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工匠、技师、建筑师：鼓浪屿近代的建筑设计师群体

钱毅 闫峥[1]

摘要：本文依据目前掌握的史料，梳理出参与鼓浪屿近代建筑营建的设计师群体的基本线索，并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展现本土工匠、外国技师、中外建筑师参与鼓浪屿近代建筑工程设计过程，以及促进鼓浪屿建筑近代化发展的状况。

关键词：鼓浪屿 近代建筑 设计师

鼓浪屿近代建筑发展的历程，由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进驻开始，经历了19世纪下半叶以西方人的外廊式建筑为主的建设，19世纪末开始的借鉴了西方外廊式建筑并逐渐本土化的华侨洋楼建筑的建设，以及20世纪上半叶多元文化影响下多样性建筑的建设。其中，关于这些建筑活动中建筑设计师的信息，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和线索还不是很多，本文将对相关既有资料与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并广泛发掘相关线索，试图粗略展现鼓浪屿近代建筑的设计师群体面貌。

一 19世纪下半叶鼓浪屿近代建筑的设计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于1841年攻占厦门，同时也登陆鼓浪屿，并曾短暂驻扎，在岛屿滩头相继建起简易营房及临时性的仓库等建筑。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人在建设厦门租界的同时，也在鼓浪屿开始兴建永久式的建筑，作为领事馆、商馆、住宅等，除礼拜堂等少数建筑，大部分是西方外廊式的建筑。整个19世纪下半叶，除了少数官方的领事馆或大洋行的商馆等重要工程，很少有受过职业建筑设计教育的外国职业建筑师，或是以土木工程师、土地测量师背景的西方人技师去参与、完成的建筑设计。这个时期，鼓浪屿大部分近代建筑的设计是由外国商人、传教士指导中国工匠完成的，这也促进了本土的建筑从业者对近代建筑的理解，到19世纪末，本地工匠已经能够承揽如厦门日本领事馆这样较大型近代建筑的设计。

（一）商人、传教士指导中国工匠的模式

关于那些略微了解近代建筑平面格局的布置或建筑营造技术的外国商人、传教士，他们参与鼓浪屿近代建筑的设计、建造的情形，至今尚未找到文字记载。但是我们可以参考当时中国其他开埠城市的情形，上海开埠初期的英国侨民C.M.Dyce在其回忆录式的著作《上海模范租界三十年居住之回忆录，1870-1900》中描述道：“上海开埠初期的洋行建筑建造时，由于没有外国建筑师，这些建筑的设计多是由商人自己绘制，并可能受到了中国‘建筑师’或承办商的帮助，并有可能完全是由买办来负责这些建筑的建造。”文中还描述道：“这些建筑的设计非常简单。通常是正方形或趋近正方形的建筑部，入口朝向道路，通过主通道或主厅穿过房间到达后院。与主通道呈直角，向左右两侧伸出两条通道，使通道呈十字交叉，楼梯占据十字中心，踏步通常从十字交叉处起步，经折回后到达上层。建筑内四角共有四间房，房间尺寸根据建筑尺寸而定，但通常都很大。上层通常也有四间屋子，上下层主要的区别在于楼上的过道有部分被用作盥洗室。楼上楼下四周都有宽敞的外廊，由砖和开敞拱门建造。”[2]这与19世纪下半叶鼓浪屿大多数的西方外廊式建筑非常相似。

建筑方面比较业余的西方业主与本地工匠的合作，也会出现意外的创造。美国归正教会（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RCA）在鼓浪屿的首幢建筑“三落”姑娘楼，采用接近正方形的平面，也许由于其屋顶跨度较大，它并未采用西方外廊式建筑中所常用的由一座或两座三角屋架支撑的两坡屋顶。它的屋顶是采用了连续三座类似闽南红砖厝民居四垂顶[3]组合而成。这种屋顶形式在闽南俗称“三落”[4]，因此这座建筑也被本地居民称为“三落”住宅（Three Gables Salo）。可以推测，当时配合归正教会传教士们建造房屋的本地工匠尚未熟练掌握大跨度屋架的施工方法，便用了一些他们所熟悉的传统建造方式创造了这种奇特的屋顶（见图1）。1867年，该楼为传教士约翰·打马字（Rev.John Van Nest Talmage）居住的牧师楼。1890年打马字牧师退休后回国，该楼则供单身女传教士居住，被称为“姑娘楼”。

