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政道与治道：牟宗三政治哲学的双螺旋构成

2014年12月，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李明辉在接受澎湃新闻网专访时，本着善意提醒的初衷，出于“大陆新儒家”群体的内部分歧和该群体可能引起的误会、攻讦，提出“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这个说法”[1]的观点。澎湃新闻网在2015年1月发出此专访稿时，为博人眼球，以《专访台湾儒家李明辉：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为题发表。[2]这个专访稿在网上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蒋庆、陈明、唐文明、秋风等“大陆新儒家”先后公开发表文章，批驳李明辉和“港台新儒家”的观点。而李明辉也于2015年3月在台湾中研院组织“儒学与政治的现代化：李明辉澎湃新闻专访座谈会”，一方面澄清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回应相关的批评。此后还有多次“隔空交锋”。由于深感此次论战并非激于意气的“山头”之争、其所折射的问题颇有反思的必要，因此，《天府新论》编辑部联合四川省儒学研究中心举办了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邀请相关学者，澄清问题。在会讲中，“大陆新儒家”中最先阐述立场的陈明提出了“超越牟宗三，回到康有为：在新的历史哲学中理解儒学的发展”的立场。陈明认为，近代中国的主要课题是“救亡”，或康有为所谓“保国保种保教”，也可以说是“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具体来说，就是要在确保疆域不分裂、族群不瓦解的前提下，如何保全中华民族的国民教化与文化连续，建构正义而有效的制度、形塑和谐而统一的文化。在陈明看来，这一问题归根结底只是军事和政治上的危机，却“在一些精英分子自命深刻的理论中被转换成为文化危机”。在这些精英分子自命深刻的理论看来，文化有高有低、落后必然挨打，因而，要转危为机就必须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近代中国左派的以阶级为主体的“革命叙事”和右派的以个人为主体的“启蒙规划”，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产生的。陈明认为，他们都没有真正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包括作为儒者的牟宗三、徐复观，他们尽管有儒者的情怀和理念，但语境、问题意识和所使用的思考范式与那些“自命深刻”的“精英”如出一辙，即以中西文化问题为其问题意识，因而，其工作一方面是“建构其现代的知识系统”，一方面是“力证其与民主科学并不矛盾、可以曲径通幽”，其思想亦只有“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价值”，而于国家国族建构和当今对于中西关系和文化的理解，存在诸多问题，如对哲学的偏执、对宗教的误解和对认同的忽视等。这些问题对国族建构而言是重要的。因此，陈明总结说，“国家建构，民主是重要的，同样重要却是自由、正义、法制，而这一切的前提和目标则是繁荣和富强——政治和经济紧密结合相关”。

陈明对近代中国思想界的问题意识和思考范式的概括，自有其依据，但其据此批判现代新儒家尤其是牟宗三，却有些不甚合适。牟宗三的问题域当然包括国家国族建构，但又不止于国家国族建构。其对于中华文化生命的“终极关心”，成就兼具普遍性与个体性、享有德福合一之圆善的“有德君子”，才是其思想的整个核心所在。牟宗三关于现代化或国家国族建构的思考和解决之道，须放在这个大背景下理解，才能合乎其思想的实际。

虽说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首先来看看牟宗三思想中“用”或“表现”层面的政治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