读，而学界目前对此尚未有较多的研究方法。本书的第一章就探讨了四位海外汉学家涉及研究咏史怀古诗的论著，旨在诠释他们进行咏史怀古诗研究的方法、特点以及可资借鉴之处，以期进一步促进对该类诗歌的研究。

其次，本书所运用的大量英文原始材料，包括西方学者的专著和长篇论文，其中大部分尚未被翻译成中文，也还未被中国学者注意或者深入研究过。因此，本书引用的论据大多是笔者依据英语原文，择其要点加以分析、意译而成，在材料方面具有“新”的特点。例如，目前中国学者对海外《三国演义》的研究主要从英语翻译史的角度切入，研究英译的特点、翻译策略、方法、优缺点等方面，同时侧重20世纪《三国演义》在美国的研究。然而，近20年有关该书的成果总结、评述较少，有待进一步发掘、论述。本书第二章通过讨论晚近海外《三国演义》的本体和周边研究状况，以期促进海内外学者对于该小说的交流，提升其总体研究水平。

再次，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视角与方法揭示出作品另一番可能的面貌，这无不对我们进一步解读诗歌作品带来启示。例如，陶渊明研究是国内古代文学研究的显学。目前已有关于20世纪海外陶渊明研究的专著和博士论文，但是除了中译本的专著和论文以外，海外晚近20年还有一大批优秀的著作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些专著与论文大都将陶渊明置于学术史视域内进行探讨，值得我们进一步了解。其中如美国学者倪肃珊（Susan E. Nelson）发表了一系列从艺术史角度来研究陶渊明的论文，呈现出新的研究视角和方向，也是艺术史与文学研究结合的典范。除了新方法的运用以外，一些被逐渐淡忘的研究方法也得到了西方学者的重新重视。例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研究注意到了晚唐怀古诗常采用一些特定的韵脚，尤其倾向于押尤韵和东韵。由此，他从怀古诗用韵的角度来揭示晚唐此类诗歌题材的繁荣以及同题作品的局限。这些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最后，西方学者结合自身的文化背景去深入研究古代文化的论著，也是值得注意的。在异域文化的视野下考察中国文化的特点，无疑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例如，英国学者Jeremy Tanner通过对比荆轲刺秦与欧洲古典文化特别是古希腊文化，揭示了古代挑战君主行为的特点，呈现出刺客文化在异域的独特面貌。

中国文化中的文史互相影响，呈现出互参、互渗、互释等多种文史互动的文化现象。海外汉学家从不同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研究。在新历史主义的大潮下，学者对文史关系的理解和阐释，彰显出他们对“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辩证解读。文本是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与语境中书写而成的，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影响着文本的内容写作与情感表达。基于史家秉笔直书的写作传统，历史的书写虽然力求客观，然而历史叙述的发生、发展与结局都难免受到写作者主观因素的影响，因而它像文本一样，都受作者（包括史家）主观能动性制约，是经作者处理与整合过的产物，所以也无法达到完全的客观。

本书基于海外学者对文学和历史关系的认知视角，聚焦咏史诗、怀古诗等文学题材，《诗经》《世说新语》《三国演义》等作品，陶渊明、李清照等作家诸方面，探讨中国文化中文史互动的特点。本书提到的“文”主要指古代文学，“史”的定义则比较宽泛，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也包括学术史、艺术史、文化史等方面。具体来说，本书五个章节的内容依次如下：历史的诗学解读、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历史在文艺作品中的呈现、学术史视域中的作家作品研究、文化记忆与接受史视角下的文学研究。每章的体例大致如下：首先，介绍关于所选取作家或者作品在国内外的接受情况；其次，引介和探讨海外汉学家晚近发表的著作和长篇论文，包括其中的核心观点、优势与不足、可供借鉴的理论方法以及研究视角；最后，结合目前中国学界对相关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分析未来学术增长点和可进一步探索之处。