图1 原归正教会住宅

资料来源：鼓浪屿管委会提供。

（二）西方技师的参与

19世纪末在中国各开埠地也活跃着少数具有土木工程师（civil engineer）、土地测量师（surveyor engineer）背景的西方技师。相对于对建筑艺术有追求的“建筑师”而言，像鼓浪屿这样缺乏近代化基础设施的地方，或许更需要能承担码头、道路等基础工程的土木工程师。当时活跃在东亚地区的西方技师多半不是定居一处，而是在中国、朝鲜、日本等国的开埠城市间流动的。[5]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英国人在鼓浪屿建造的汇丰银行公馆与在长崎建造的格罗弗住宅（Thomas Blake Glove）这两座外廊式建筑，都会采用罕见的三叶草（Clover）形状的平面（见图2、图3）。日本建筑史家藤森照信认为，考虑到格罗弗住宅建于1863年，早于汇丰银行公馆（建于1873年），因此这种平面形式通过西方技师由长崎传入厦门的可能性比较大。[6]

图2 汇丰银行公馆旧址平面测绘图

资料来源：鼓浪屿管委会提供。

图3 长崎格罗弗住宅平面测绘图

资料来源：Sites of Japan's Meiji Industrial Revolution World Heritage Nomination，p.30.

（三）厦门日本领事馆的案例

日本驻厦门领事上野专一1897年获批兴建日本领事馆新馆。1897年5月26日，上野专一给日本外务省次官小村寿太郎的信中，附有厦门日本领事馆的基本设计图纸（正立面图、一层平面图、二层平面图、纵剖面图）（见图4）。目前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合同为英文本，上面显示承建人（Contractor ＆ Builder）为中国人王添司（Tiam Sai）。考虑到当时日本派设计师到厦门的可能性很小，也没有从台湾派遣技师的做法，如果是西洋设计师，日本外交资料中应有记载。另外，该建筑的建设预算也并不高，因此选择已经熟悉西方外廊式的近代营建模式的厦门本地工匠负责设计与施工也就比较合理。那么，可以推测承建人王添司很可能是有着近代建筑建造经验的本地工匠，也是绘制厦门日本领事馆那套设计图纸的设计师。[7]

图4 厦门日本领事馆1897设计图

资料来源：藏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四）厦门英国领事馆及领事公馆的案例

厦门英国领事馆及领事公馆是鼓浪屿19世纪下半叶所建建筑中目前可考证为职业建筑师或技师设计的少有项目。

大英图书馆藏有一张1867年选址鼓浪屿鹿耳礁的厦门英国领事馆设计图（见图5）。此前几年，香港量地总监（Surveyor General）和私人建筑师是受英国外交部委托的领事馆建筑的主要设计者。[8]不知道这张设计图是否出自他们之手。1866年2月26日工程师克罗斯曼（William Crossman，1830—1901）受英国外交部委托调查中国和日本的英国领事馆状况并完成每个领事馆的修建（修缮）预算与评估报告。他评估并撤销了厦门英国领事馆的预算。[9]大英工部总署（Office of Works）接管了远东英国领事馆的建造与维护任务，并且大英工部总署开始在上海下设远东分支机构（H.B.M.Works Department），博伊斯（Robert H.Boyce，？-1909）为第一任主管（Civil Engineer，Surveyor in chief），直到1877年卸任。[10]我们在1867年那张厦门英国领事馆设计图右下角，可以看到博伊斯在1870年的签名。同样藏于大英图书馆的选址在鼓浪屿田尾的厦门英国领事公馆1874年初建时的设计图（见图6）也有同样的签名。

1881年厦门英国领事馆高级助理住宅设计图（见图7）上的签名换成博伊斯的继任者马歇尔（F.J.Marshall）；1897年领事馆局部改建的图纸（见图8）则来自大英工部总署的伦敦总部（H.M.Office of Works ＆c，London）。

