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今日越南乃以明代安南王国为基础，向南吞并占城王国，并逐步向周边地区扩张而成。明代安南之地古称交趾、交阯、交州，曾是中国王朝郡县之地。独立后，宋朝迫于形势，册封其国主为“安南国王”，历经元、明、清数朝，故中国文献多以“安南”称之。本书所探讨对象主要为明朝与安南王国的关系，因此，遵循古例，以“安南”为叙事主体。

宋开宝元年（968），安南丁部领平定各豪强势力，建“大瞿越”国，自封为大胜明皇帝，建都华闾城。从此，安南便以一个自主独立的封建国家与中国王朝发展关系。[1]开宝八年（975），丁先皇帝接受宋朝册封为“交阯郡王”，宋朝与安南的宗藩关系初具雏形。这种宗藩关系的模式，经历与宋、元两朝多次的冲突与调适，逐渐稳定下来。洪武元年（1368），明王朝建立，明太祖在处理与安南关系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奠定了此后中越关系发展的基调：一是确认了安南作为独立王国的地位，将其与东亚、东南亚各国一视同仁，列入“不征之国”；二是确立了与安南关系的基本原则，诚信是交往的基础，四海一家是与诸属国发展关系的最高理想；三是完善宗藩关系内容，使其走上规范化与制度化。永乐初年，因安南内乱，明成祖以“兴灭继绝”为号，行宗主国之义务，出兵安南，随后统治了近二十年。明宣宗继位后，鉴于安南地区的不利战局，决定弃守安南，并在与安南首领黎利交涉撤军事宜时确定了两国交往的原则。这一事件可视为中越关系的分水岭。在此前的四百五十年间，宋、元王朝虽不得不承认安南王朝的独立，但恢复汉唐旧疆的意念犹在。与此同时，安南不仅追求形式上的独立，而且在文化意识上也谋求与中国文化有所区别。明朝占领安南二十余年后，在撤军的交涉中，明朝确认了安南的自主与独立，同时维持对安南的宗主权，而安南此后的国家和文化发展不再聚焦于把自己与明朝区分开来，相反，将明朝的文化伦理与权力制度奉为圭臬，加以效仿，明、安之间也因此换来百年的和平时期，双方宗藩关系更加稳定。此后，两国又经历了领土纠纷、属国冲突、政权更替等问题，但均能在宗藩体制的框架内进行交涉与调适，为宗藩体制赋予更丰富的内容。这种交往模式得到了清朝的继承与发展。因此，可以说，明朝是中越关系发展史的重要时期。有鉴于此，本书以宗藩体系为视角，探讨明朝与安南邦交关系的建立与演进，揭示其内涵与特点。

一

由于中越山水相连，历史元素多元而复杂，无论是历史学者还是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均将中越关系作为研究古代中国邦交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而中越关系史研究，宗藩关系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早在19世纪末，法国为了更好地控制越南，就对中国历代王朝与越南的传统关系予以关注。远东研究院成立后，中越关系史成为其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为了削弱或否定中越历史上的宗藩关系，部分法国学者曾以近代之国际关系理论与法律准则来审视之，认为中越之宗藩关系有名无实。如特维利亚（Devéria）认为：“中国指越南为藩，意云藩篱，盖藉此防御外人之攻击。……中国政府一面常欲使其邻属处于积弱之状态，一面又故示宽大，使保持相当之实力，足以御外患。中国以为将欲维持其优越之地位于久远，不宜以严厉示人，故其宗主之地位仅为虚名。中国亦仅谋以种种方法证明其存在而已。”普弗维尔（Pouvourville）进一步阐述说：“此国际怪象实源于中国之一种哲理，即四海一家之原则。中国常以黄族之道德上训导者自居，为其表率，而保障其安全，而诸小国亦思环附中国，如婴儿之依慈母，以求道德上之携助，与知识上之沟通，初未必有实际之物质资助也。中国封立各国不求报偿，亦即本此宗旨，故安南与中国之关系，仅为道德上之崇奉，吾人为缺乏适当名词，始以保护国称之，其性质则大异于是也。”德福赛（Desfosses）更是指出，15世纪以后至中法战争以前的中越关系，中国并不存在宗主权的问题。[2]

