笹川和平基金会

1989年9月，我决定到笹川和平基金会（SPF）工作。那时SPF正在《日本时报》上招聘日语教育的项目官（Program Officer，PO）。PO一般指的是具有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能够策划并主持该专业相关项目的人才，或能够对外部递交来的申请作出正确评价，从中选择资助对象并助其取得成果的人才。我没有日语教育的经验，但当时的SPF还是1986年刚成立的年轻基金会，对新事物充满热情，我想如果能在那里工作一定也很有趣。尽管我没有应聘上日语教育的PO，但他们推荐我做其他项目的PO。在当时的SPF PO这样的专业岗位上，还没有既有一些专业知识和研究经历又有事务经验的人才。我因为在前一份工作中有过在事务局工作的经验，所以被寄予厚望在新的工作单位发挥作用。

作为一个组织，SPF当时还在组建当中。为SPF决定发展方向并起中心作用的是时任常务理事（后来的理事长）的入山映。那时他和属下们一起风风火火地举办新活动，开创新公益事业。SPF讨论气氛非常活跃，开展活动也五花八门，是一个充满知性魅力的地方。有时也能听到或者看到激烈争吵、不忍目睹的情形，现在这一切都成了美好的回忆。

我刚进SPF时，正值泡沫经济崩溃前夕，那时利息还很高，基金会的预算规模在当时也算相当大的，在这里做事自由度和灵活度都很高。PO们碰撞着各自的梦想和希望，在碰撞中互相成长。大家几乎都是中途跳槽的人才，有的在国际机构待过，有的在企业或公益法人里工作过，这里几乎不存在性别差异，大部分人很年轻，肩负着各自的责任，相互磨合，又相互竞争，焕发出勃勃生机。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工作氛围，当然一方面得益于当时资金的充沛和丰足，但另一方面，以入山（当时才40来岁）为首的领导层放手让年轻人去闯的大胆的用人方针也功不可没。

SPF和以前的公益法人不同，不属于中央省厅的外围团体，不是“退休的疲惫官员再就业的地方”（财团法人日本国际交流中心理事长山本正的话）。它是一个努力创建新社会的组织，挑战性地举办了许多政府单位举办不了的各式各样的活动。对海外的非营利法人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日本，作为一个资金如此充沛的组织，几乎是独此一家。

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NGO这一词才刚刚普及，而社会对NPO的认知度却几乎为零。最近十到十五年间，NGO、NPO才在日本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在SPF一边发着“日本竟然也有这么有趣的组织”“我做的可是日本最新潮的工作”的感慨，一边体会着非营利组织、非营利活动特有的活力和魅力。

虽然SPF是资助型基金会，但它并不是一个光会坐等国内外机构寄来事业企划书申请资助金的组织，它有志于开拓日本非营利活动的新领域。SPF当时不仅有了自己策划并开展事业的PO制度，还有着以海外非营利活动为杠杆，撬动日本国内非营利活动潜力的强烈抱负。

看到这两点，我有了成就自己事业的想法。那就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创建一家智库，来尽量改善日本的政策制定过程。并且，这家智库并不是日本惯有的以委托研究为中心的智库，而是欧美国家的那种民间非营利独立型智库。

在SPF我一边忙着手头要做的好几个项目和提高组织内部业务效率的活动，一边思考着怎样才能建立非营利独立型智库。既然日本智库能力有限，就不能把这一事业交给日本智库来做。怎样让这一事业具有说服力呢？我想到了求助智库发祥地美国的智库。

正巧这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朝日新闻》东京版上刊登了一则消息，一位倡导“在日本引入美国式非营利部门”的有识之士近期将举办一个演讲。据说此人是在非营利领域有着深厚积淀、在美国著名智库城市研究所（UI）任职的研究员，而且还是日本人。因为这个项目的最终成果需要惠及日本，所以我想合作对象中有日本人是非常重要的条件。

我兴冲冲地去了演讲会现场。演讲者正是后来为在日本创立民间非营利独立型智库而与我开展合作的上野真城子女士。上野那时候就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精力充沛的完美的人，现在依然如此！

1990年和上野的邂逅，更加确定了我后来的发展方向。演讲结束后，我上前介绍了自己对NPO、民间非营利独立型智库抱有兴趣，表达了希望有机会和她做进一步交流的愿望，她当即表示欢迎。没过几日，我再次拜会了她，既从过去的工作经验出发，也从完善日本政策制定的角度，表达了建立美国华盛顿有的那种民间非营利智库的想法，她表示非常赞同。

如前所述，SPF举办了很多日本公益团体不曾举办过的各式各样的活动，在社会上开始有了影响。不过，当时和今天的状况很不相同，社会上对“笹川”这个名字和以国营赛艇彩票收益为原始资金的SPF、日本基金会等的活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解和意见，特别是媒体对“笹川”的反对与反感相当强烈。国营体育彩票指的是由国家或地方自治体主办的博彩项目，除了赛艇外，还有赛马、自行车赛、摩托车和汽车赛等。