目前暂未得知这些图纸的设计人是谁，但可知它们都是受雇于英国外交部或大英工部总署的职业建筑设计师。

图5 厦门英国领事馆1867年设计图

资料来源：藏于大英图书馆。

图6 厦门英国领事公馆1874年设计图

资料来源：藏于大英图书馆。

图7 厦门英国领事馆高级助理住宅1881年设计图

资料来源：藏于大英图书馆。

图8 厦门英国领事馆1897年局部改造设计图

资料来源：藏于大英图书馆。

二 郁约翰医生的建筑设计及其影响

郁约翰（John Abraham Otte，1861—1910）医生[11]，是鼓浪屿近代历史上的一位传奇性人物。1888年他奉美国归正教会指派来厦门鼓浪屿，次年即赶赴福建平和小溪创办小溪尼尔保赤医院（Neerbosch Hospital）。1898年，郁约翰募集款项在鼓浪屿河仔下创办了厦门乃至闽南地区第一所西医综合性医院——救世医院。[12]1910年，郁约翰出诊时染鼠疫肺炎，不幸去世。

值得一提的是，郁约翰不仅是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还是当时鼓浪屿及厦门著名的建筑设计师。郁约翰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期间利用暑假学习过木工与建筑，来到中国后，他对绘制建筑图纸的喜好和对建筑学的研究，对于需要许多建设工程的教会来说是一笔财富。他刚到中国就参与了平和小溪医院与鼓浪屿救世医院（见图9）的设计，并指挥工程建设，据说还亲自参加了救世医院屋顶的施工。除了在鼓浪屿，在厦门岛、漳州、泉州等地，他都留下过建筑设计作品，1898年在厦门创办的同文书院（见图10）的建筑设计更使他作为建筑设计师的声名远扬。[13]据说鼓浪屿上的大型建筑——林鹤寿别墅（八卦楼）（见图11）也是按照郁约翰的设计图纸建造的。对照厦门同文书院与林鹤寿别墅，两座建筑在平面格局及建筑样式等方面确实可以被视为遵循着近似的模式。

图9 鼓浪屿救世医院及护士学校

注：摄于郁约翰医生去世后，医院中央山墙上有纪念郁约翰医生字样。 资料来源：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系列丛书编委会编《鼓浪屿之路》，海峡书局，2013，第69页。

郁约翰去世后，其弟子黄大辟（也有文献称其为黄大弼）不仅继承了其医疗事业，也同样在建筑设计方面有所建树。

图10 厦门同文书院

资料来源：洪卜仁《厦门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第63页。

图11 林鹤寿别墅（八卦楼）（骆凯摄影）

三 20世纪上半叶本地设计师的成长

19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人的近代建筑在鼓浪屿及厦门租界成规模地建造，参与其中的本地工匠们逐渐熟悉并掌握了近代建筑的基本建造技术，其中一些工匠也逐步成长为具备设计近代建筑能力的设计师。在此背景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部分返乡华侨及内迁闽籍台胞在鼓浪屿建设屋宇，最初他们直接购买西方人的别墅，或者模仿西方外廊式风格建造自己的别墅。随后，这些华人业主与本地工匠一起，在模仿与学习近代建筑的基础上，逐步创造出带有一定本土建筑特征的近代华侨小住宅建筑，目前研究闽台建筑的学者一般称其为华侨洋楼。1896年前后台湾人林鹤年在鼓浪屿的“怡园”别墅（见图12）是具有一定本土化特征的华侨洋楼的早期代表。[14]20世纪初期，鼓浪屿成为包括华人在内多国势力共管的国际性社区，鼓浪屿华人社区迎来了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侨洋楼的建设，本土设计师迎来展现才能的舞台，越来越多的业余或职业建筑从业者成长为掌握近代建筑设计能力的设计师。

图12 林鹤年旧居——“怡园”（钱毅摄影）

（一）林尔嘉与菽庄花园

明代造园著作《园冶》中提到“三分匠七分主人”的古谚，道出我国古代园林、建筑营造中，主导工程的不是工匠，而是设计师。古代造园中，设计师通常是策划造园的文人、画家。在鼓浪屿菽庄花园的建设中，体现出对传统文人造园的继承（见图13）。