这些观点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近代著名学者蒋廷黻曾指出：“新儒学经典在12世纪开始支配中国，关于国际关系方面也就衍生出一系列教义，这使得中国直到19世纪都在国际上发挥着巨大影响力。那种教义宣称谁想与中国发生联系，必须作为中国藩属国出现，承认中国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接受他的命令。这就排除了平等地进行国际交往的所有可能性。”[3]在蒋氏的影响下，20世纪30年代，有两位中外青年学者沿着这一思路进行深入研究，一位是中国学者邵循正，他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中法越南关系始末》，对法国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中越之宗藩关系，其历史根据至为充足，不生疑问。”“至于严格之法律问题，以时代精神之不同，中西观念之异趣，当然与近日欧西之国际法不能不有冲突。若以此遂谓中越之宗藩关系为有名无实者，实不公之甚者也。”进而揭露了法国学者否认中越宗藩关系的目的，谓“列强欲取中国藩属，其第一步，常先设法否认其与中国之历史上法律关系”[4]。另一位则是著名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30年代，费正清游学于清华大学，研习中国近代史，受蒋廷黻的影响，开始关注古代中国的宗藩制度，并完成博士论文《中国海关的起源》。[5]他以更为宏观的思维探讨古代宗藩关系内涵与特征，通过与西方“条约体系（treaty system）”——“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模式的比较，将古代中国对外关系提炼为“朝贡体制”。费正清认为朝贡体制源于中国古代的华夷观念，是以中国中心主义为导向，以礼仪制度为规范，以贸易为纽带，为谋求政权安全与周边有秩序的邻邦关系的一套邦交关系制度。其特点为中国王朝与藩国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而且藩国之间也存在等级性。并将藩国大致分为中国化地带、内陆亚洲地带、外围地带，而中国王朝的相应对策则是控制、吸引和应付三个层次。[6]并指出朝贡体制在不同地区的差别化体现，具有明显的灵活性、变动性的特点。

费氏的朝贡体系学说提出后，引发中外学者的热烈讨论。关于朝贡体制或朝贡体系这个概念，存在不少争议。“朝贡”一词表示的似乎是一种单向的活动，会使人把“朝贡”活动误解成周边邻国对中国的单向行为，甚至会误认为“朝贡”方国家主导了这一关系。[7]一些学者更乐于使用其他概念来代替，如“天朝礼治体系”[8]“册封关系”[9]“封贡关系”[10]等，此外还有“宗藩制度”“宗藩体制”“华夷秩序”等说法。[11]虽然学界因所考察的视角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尽一致，冠以别名，但总体的思考路径基本沿袭了费氏的取向，并对费氏的理论设想进行了深化与细化，从不同的视角探讨朝贡体系形成的文化根源、内涵以及功能。高明士从古代东亚历史发展的史实出发，提出“天下秩序”的概念，即把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并将其形容为“中国的天下秩序”。他分别从结合原理、统治原理、亲疏原理、德化原理来加以探析，然后套用孔子的“德、礼、政、刑”四要素的表现，认为：“天下秩序，或说‘天下法’，理论上在周代的封建制已达于完备；实际的施行，除秦代不采用封建的父子结合原理以外，各时代仍随着其国力的大小而时有调整。盛世时，如汉、唐、明、清等，这些要素与原理可获得充分实现；衰世时，如两宋以下各朝代末期，这些要素与原理只能实现一部分。但无论如何，充分实现这些要素与原理，可说是汉代以来各朝代努力的目标。”“传统中国的天下秩序，实是一个同心圆的有机结构。”[12]黄枝连从华夏礼治的角度，系统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东亚的影响，把中国王朝与周边政权的关系概括为“天朝礼治体系”。认为在这种体系内，以中国王朝的“华”在本地区内的强盛国力与优越文化为基础，以周边各国“夷”向中国王朝朝贡与接受册封为政治秩序的纽带，以朝贡贸易为经济秩序的保证。其明显的特征，一是体现了基于“礼治主义”的等级秩序，二是强调“慕化”与“输诚”，而非征服和强制的华夷关系。同时指出，朝鲜与安南都是中国王朝最亲近的藩国，但是两者对于这一礼治体系的认受却不尽相同，朝鲜完全接受了这一制度，而越南则不完全接受。[13]何芳川认为，朝贡关系、华夷秩序是古代国际关系中最完备的理论体系，认为“一”与“和”，是所有华夷秩序有关理念与原则最本质的东西。在华夷秩序之下，中华帝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治”与“奉”的关系，是“抚驭”与“事大”的关系，“中华帝国及其统治者，始终居于‘华夷’秩序中居高临下、凌驾一切的地位。因此，在处理自己的对外关系时，一有机会，中华帝国那种傲然自大的大国主义的意识，就会在它的各种运作上打下深深的烙印”[14]。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则把亚洲历史看作“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内部的纳贡关系和纳贡—贸易关系为特征的统一体系的历史”。他认为，这种在中国主导下的亚洲“朝贡秩序”，是将中国内部基本的统治关系（即地方分权）模式在对外关系上的延续和应用，在朝贡体系内，对小国的意义是重大，而中国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现实利益。[15]