第一章围绕历史的诗学解读展开论述，聚焦诗歌文本的历史语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题材是咏史诗、怀古诗。宇文所安是海外诗歌研究最为知名的专家之一，其著作中也常涉及这两类题材。《诗歌用韵、互文解读与人文意象：宇文所安的研究》将咏史怀古诗放置在其生成的语境中考察其发展过程及艺术特点。他的一些研究视角与方法值得借鉴，如从怀古诗用韵、互文性方法、文本细读与诗歌修辞、文本流传、场景缺失之意义与自然人世之对比以及主题、意象等方面进行研究。除了宇文所安的研究之外，其他汉学家也在研究中涉及探讨历史在诗歌中的呈现。对此，《文本细读、文献阐释与文化通观：傅汉思、高德耀、米欧敏的研究》叙述和评论了三位海外汉学家的咏史怀古诗论著，重点分析了他们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这些汉学家将咏史怀古诗置于文学新批评、古代汉语、史志和考古等不同的语境中加以探讨。傅汉思以新批评理论为依据，以文本细读为核心手段，研究咏史怀古诗的创作灵感来源与写作动因，并探讨同主题诗歌的创作，以及历史想象在咏史怀古诗中的作用。高德耀则注重探讨由诗歌文本的简约性、模糊性而带来的文本阐释的多样性。虽然对于某首诗歌可能存在数种不同的解读，但是在具体的社会和文学环境中，哪一种解读更接近诗歌创作时的真实情况，对诗歌的政治解读是否适用于咏史怀古诗，这些都是高德耀所讨论的内容。米欧敏从文化研究的层面切入，通过考古、出土文献、地理、方志等视角来解读咏史怀古诗，探讨了怀古之地的传说和故事的变迁，以及怀古诗歌如何成为历史记忆的有机组成部分。最后，本章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咏史怀古诗研究的未来学术增长点，以期将海外咏史怀古诗研究的启示应用于未来的研究之中。

接续第一章对诗歌文本中历史的探讨，第二章则讨论叙事文学中的历史元素，以海外《三国演义》研究为代表，重点关注小说中的历史呈现。海外关于该小说的研究，根据关注点的不同，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即小说文本的本体研究与周边文化研究。在本体研究中，海外学者将小说置于其他文学体裁、文化经典与哲学语境中进行考察。《文学、翻译、哲学视域中的〈三国演义〉本体研究》以四位学者的研究为中心：田晓菲的研究侧重三国主题诗歌与《三国演义》小说之间跨文体的互文性关系；罗慕士（Moss Roberts）则从宏观着眼，将《三国演义》置于中国文化经典中进行考察，同时探讨小说的文学性和历史性、英语节译等问题；葛良彦和辛兆坤从哲学的角度出发，结合《孟子》与朱熹的道学观点来探讨《三国演义》的写作目的、意义与人物形象塑造。这些海外研究都将《三国演义》置于中国文化的深度和广度中加以诠释和理解。

除了关注《三国演义》小说本体的研究以外，海外学者还在通俗文化的语境内对其进行理解，且通俗文化也不限于中国文化，还包括东亚汉文化圈内的日本和朝鲜半岛文化。《戏剧、小说、数字媒体改编：〈三国演义〉周边文化译评》的研究对象包括日本的净琉璃、动漫，中国的耽美同人以及影视剧创作，朝鲜半岛的小说改编、读者群转变以及传播策略。研究方法也不限于传统的文学研究，还采用了文化学、传播学、社会学与人种志等跨学科方法。随着这些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海外对《三国演义》的研究还可以再进一步思考小说文本与其他国家通俗文化结合后所呈现的形式与特点，小说文本与当地文学、文化发展之间的联系，小说的诸多外译本之间的关联，以及海外教学中《三国演义》的讲授方法等问题。

前两章着重讨论文学作品中的历史，第三章则研究历史事件在文学和文艺作品中的呈现及其特点。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仅在正史中有所记载，在文学、艺术等方面也影响深远。海外汉学家在关注到这些对中国历史进程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后，不免对其进行翻译与介绍，同时与自己文化中的相似事件进行类比，这就涉及翻译与跨文化对比的话题。历史事件被置于文化背景以及跨文化语境中考察。《追忆失败的刺客：中日文史作品中的荆轲刺秦》探讨了历史事件在文学作品中流传的特点。荆轲刺秦这一事件不仅在中国古代诗歌、小说中有所体现，而且传播到日本，对日本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重大历史事件在翻译及其副文本语境、中日文学语境中有了新的解读，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与意义。本部分的另外一篇文章《历史的回声：荆轲刺秦之英译、艺术再现与跨文化研究》上承前文，继续以荆轲刺秦这一历史事件为研究对象，考察历史典籍的翻译及其副文本如何诠释原典。另外，该事件不仅在文学、翻译领域得到反映，也呈现在艺术史中，主要可见于汉代的荆轲刺秦画像石和画像砖上。这些艺术作品存在于地上的宗庙、祠堂中，也存在于地下的棺椁墓葬中。其中相当一部分保存完好，值得研究。另外，海外汉学家还将欧洲古典文化中的刺杀事件与中国的荆轲刺秦进行对比，在跨文化的语境中探寻荆轲刺秦的特点。