图13 菽庄花园全景（骆凯摄影）

林尔嘉（1875—1951）在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随其父内渡鼓浪屿定居。其父林维源，曾是台湾首富，1893年曾在台北板桥建“林家花园”。林尔嘉怀念台北板桥故园，1913年在鼓浪屿创设菽庄吟社，借诗歌抒发亡国之痛、故园之思、流离之苦和复台之志。并建菽庄花园，与菽庄吟社的思想及诗歌文学创作主题紧密呼应（见图14）。

图14 菽庄花园旧景

资料来源：李敏《菽庄花园一百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

在菽庄花园的建设中，林尔嘉的家国情怀成为统领整个园林设计的核心线索。一方面，园林景观的创作上强调与台湾板桥故园之间的对应关系，为菽庄吟社诗文创作提供触景生情的线索；另一方面，菽庄花园着力塑造“藏海”和“补山”两组景观，“藏海”为蜿蜒浅海的园林建筑景观，隐含把山河揽入祖国怀抱、切莫再任人宰割之意；“补山”为一组闽南特色的大型假山及园林建筑景观，以人工补缀天然景色之不足，隐含山河破碎、亟待修补之意。

而鼓浪屿本地工匠的参与，使整座园林呈现与台北板桥故园不同的风格，鼓浪屿本土特色与受西方外来文化影响的近代特征都有所体现。

（二）许春草为代表的本土设计师

许春草（1874—1960）是鼓浪屿近代建筑营造界的传奇人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鼓浪屿本土建筑师的代表。

许春草青年时代曾赴南洋做工，结识孙中山先生，加入中国同盟会，参与辛亥革命及厦门光复。1930年他在鼓浪屿设立中国婢女救拔团，设立鼓浪屿婢女救拔团收容院（Kulangsu Slave Refuge），让被解救的婢女受教育。1941年日军侵占鼓浪屿后，该组织解散，许春草又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作为建筑师的许春草1920年回国，在厦门创办“丰益”建筑公司，承接建筑工程，仅在鼓浪屿就承接了50多座建筑工程，成为当时厦门最大的营造商。他还组织创建了“厦门市建筑总工会”，会员达4000多人。许春草的设计作品，可考的有1933年为自己在笔架山脊设计、建造的小住宅（见图15）[15]，以及与自家别墅相邻的两座建筑（今天的笔架山路15号、19号），这些建筑都是具有本土化特征的华侨洋楼建筑。除此之外，还有1934年动工的鼓浪屿三一堂，许春草负责该工程的施工。这座教堂不同于那些鼓浪屿本地工匠们已经驾轻就熟的华侨洋楼工程，教堂大跨度的空间需要引进新的技术与设计，给许春草等本地设计师带来了挑战。

图15 许春草旧居——春草堂（钱毅摄影）

（三）鼓浪屿三一堂的设计、建造

1934年，厦门的华人基督教徒筹建的新教堂——三一堂在鼓浪屿动工，该建筑的设计施工由鼓浪屿华人信徒负责，鼓浪屿本地建筑界精英共聚一堂。

主持工程设计的是工程师林荣廷。林荣廷是筹建三一堂过程中出钱、出地的教友林子达之子，早年留学德国，学习建筑。许春草负责教堂的施工。华人教会新街堂的黄大辟兼任建筑设计委员。根据现有资料可知，黄大辟是郁约翰医生的弟子，1897年黄大辟获得了医师持证资格后，一直跟随郁约翰医生在救世医院工作。20世纪20年代，黄大辟在救世医院附近的一块三角形用地上建造了自宅，被命名为“船屋”（见图16），传说是按照郁约翰绘制的图纸建成的。考虑到“船屋”这座建筑，运用了钢筋混凝土楼板等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鼓浪屿常用的建筑做法，其整体设计应该并非出自1910年就已去世的郁约翰之手。考虑到黄大辟后来出任三一堂建筑设计委员，他早年在跟随郁约翰医生学医的过程中也跟随郁约翰参与了救世医院的建设，学习了建筑设计的知识，后来自己根据郁约翰设计的草图完善形成“船屋”的设计方案似乎更为合理。