此外，如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16]、高伟浓《走向近世的中国与“朝贡”国关系》[17]、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18]、陈尚胜《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19]、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20]等，这些论著基本也是沿着费氏学说的主要思路深化对古代中国王朝的邦交思想与实践活动的探讨。

中外学者关于朝贡体系理论的解读，虽然各人审视的角度不一，但目的是一致的，就是想通过对文本的解读，重新构建一个符合古代中国人思维，而且逻辑性强，易于操作的理论范式，希望以这样的理论范式解释所有古代中外关系所发生的事件。但是，费正清提出的朝贡体系学说，乃是相对于西方的“条约体制”而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的外交模式，他在《一种初步的构想》一文中指出：“中国人与其周围地区，以及与一般‘非中国人’的关系，都带有中国中心主义和中国优越的色彩……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像中国社会一样，是等级制的和不平等的。久而久之，便在东亚形成一个大致相当于欧洲国际秩序的中外关系网络。”[21]在他的思考中，朝贡体系或者只是中国王朝处理邦交关系的一种原则，一个努力的方向，中国士大夫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可验证的理论阐述。所以马克·曼考尔（Mark Mancal）认为，朝贡体系在成为一种事实描述对象之前首先是一个学术概念，它是“为便于描述而创设的一个词”[22]。因此，当学者们以实证主义的方法对“朝贡体系”进行历史辨证时，发现其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旅美学者杨联陞认为：“对整个中国历史加以观察，即可以发现这个多面相的以中国为中心之世界秩序，是在不同的时间，由许多真假程度不同，有时甚至子虚乌有的‘事实’构建的一个神话。”因此，“讨论中国的世界秩序，尽可能分清神话与事实是很重要的，两者都可彼此影响。有人也许更愿意把神话视为一个文化或心理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要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23]王赓武认为，朝贡体制有时是一种神话，有时分明是现实，是一种不仅孕育着文明的自豪感而且还要求作为道德克制的现实……国与国的关系永远不可能真正稳定不变，在不同的时期内这种关系的不平等程度会随着各国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动。他还认为“没有力量，没有持久的力量，无疑也就不存在什么稳定的制度”[24]。美国学者濮德培（Peter C.Perdue）也批评称：“这一假定可能忽略了中国与外界的政治关系因地域和时间的不同而存在的差异性。我们并不能断言存在一种连续不断而且线路固定的朝贡形式，同时也不能把空洞的礼仪文本及口头声明与实际情况混淆起来。”[25]又认为：“与其把朝贡形式看成一种‘体系’或‘文化秩序’，倒不如把与之有关的对话、礼节及经济活动看成是一种特殊的跨文化语言形态，其中的参与者可以各取所需。”[26]卫思韩（John E.Wills）也指出：“如果我们把中国所有的外交传统都统称为‘朝贡体系’，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外交传统的所有重要方面及所有冲突的根源。”[27]总而言之，在中国历史里，无法证明朝贡体系是一种持续、全面反映王朝对外关系的制度。庄国土研究东南亚各国对中国王朝的邦交文书后指出，经过转译成中文之后，这些文书的原意遭到扭曲，成了中国自欺欺人的一厢情愿，因此认为中国的“宗藩关系”实际上源于华夷观念为代表的“中国中心主义”，更多反映的是一种虚幻的精神上的自我满足，“基本上是中国统治者虚骄的自我标榜和官吏文人为取悦皇上的阿谀奉承”，因此他认为朝贡体系是虚幻的。[28]