因此我想，与其由SPF单独推动，不如和外部的机构，特别是海外合适的机构一起合作创立智库，其社会意义和影响会更大一些。而且，我还想到了这一事情由上野所在的UI出面申请资助要比由SPF委托UI来做更好。

委托项目的主导权和主意在出资人（施主），项目和成果基本上归出资人所有，不属于受托方，即主体是出资人，而不是受托方；相反，资助项目是资助金申请方的项目，项目的主导权、成果都属于申请方，资助申请的接受方基本上只是提供资金，并不是主体。这一点我也和上野做了说明。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野当时也正在为确保UI研究项目在日本国内获得资助金而奔走。那时她带在身上的候选研究项目目录中，也包括智库的日美比较研究。也就是说，UI本身或者上野也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很感兴趣，这真是太巧了。SPF设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开展重视国际视野的活动，我把这一旨趣以及如何操作对日本国内更具说服力的建议，一并告诉上野，希望她能把这一项目做成日本与海外的比较研究项目。上野准确地理解了我的用意。

不过，这里重要的一点是，虽然SPF有资金，SPF是资金的提供方，但是SPF并不能单方面地指挥UI做SPF想做的事情。不仅是UI，专业性强且社会评价良好的海外智库都是这样的立场。资金提供方和接受方之间一定是平等协商的关系，只有双方都达成了共识，合作才能实现。但在日本，施主和受托方的关系往往不是平等关系，很多时候成了上下级关系。这样一来，如果委托的是像政策研究这样需要发挥专业性的研究或项目，那就别指望会出来什么好的成果。

后面我还会谈到，作为出资人的日本政府部门，委托民间研究机构做政策研究时，常在这一点上出现问题。即这是从“上”至“下”的资金流动。“下”为了求“上”，就可能不去说本来应该主张的事情，而这往往才是从研究项目成果中得出的结论。在这样的关系中，产生不了专业性强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或独立的政策建议。结果便造成了民间非营利独立型政策研究机构在日本难以产生的外部环境。

回到刚才的话题。如前所述，我取得了上野的理解，托她把我的意见带回华盛顿，并拿到UI内部进行讨论，一旦得到通过，就请她向SPF递交资助申请书。在前面谈到的做法基础上，我开始考虑如何做才能使这一项目在SPF内部被批准。于是就有了下面的结论。

（1）作为SPF的项目，在日本创立民间非营利独立型智库。

（2）日本国内不存在能够委托该项目的机构。让海外的机构做这个项目会增加在日本国内的说服力。这或可说是“黑船效果”吧（1853年7月8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准将马休·佩里率领四艘战舰驶入日本江户湾，以武力方式威胁日本幕府停止“闭关锁国”政策，史称“黑船事件”。这一外来冲击带来了日本振兴的契机，被认为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开端。——译者注）。该项目的关键是把它做成由UI来申请的资助项目。选择UI的理由有：UI的实际业绩和社会评价；UI对非营利部门和智库活动本身的兴趣；还有就是该项目成果以日本社会为对象；UI的研究员里有日本人，可以请到此人参与该项目，以及研究员上野本人对该项目的兴趣、研究业绩和存在感。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需要有熟悉日本社会背景和文化差异的人才，有这样的人才在，说服UI内部的人就会变得更容易。

（3）把该项目做成前述意义上日美合作的项目。

（4）铃木（我）自己也要积极地投身该项目的研究和活动中。

（5）为了研究成果的实现，要让日本国内外（特别是国内）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通过媒体，积极发布信息，实现智库的创立。届时要积极发挥该项目是UI项目的优势。

（6）成果的体现方式为图书出版，为社会积累知识财富。即使创立智库的目标没有实现，这样做也方便在下一次有机会时利用这些经验。

在以上思路的指导下，为了把该项目做成SPF的项目，我做了内部协调的工作。虽然SPF内部存在着不同意见，有人怀疑该项目的实施没有意义，但是我设法说服了这些人，获得了事务局内部和理事会的批准，该项目作为SPF的项目就立项了。

事实上在获得这一批准之前，UI内部也有人针对该项目的价值提出了疑问，一时间到了该项目实施可能性行将消失的地步。1990年年末，当我收到上野的这一情况说明时，我也对该项目能否真正立项不安起来。我告诉上野，该项目已经几乎可以实施了，请她一定说服UI内部，上野也答应我要尽量说服那些反对者。

由于上野和上野的上司——雷蒙特·斯特赖克（Raymond J. Struyk），一位对智库事业非常积极的理解者和支持者——在UI内部的不懈努力，该项目终于获得了UI内部的认可。当时，斯特赖克是国际部的负责人，因为这一项目而对智库有了关注，后来更是如同布道者一样，热衷于在俄罗斯、中东欧建立智库。就这样，UI不失时机地向SPF递交了项目资助申请，并使其得以列入1991年的资助项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