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者观点

1.20世纪中后期的工资政策研究

国外有关工资政策性研究，在20世纪中期前后出现较多。如Slichter（1944）分析了战后美国工资政策的影响及国家政策思路。Soffer（1954）分析了生活工资政策的弊病。Isaac（1958）以澳大利亚的发展经验介绍和分析了工资政策的作用，并指出当时澳大利亚工资政策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工资决定高度集权化、有关部分出台措施调控工资水平和工资结构的变化、工资变动更多的是基于社会和经济考虑，而不仅仅是考虑部分或特定的企业及行业。Pant（1956）从政策评估的基础上分析了当时亚洲国家工资政策存在的问题。认为亚洲国家工资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工资支付舞弊行为、由于工人谈判地位弱而设定最低工资、促进劳动者公正分享经济增长以及通过工资激励运作模式促进人力资源更有效分配。Douty（1969）指出英国当时实行的工资政策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增加工资的时候没有一般的“行规”或“路标”，除非在协议中已经明确。他总结发现有四种情况将支持工资增长情况：一是行业或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二是通过证明发现现有工资薪酬水平难以维持客观的生存；三是考虑到调控劳动力分布或调整严重工资差距的情况下；四是在特殊时期或短期需要扭转工资收入分配的“国家利益”性政策考虑。Carl M.Stevens（1953）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分析了工会政策决定者们在政治考虑或经济考虑方面的不同立场，并通过分析工会工资政策的模式，提出了有关决策者们应考虑的各类变量建议。Handy和Papola（1974）分析了当时印度工资政策与劳资关系情况，并指出印度过去几十年出现地区工资差距缩小，但行业差距扩大的倾向，认为这是新型工业化国家自由劳动力市场的自然现象，并不是工资政策造成的。他们认为这个倾向主要是缺乏国家对劳动力市场有效干预的结果。此外，这段时期也有不少专家研究了工资政策对社会以及经济的影响。如Louis Sieglman（1952）研究了通过工资政策调控通胀现象；Berndt Öhman（1969）研究了工资政策与其他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关联，即“工资政策的协同性”。

2.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工资政策研究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有关工资政策的研究论文中，有关工资政策与劳动力市场其他指标的关联性研究更为深入、细致，或由宏观调控的研究逐步转向微观企业的工资政策研究。如Knut Roed（1998）研究了平等的工资政策与长期失业现象的关系。研究发现，降低工资分配不平等性是以更多的失业分布不平等化作为代价的。Gunther Schmid和Klaus Schmann（1993）分析了当时德国工资政策发展背景，并建议应将工资政策结合就业、培训政策，不断改进和完善，进一步发挥市场经济中雇主和工会灵活协调的机制作用。A.K.DAS Gupta（1977）研究了混合经济下的工资政策。Pfluger（2004）通过建立两个国家垄断竞争模型，研究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工资政策与社会政策对产业的外生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新经济地理学”世界假设引入后，贸易高度一体化的国家模型将占据核心地位，而传统的国家模型则处于外围。前者可能更推行慷慨的社会政策以及更高的工资，同时没有诱导企业搬迁。

3.最低工资政策研究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引入法定最低工资制度，不少专家开始研究最低工资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对就业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很多实证研究表明最低工资的适度增加并不会降低就业率，甚至会提高就业率（Card and Krugger，1995）。近几年来，有关最低工资经济效应的影响研究越来越细致化，有关最低工资在经济萧条时期的影响、最低工资与其他劳动力市场因素的关系等问题研究始终在持续。国际劳工组织（ILO）2010/2011年报告指出，法定最低工资在保护低工资劳动者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经过事实验证的，包括经济衰退期和疲软的恢复期。该组织鼓励各国应通过最低工资等措施提高消费需求，实现经济稳定，并强调最低工资应当定期进行评估和调整。而一些学者对最低工资和青少年就业之间关系的重新考量一直在继续。如加拿大学者Anindya、Kathleen和Corey（2011）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提高最低工资10%，则青少年就业下降3%～5%。此外，最低工资提高10%的同时也使得生活在低收入切割线下的家庭数增加了4%～6%。

4.工资政策协调发展研究

近年来，对工资政策方面的研究基于各国现行的工资调控政策研究，并呈现新的关注点。Grimshaw、Bosch和Rubery（2014）通过对五个欧洲国家的数据研究，分析了集体谈判与最低工资标准的关系。其文章提出，在不断变化的最低工资政策以及政府目标竞争的背景下，工会及雇主谈判的策略造就了最低工资政策的薪酬公平效果；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报告（2010/2011）》中研究了各国危机时期的工资政策，认为危机时期工会在保持平均月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联系上仍有强大的力量，且通过经合组织国家数据发现，低工资就业的发生率和一些衡量工资决定机制的管制力度的指标之间有很强的负相关。同时，该报告还建议除了最低工资把握好政策评估以及推动集体协商外，还应结合其他如在职津贴等工资就业政策，使政策能够惠及低工资劳动者和他们的家庭，必须明确政策目标、锁定政策对象，有效地设计和实施政策，即是不同政策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对抗的一揽子政策。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2014）有工作论文分析日本现行的工资政策选择。该论文认为社会性协调是过去欧洲部分国家采取的措施。欧洲关心的问题是通过抑制工资克服通货膨胀，不过，欧洲的做法也可以适用于希望通过提升工资摆脱通货紧缩的日本。日本政劳资会议的缺点是，政府有可能通过参与谈判详细地管理谈判过程，过度干涉具体的企业层面，这种情况必须避免。此外，提出了有关日本2013年对提高工资的企业实施税制优惠制度的缺点是，没有区分对扩大消费最有效的基本工资上涨和奖金，而且财政负担也很大。关于大幅提升工资的政策何时结束的问题，虽然优惠措施应设定期限，但是一旦工资上涨，物价也上涨，就有可能很难再缩小优惠措施。

5.国内学者针对国外工资政策研究

国内有关国外工资调控政策的研究在逐步增多，大多数是针对某个国家或某个政策的介绍。有针对最低工资的，也有针对集体谈判的，还有极少数针对生活工资政策的论文，此外，有关政府限制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论文近年来相对较多。如刘艳丽（2013）研究了丹麦工资确定机制，认为由于经济危机以及国际竞争加剧，企业对于灵活工资调整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丹麦中央集权化的工资确定机制开始呈现分散化发展的趋势；王湘红（2012）从理论和市政角度回顾国际经验，认为集体谈判有助于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缩小收入差距，适当的最低工资政策有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并缩小劳动市场的收入差距；柴彬（2013）回顾了英国工业化时期的工资问题、劳资冲突及工资政策，认为英国工资政策经历了立法定额、自由放任和支持劳资谈判的发展轨迹；刘燕斌（2012）整理和分析了国外集体谈判机制，并提出了完善我国集体协商机制的相关建议；贾东岚（2014）整理和分析了国外有关最低工资制度的发展及趋势；肖婷婷（2015）研究并分析了国外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政策。国内的研究文献中缺乏对于不同工资政策的互补关系以及一个国家整体的一揽子工资政策研究，另外，有关近几年国外工资政策的新发展及新趋势研究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