然而，颇引人注目的是，当朝贡体系学说逐渐被历史学者质疑、否定、淡化之时，一批中外国际政治学者对此却饶有兴趣，希望能从朝贡体系学说中寻觅到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源泉，从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视角，对传统的“朝贡体系”进行反思与重构，[29]使得这一话题更具现实意义。

二

中国学者以现代史学方法研究中越关系史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民国时期，学者主要对中越关系的概貌做了比较粗线条的勾勒，如王辑五的《越南史述略》[30]、彭胜天的《中越关系之史的考察》[31]、张宗芳的《越南臣服中国考》[32]、刘伯奎的《中越关系之史的探讨》[33]、何炳贤的《中国与安南贸易问题的研究》[34]、逊之的《中国与安南贸易之观察》[35]等，这些成果主要从政治与经济两方面，对中越两国关系进行概述。此时期最经典之作乃邵循正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叙述自16世纪至18世纪法国利用宗教干预越南政治始末，重点分析19世纪70、80年代中法关于越南地位的交涉与战争。第二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同志加兄弟”的意识影响下，中越关系史的研究以宣扬中越两国的友好关系为主旨，强调两国共同反抗封建统治、抵御外国侵略的斗争史，其代表作有周一良的《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关系》[36]、陈修和的《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文化交流》[37]、洛明的《中国越南友好史话》[38]、邵循正的《十七—十八世纪中越人民在南圻的合作》[39]等。第三阶段乃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上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凸显，研究中外关系史成为史学界的一个亮点。而中越关系史也越来越得到学者的关注，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许多中青年学者也加入其中，科研成果显著。此阶段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对中越关系史料的挖掘，如20世纪末有王玉德等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40]、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41]。近十余年来则重点搜寻越南方面的史料，如王小盾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42]，葛兆光、郑克孟主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43]，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44]，牛军凯整理《钦定大南会典事例》[45]《大南一统志》[46]《皇越一统舆地志》[47]等，这些史料的整理与出版对深化国内中越关系史研究均起了积极作用。在专题研究方面，早期有张秀民《中越关系史论文集》[48]，其选题精到，论述深入，实为典范之作。黄国安、杨万秀、杨立冰、黄铮的《中越关系史简编》[49]对中越关系的历史脉络做了简略的描述。耿慧玲《越南史论：金石资料之历史文化比较》[50]则以金石资料为主，对中越关系史中的一些专题进行探讨，对认识中国在越南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角色有较大的帮助。而郭振铎、张笑梅主编《越南通史》[51]，是国人第一部全面、系统的越南史著作。