第一到第三章讨论了文学和历史的互动，然而“文史互动”的“史”不仅指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还指宽泛意义上的学术史。第四章的三篇论文以陶渊明的个案研究为中心，将陶渊明及其作品置于学术史的语境中，发掘陶渊明研究的新视角。本章探讨海外汉学家如何深入文学史书写进而挑战学界的既有结论或传统说法。戴维斯（A. R. Davis）翻译的《陶渊明集》是陶渊明作品英译的典范之一。《学术批评与问题意识：戴维斯〈陶渊明集〉英译副文本研究》一文正是于学术史语境中探析陶渊明作品，质疑当时既有的结论和思考方式，通过发掘英译副文本所蕴含的学术批评和问题意识来考察戴维斯英译本在陶渊明研究中的价值与意义。虽然戴维斯对陶渊明研究的评论有时有较重的主观色彩，但是他的译本及副文本重新思考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包括对于文学作品的政治解读、传记的可靠性、文学作品的系年问题、杂传对于诗歌写作的影响、陶渊明诗歌中的历史人物考证。时至今日，他的一些观点和视角仍然值得我们借鉴与研究。《异域的反思与开拓：英语学界的陶渊明研究（2000—2015年）》评述了欧美陶渊明研究的近况，体现出晚近海外汉学家对于陶渊明及其作品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观点。他们或者采用新方法，如以手抄本文化切入；或者在哲学与文学的交流中考察陶渊明及其作品；或者对陶渊明的淳真、自然、天然这些既定结论进行反思，通过探索其诗歌的生成机制来进一步理解陶渊明作品的内容；或者开拓陶渊明研究的新领域，如从绘画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陶渊明的后世形塑和接受。这些对陶渊明及其作品既有结论的重新思考，以及对陶渊明传统形象和“标签”的重新认知，无不启发学界从学术史的角度进一步深入地考察陶渊明。这些成果体现了欧美陶渊明研究的最新进展。除了英语世界的汉学家以外，日本汉学家也勤勉地接续着日本学者传统文本细读的优势，对陶渊明及其作品进行研读，其中最为突出的研究成果是陶渊明对中国和日本后世作家、作品的影响。本部分的第三篇《文本细读的传承与创新：日本学界的陶渊明接受研究（2010—2019年）》归纳、总结与评析了陶渊明对日本和中国作家的影响。晚近10年，日本学者发表的专著和论文对陶渊明接受进行了细致扎实的研究，主要探讨了陶渊明对中国宋代以前作家和日本近现代文人的影响，成果丰富。其中既有从微观方面的探讨，如语词、意象、修辞的影响，也有从风格、主题、文学表现手法等宏观方面的考察，呈现出多元的研究角度。日本学界对陶渊明影响的讨论有助于推进和拓展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每个时期的不同语境、不同历史和文化思潮都对陶渊明作品的接受产生了重要影响，再加上日本文人的特点，使得日本汉学家在对陶渊明作品的文本细读方面显示出其传统的底蕴和实力。总结而言，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欧美学者侧重研究方法的拓新，而日本学者则侧重其传统的文本细读方法。

学术史的考察可以给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解读带来新的视角和方法，除此之外，将文学作品置于历时语境中也是当下海外汉学家常用的思考方式，他们通过文化记忆或者接受史这样的历时研究方法来考察中国古代文学家及其作品。第五章便通过三篇对谈来探讨文本与历时语境，侧重从文化记忆与接受史的角度来研究重要的文本与文人在后世的流传及其特点。对谈作为一种与海外汉学家进行直接交流的方式，可以直观地了解其学术著作和学术思想背后的故事。除了与访谈者面对面交谈，还可以通过网络视频进行远程交流，高速发展的科技手段为学术访谈提供了比以往更加便利的条件。