图16 黄大辟旧居——船屋（钱毅摄影）

三一堂由林荣廷担任设计师，建筑风格是在西方古典复兴风格基础上做了适当简化，采用希腊十字平面，大厅内部无立柱，上部是八边形的屋顶，顶部设采光亭。据说林荣廷完成原定500座位的设计图纸后，筹委会决定扩大教堂规模，又聘请了荷兰工程师参与教堂设计，对建筑结构重新设计。由于新设计的教堂屋顶钢架巨大，厦门无法加工，需要从香港订制运来，从而影响了建筑工期。1938年，日本占领厦门时，工程停工，未全部完工的教堂又曾作为从厦门逃来的难民的收容所。最后这座教堂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才正式竣工（见图17、图18）。

图17 三一堂（骆凯摄影）

图18 三一堂室内空间（魏青摄影）

三一堂的建设融合了鼓浪屿本土设计、施工人员以及外国工程师的智慧，是本土建筑设计师对建筑新技术大胆尝试的见证。[16]

四 20世纪上半叶的职业建筑师在鼓浪屿

20世纪初，特别是20世纪20～30年代，越来越多的返乡华侨群体在鼓浪屿投入大量的资金，为鼓浪屿的营建活动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同时，鼓浪屿社区的国际化特性也带来更多元的外来建筑文化与近代建筑营造技术。这个阶段更多功能的公共建筑陆续出现在鼓浪屿，更多元风格的外国人住居、华侨洋楼建筑，还有其宅园陆续建成，建筑文化表现出融合多元文化的特质，建筑营造也更加丰富多彩起来。

鼓浪屿建筑营造水平也不断提升，业主对建筑提出更高的要求，促使更多的职业建筑师、工程师参与到鼓浪屿的建设中来。

鼓浪屿近代著名实业家、印尼归侨黄奕住兴建的几处工程，多聘请职业设计师设计。1919年黄奕住回鼓浪屿定居，向林尔嘉购买了晃岩路的中德记洋行楼房，改建为自宅——黄家花园。黄家花园共分为北、中、南三座大型别墅，其中，中楼为1921年委托上海裕泰公司设计建造，建筑整体呈现当时新潮的装饰艺术风格，并带有南洋殖民地建筑的韵味，造型洗练，却不显单调，富于现代感（见图19）。黄奕住创办的“黄聚德堂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在鼓浪屿、厦门经营房地产开发。1924年，黄奕住联合归侨李昭北、郭春秧等投入巨资，建设龙头路、日兴街、锦祥街等商业街，兴建了近代化的骑楼街道。之后，黄奕住又请来职业设计师，设计建设了厦门与鼓浪屿的自来水设施。1930年在鼓浪屿鸡冠山建设的鼓浪屿自来水水泵房及管理用房（见图20），均是当时鼓浪屿罕见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

图19 黄奕住旧居——“黄家花园”中楼（骆凯摄影）

图20 鼓浪屿自来水设施及管理用房（骆凯摄影）

当时鼓浪屿外国人投资建设的建筑更是选择聘请外国建筑师进行设计。

1934年在鹿耳礁海边开始建设的大型医院——博爱医院，由日本建筑师设计，建筑风格为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国内开始风行的早期现代建筑形式。外墙面以浅米黄色涂刷与深米黄色釉面砖边缘装饰相配合，与建筑内部装修相呼应，体现出浓郁的日本风格（见图21）。