国内学者对于中越关系史的研究，主要还是承袭传统的思路，重点关注两个方面的主题，一是中越宗藩关系的理论根源、内涵与特点，二是中国对越南政治、文化、宗教、经济发展的影响。如陈双燕在《试论历史上中越宗藩关系的文化心理基础》[52]一文中论述了中越宗藩关系形成的心理基础、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在《中越宗藩关系的历史发展述论》[53]一文中，又将中越宗藩关系分为形成、稳固和发展三个阶段，认为中越宗藩关系有一步步地由随意性的越南向中国王朝“输诚”的方式逐渐走向具有特定内容的、制度化的朝贡关系的趋势，并且最终凝固成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藩属国对待宗主国的朝贡制度。戴可来在《略论古代中国和越南之间的宗藩关系》[54]一文中，对中越宗藩关系形成的文化基础与发展过程进行深入的探讨，认为：宗藩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华夷秩序”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产物，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是儒家“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理念在对外关系中的延伸，要求周边国家对中国以臣事君和以小事大，而朝贡、册封是宗藩关系的核心内容。即使一些专题的研究，大多也是在宗藩关系的视野下进行探讨，如孙宏年《清代中越关系研究（1644-1885）》[55]，较全面地分析了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的重新确立、发展与终结，以及在此框架下双方的经贸关系、人文交流、纠纷处理等；王志强《李鸿章与越南问题（1881-1886）》[56]，讨论在殖民背景下中越宗藩关系终结的挫败历程；陈文《越南科举制度研究》[57]，探讨中国科举制度移植越南后，因应当地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特点，此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衍生出明显的本地化元素。

越南历史学家总体上并不否认古代中越之间存在“宗藩关系”，只是在解读这种关系的性质时稍有不同而已。陈重金在《越南通史》中对古代越中关系的认识被认为较为平和持中，他认为越南“濡染中国文明”，双方的宗藩关系只是小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越南向中国朝贡是“取小国必须尊敬大国之义”，其实质“并无多少损失，国家仍保持独立”[58]。陶维英的《越南古代史》对古代文本的考辨较为精深，对越南历史发展过程中与中国的关系具有独特的见地。[59]明峥的《越南史略（初稿）》[60]则重于中越之间的友好关系，共同反抗封建统治，抵御外来入侵。越南官方版《越南历史》则批评古代越南政权与中国王朝维持宗藩关系，认为历史上越南政权对中国王朝“盲目隶属的臣服态度”，乃“丧失了民族自尊心”[61]。在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驱动下，越南史学界对待古代中越关系时，也存在一种较为偏激的认识，认为历史上中国王朝对越南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因此将反抗外国军事侵略（主要针对古代中国王朝对越南的军事行动）视为越南历史上的两大主题之一。[62]他们认为历史上中越宗藩关系乃是在中国的军事胁迫下不得不接受的行为。[63]这种史观对于西方学术界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学者以殖民史观研究历史上中国对越南的影响。[64]

此外，日本与欧美学者对于中越关系史亦有较大的关注。第二世界大战前，出于战略目的，日本学界对越南历史研究用力很深，其影响最大者是山本达郎的《安南史研究》，后来在他的主持下完成了《越中关系史——从曲氏抬头到清法战争》，两书重点探讨宗藩关系视野下中越之间的战与和，认为历史上中越政权对于邦交关系的认知并不同在一个频道上，中方主张越方必须臣服，而越方目的是摆脱中原的控制，争取更多的自主与独立，这是双方矛盾的症结所在。随着时局的发展，双方相对实力此消彼长，至中法战争前，两国关系“几乎已经处于平等地位”[65]。在欧美，泰勒（Keith Weller Taylor）是一位著名的越南史研究学者，他的处女作《越南的诞生》（The Birth of Vietnam）[66]，阐述了越南国家的形成过程。后来又完成《越南历史》（A History of the Vietnamese）[67]一书，叙述上起南越国，下至1975年，强调中国对于越南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认为越南语言、政治结构、文化教育、社会伦理、社会生活、宗教、历史书写等深深烙下中华文明的印记。而最新出版的克里斯多佛·高夏（Christopher Goscha）的《越南：世界史的失语者》（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Vietnam）[68]，虽然没有专门讨论越南与中国的关系，但是认为中国因素对越南国家演进过程的作用相当明显，无论是在北属时期还是独立时期，越南历代精英阶层均积极引进中国的制度与文化以加强和完善他们的社会治理。这两本著作对越南历史的解读有别于传统，强调越南的多样化，对统一性存有质疑，这对中越关系研究的深入均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三