《文化记忆与早期中国文明研究：与柯马丁教授对谈》讨论了文化记忆理论、出土文献、《诗经》研究等诸多问题。对谈首先围绕文化记忆理论的核心概念展开，其中包括文化记忆、交往记忆、记忆中的回溯性和前瞻性视角等。其次，对谈针对如何运用文化记忆理论进行《诗经》研究展开了交流，其中涉及文本传播过程中的流动性与稳定性、口传与写本、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等问题。最后，双方就文化记忆理论与中国文化实际相结合的契机进行了探讨。接下来两篇对谈是有关文本与接受史的研究。《〈世说新语〉英译、仿作与“贤媛”传统：与钱南秀教授对谈》着重探讨《世说新语》在东亚汉文化圈的传播。对谈首先围绕中西方《世说新语》的研究现状、未来发展趋势展开，探讨了英语世界《世说新语》研究的总体特点和方法，并比较了中西方学者对《世说新语》研究的不同关注点。其次，钱教授谈到了其当时正在进行的《世说新语》专著的中文翻译以及增订工作。最后，钱教授讲述了“贤媛”传统在六朝与晚清的特点，以及薛绍徽作为“贤媛”的后世代表如何积极参与戊戌变法。对谈主要围绕《世说新语》及其历时研究展开，一是侧重其仿作研究，特别是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仿作研究；二是侧重探讨《世说新语》中的“贤媛”传统及其在晚清的代表性人物薛绍徽。本部分的最后一篇《接受史方法、文学史书写与汉学教育：与艾朗诺教授对谈》主要探讨了李清照形象的演变以及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历时特点。针对传统中有关李清照美丽且孤单的形象及其再嫁问题的既有结论，艾朗诺教授试图通过对其作品的解读，将她的形象与作品置于历时的文学批评、文学评论的流变中，还原出一个更接近“真实”的李清照。在探讨不同接受范式背后的原因时，我们需要考察接受史中材料的来源，以了解为何会产生这样的接受，以及这种接受所带来的意义。范式转变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个人的原因可能与接受者的生平经历、官僚地位以及交际圈有关；而社会的原因则可以从政治、社会发展、思想史以及学术史等多个角度进行解读。接受史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对历时的研究相对较多，对文本分析与文本细读的关注相对较少。因此，在探讨接受史时，需要将文本细读作为一个重要环节放在研究中进行。本部分的三篇对谈均紧密地将文本与历时的语境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从文化记忆与接受史的角度进一步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在以上五章从多方面对文史互动现象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结语部分谈及在海外推动文史互动研究进展的重要因素，即古代典籍的英语翻译。古籍英译是中国文化向海外传播的重要途径。因此，结语将古籍文本置于翻译史、交流史的语境中，考察中国古代文学“走出去”的有效方式和方法，以期更好地推进文史互动研究。结语《海外汉学的文史研究基石：中国古籍英译的现状及展望》从跨文化翻译的角度评述“归化”和“异化”策略的运用是基于可操作性的现实考虑。译者需要根据受众特点、翻译目的、历史文化语境以及古籍特点来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结语探讨了中国学者、西方学者独立翻译以及中西合作翻译这三种方式的特点及其成因，同时呼吁官方机构或民间组织对古籍英译加大扶持力度。此外，结语还考察了海外古籍英译的出版，尤其是英译丛书的内容、特点及取向，进而提倡强化海外出版与发行环节，这些都将有助于古籍英译的海外传播及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海外汉学之古代文学研究正是在全球舞台上推广中国文学和文化，使其能够真正“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海外汉学家依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人文学科的专业领域下发展跨学科、跨专业的视角和方法，打通了文史哲等学科的界限和壁垒。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海内外学者得以更高频率地合作，在二者的互动中推进对古代文学特定主题的全方位、多角度考察。海外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正符合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范围与影响力扩大的趋势。对它的推广不仅会加强中西方学者的交流与合作，而且也将使得海外对中国文学、文化感兴趣的读者数量大大增加。海内外学者的观点在跨国别、跨学科、跨专业的平台上发表，定将进一步推进和拓宽国际交流的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