图21 博爱医院旧景

资料来源：《鼓浪屿之路》，海峡书局，2013，第103页。

1930年，厦门美国领事馆在鼓浪屿三丘田原址翻建馆舍，聘请的设计师为美国建筑师埃利奥特·哈沙德（Elliot Hazzard）。[17]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哈沙德与建筑师菲利普斯（E.S.J.Phillips）合伙在上海创办哈沙德洋行，承接建筑设计项目。该事务所在上海完成了许多项目，20世纪20年代末设计的西侨青年会大楼（FOREIGN Y.M.C.A，今上海体育大厦）和华安大楼（今金门大酒店）略带西方历史主义的元素，1929年设计的上海电力公司大楼呈现装饰艺术风格，而1932年他们设计的新永安大楼完全是不施多余装饰的现代式摩天楼。哈沙德在厦门美国领事馆建筑的设计中，整体上采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流行的佐治亚殖民地风格（Georgian Colonial），它带有三角山花及柱式等古典复兴建筑语汇，配合强调对称的立面、列柱装饰的门廊、均匀布设的窗子及红砖墙（见图22）。

图22 厦门美国领事馆旧址（骆凯摄影）

五 结语

关于鼓浪屿近代建筑的设计师及其设计工作，目前的资料与研究成果并不算多。本文对这些资料线索进行整理，粗略地展现鼓浪屿近代建筑几个主要发展阶段中建筑设计师的基本面貌。这些建筑师，无论本土工匠、外国技师，还是中外建筑师、工程师，或是业余的设计者，他们在鼓浪屿近代建筑营建中的工作，都是鼓浪屿建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鼓浪屿建筑融合多元的文化，实现近代化与本土化的重要力量。

（审稿人：叶克豪）

---

[1]钱毅，北方工业大学教师，清华大学建筑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建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闫峥，北方工业大学教师，清华大学建筑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建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2]郑红彬：《近代在华英国建筑师研究（1840-1949）》，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4，第32页；转引自C.M.Dyce，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Thirty Years'Residence in the Model Settlement Shanghai，1870-1900，London：Chapman ＆ Hall，Ltd.，1906，pp.34-35。

[3]在北方官式建筑体系中，类似的屋顶形式被称为歇山式屋顶。

[4]在北方官式建筑体系中，这种做法通常被称为“勾连搭”。

[5]〔日〕村松伸：《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的西洋建筑师及其特征》，载《第四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第10页。

[6]〔日〕藤森照信：《外廊样式——中国近代建筑的原点》，张复合译，载汪坦、张复合主编《第四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第10页。

[7]〔日〕伊藤聪：《厦门日本领事馆的建设及台湾总督府在厦门的活动》，载郭湖生等主编《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厦门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第13～23页。

[8]WORK 10/430，21 November 1865 PeKing Legation to F.O.；Izumida，Hideo，British Consular and Legation Buildings in East Asia，Part I，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of Japan，15（1990），pp.93-104.转引自Hsin-Yin Huang，“Going Native：British Diplomatic，Judicial and Consular Architecture in China（1867-1949），”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School of Architecture，2010，p.62。

[9]WORK 10/430，26 February 1866 Treasury Minutes.转引自Hsin-Yin Huang，“Going Native：British Diplomatic，Judicial and Consular Architecture in China（1867-1949），”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School of Architecture，2010，p.63。

[10]郑红彬：《近代在华英国建筑师研究1840-1949》，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4，第97页。

[11]郁约翰1861年8月11日出生于荷兰，1867年随父母迁居美国，先后就读于荷兰霍普学院（Hope College）、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获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与乌德勒支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

[12]1904年郁约翰访问荷兰，救世医院接受了荷兰女王魏赫敏娜（Wilhelmina）的资助，其名称加入荷兰女王的名字，改为Hope ＆ Wilhelmina Hospital，中文为救世男女医院。

[13]“A Brief Sketch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Dr.John A.Otte，”by the Rev.A.L.Marn-shuls，M.A.of the Amoy mission，China，New York，Board of Foreign Misssions，R.C.A.，1911，pp.22-23.

[14]钱毅、魏青：《近代化与本土化：鼓浪屿建筑的发展》，载《建筑史》第39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第155页。

[15]1992年许春草之子许伍权将该建筑命名为春草堂。

[16]参见陈以平、何丙仲《“三一堂”简介》，载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系列丛书编委会编印《鼓浪屿文史资料》（上册），第287～288页。

[17]Ron Robin，Enclaves of America：The Rhetoric of American Political Architecture Abroad，1900-1965，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