安南立国以后，经历宋、元、明初磨合，中越朝贡交往日趋规范化、制度化，使双方邦交关系能持续地、稳定地发展。毫无疑问，中外朝贡交往的原则与礼仪，乃中国王朝依照自身传统而设计的，并要求朝贡方遵守，这其实就有一个朝贡方对这些原则与礼仪如何理解与可操作性的问题，因此，在朝贡交往中难免产生一些冲突，如中越邦交活动中出现的“礼仪之争”，越南新旧政权对中国王朝行使“兴灭继绝”义务的应对，以及贡期修改等，对于这些问题，一般双方均能通过交涉来达成共识，个别极端的问题，有可能付诸军事或准军事行动。在明朝，与安南交往的内容相当丰富：（1）明朝应对安南的陈朝、胡朝、黎朝、莫朝、中兴黎朝五个政权的更替；（2）安南黎朝应对明清易代的抉择；（3）明朝与安南不断发生边界冲突与边境民事的纠纷；（4）明朝要面对同是藩属国的安南、占城之争。考察明朝与安南双方关于诸如此类事件的处理，可以更好地理解宗藩关系的理念与内涵。

目前学界关于明朝与安南关系的研究主要关注永乐出兵安南事件与嘉靖处理莫登庸篡权事件，并对事件的背景、经过与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中较为突出者如郑永常的《征战与弃守：明代中越关系研究》。该书探讨在宗藩关系视野下，明朝以“兴灭继绝”为旗号对安南政权更替进行军事干预，书中重点论述了永乐、宣德时期对安南的占领与弃守的经过，以及嘉靖年间因莫登庸的篡位所引发的准军事行动。认为明初还抱着一定的理想主义来处理中越关系，但明中期以后则更趋于现实，而理想的宗藩理念成为显示“明朝虚饰文化的一面”[69]。罗荣邦的《安南之役——明初对外政策的检讨》[70]一文，分析明太祖、成祖、宣宗三朝对安南政策之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认为德化政策在外交中“未必有效，反而对中国有害”，实力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越南学者谢玉琏的《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初的中越关系》[71]主要探讨明朝与安南黎朝宗藩关系的发展与特点，认为黎利逼退明军后还向明朝求封，主要原因乃是其国内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政治传统。同时，认为在这种关系中，就经济而言，明朝是获利者。薛玉萍的《明朝永乐年间对安南政策之演变》[72]，对明成祖出兵安南的背景做了深入的分析。

关于莫氏王朝的研究，日本学者山本达郎编的《越中关系史——从曲氏抬头到清法战争》第六、第七章，较完整地叙述了越南莫、黎政权更替与中国明、清王朝的关系，认为明朝承认黎氏政权是出于现实的考虑，而明清王朝保护莫氏残败政权则是试图“以莫制黎”。[73]自20世纪80年代起，莫氏王朝也逐渐受到越南学者的重视，主要研究成果有丁克顺的《莫朝碑文》《莫朝历史研究》，以及黄黎的《莫氏世谱合编》，对莫朝研究在资料和观点上都有重大突破。[74]中国学者冷东的《明嘉靖朝之安南事件》[75]，探讨嘉靖年间莫登庸事件的缘由、明中央与地方官僚对此事处理的分歧，肯定了在事件的解决过程中两广地方官员的个人作用。钟小武的《明朝对安南莫氏的政策》[76]，认为明朝后期，统治者对安南采取较现实、灵活的措施，既承认黎氏又保护莫氏，邦交策略上是“以莫制黎”，最终目的是为了安边与驭远。彭国栋的《南明中越关系史话》[77]一文，通过分析徐孚远安南之行的遭遇，探讨安南黎氏政权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转向。余定邦、喻常森在《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78]一书中将明末清初处理莫、黎的政策定性为“双重承认”，这在学界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牛军凯《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一书，乃研究莫氏王朝最全面、深入的著作，该书以丰富的中、越史料进行史实考辨，针对安南黎、莫之争，考察了中越双方的王朝政权如何进行政治交涉，如何给新旧政治集团定位，如何处理旧政治集团衰落后的后续问题，深入细致地剖析在两国政权更替情形下，中越宗藩关系理念与现实的挣扎，认为明清王朝对越南的新旧贡臣实行“双重承认”政策，强调明清王朝承认实力派的现实主义是处理越南关系的核心要义。此外，张亦善的《明代的南海政略》《明朝与南海诸国使节考》、朱亚非的《明初中越关系与成祖征安南之役》、李福君《明嘉靖朝征安南之役述评》、普永贵《明末云南的“沙普之乱”》、张龙林《浅析明代中国对莫、黎朝并存时期安南政策的建立》等，对明朝与安南关系阐明了个人的看法，对相关专题的深入研究均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四

古代中越关系研究，由于受历史认知与现实国家利益影响，杂糅着强烈的民族情绪而变得十分复杂，许多问题甚至难以以理性的学术探讨来凝成共识，这就需要学界在探讨双方关系时持更加审慎、平和的心态。笔者认为，目前研究中越关系史应注意两个大的方面。

首先，要弄清文本与史实的关系。文本史料是研究的基础，但是，古代中越典籍有关两国关系的记录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作为中方史料的重要来源，政书、奏章等很多时候只是表明中国王朝对于邦交关系的框架设计，而这些构想仅反映统治者对未来的愿望或希望达至的理想，并不能代表事实。葛兆光就认为天下秩序的理想只存在于儒家文本中，并非历史事实。[79]濮德培认为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一种连续不断而且线路固定的朝贡形式，并强调“不能把空洞的礼仪文本及口头声明与实际情况混淆起来”[80]。如果用这些政书、儒家经典的材料来说明中越关系史的某种常态，这将会产生一定的误导。如贡期问题，《明会典》记载安南为“三年一贡”，明太祖在诏书中也曾反复强调这点，但是一直没有落实，直至宣德以后才得以实施。而正德以后，由于越南国内政局动荡，也随之产生了一些变化，甚至出现“两贡合一”等情形。依照史实统计来看，在明朝二百七十年里，中越交往真正落实“三年一贡”的仅为近百年时间。又如贡赏问题，学界普遍引用政书的材料，沿袭传统的说法，认为中国王朝采用了“厚往薄来”政策，然考于史实可以发现，就整个明朝而言，安南王国并没有从两国的邦交关系中得到经济实惠。因此，在研究中越关系史时，硬套“三年一贡”“厚往薄来”等政策，实属不宜。而越南的史籍在使用时同样必须审慎。越南自立国以后，精英阶层一直努力构建其国家历史的叙事，凝聚独立的国家意识，强调“自主”，宣扬邦交“平等”，所以对一些史事的叙述存在曲笔的情形。如关于进贡“代身金人”的问题，越南史籍记载是代偿元朝将领乌马儿、明朝将领柳升之命，但是，事实上在乌马儿、柳升战殁之前，双方已经交涉了进贡“代身金人”相关事宜。越南史籍的曲笔是否存在回避“臣服”的象征意义？因此，无论是中方史料还是越方的史料，在使用前均应进行严谨的勘比与甄别，以保障历史叙事的客观性。

其次，立场与观点的关联。史料勘比可以还原一定的历史真相，但是如果相关方总以“我者”的心态解读史料，亦会产生较大的歧见。历史上，宗藩体系乃中国王朝所订立的交往规则。在这种规则下，中国王朝与藩国之间是“君”与“臣”的关系，强调“字小以仁，事大以诚”，存在主次之分。中国士大夫习惯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主义”思维，自恃国力强大与文化优越，对于周边政权总是停留于夷狄蛮荒的认知，因此处理邦交关系时，总是站在道德的高地，以“仁义”之心，对周边政权进行经济与文化的“施舍”，要求对方必须诚心诚意地归化。稍有不从，虽不至于动辄军事攻击，但常以荒蛮而鄙夷之。而越南士人自立国以来，即寻求国家意识的论述，在构建国家意识的过程中，往往凸显其独立与平等的诉求。越南方面对于宗藩体系的内涵非常清楚，而且从形式上也按照中方的规则进行交往，甚至还将这种规则发展其与周边政权的关系，被称为“亚宗藩关系”，但在内心里，越南士大夫在解读中越宗藩关系时，其涵义与中方所理解有着明显的不同，认为中越只是“大”与“小”的兄弟国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因为心态上不愿“臣服”，所以国王以“假名”上表。这种“表”与“里”的矛盾，正反映越南士大夫看待中国王朝的复杂心态。因此越南士大夫叙述与中国王朝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更多地从维护其“自主”“自尊”的角度来进行加工，尽量地减少对中国王朝“臣服”的元素。

居于不同的立场，对中越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自然产生不一样的看法。如永乐出兵征伐安南胡氏政权，明朝自认为挥仁义之师，行“兴灭继绝”之义务，是替天行道的义举。而越南方面虽然认为胡氏篡权，“人人得而诛之，而天讨之，在天下不容一日舍也。国人诛之不克，邻国人诛之可也。邻国人诛之不克，夷狄诛之可也。故夫明人得以诛之也”，但对明朝之举却认为是“假仁义，荼毒生灵，则是一残贼耳”[81]，在他们看来，“天地既定，南北分治，北虽强大，不能轧南”[82]。双方认知的差距，以目前的态势，基本无法调和。因此，以特定立场解读历史，必然使人雾里看花，难以透彻。有鉴于此，笔者认为，鉴于越南国家演进的复杂性，在研究中越关系史时，首先应尊重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丛林法则”在哲学思考上应当受到批评，但强者主导，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事实，难以回避。中国王朝国力强大与文化领先，使之在东亚世界秩序上得以发挥统领地位，制定规则与监督规则的执行，乃历史所赋予的责任。就明朝而言，以其国力而主导东亚世界，是历史的必然。况且明初已经承认安南作为一个独立王国，在祖训中明确安南为十五个不征之国之一。明太祖所勾勒的国家交往规则，主张“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强调“诚”的重要性，颇有点“非诚勿扰”的意味，对安南并没有强制其“臣服”。在整个明朝时期，无论是越南内政纷争、藩国间的军事冲突，还是中越边境事务的矛盾，均是在宗藩体制下，坚持以交涉与劝解为原则处理各方矛盾。明朝干预安南内政多是因应其衰败的旧政权求援而动，明成祖出兵前，曾充任陈朝后裔与胡氏集团之间的“协调者”，并无出兵之意。后来明军护卫队遭遇胡氏伏击，才引发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种因果关系应当予以理解，而事后占领则另当别论。其次，在以前的中越关系史研究中，中国学者较少关注安南王国对中国王朝的真实态度及其内心的诉求，只是以一种强者的姿态考查安南的“顺”与“不顺”，从而导致一些不完整的评述。由于有千年郡县的历史，安南立国以后，一直在凝聚其国家的独立意识，在强大的中国王朝面前谋取“自主”与“自尊”，就成为其国家意志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说，安南士大夫存在一个复杂的矛盾心理，有事则求援于中国王朝，无事则倡导双方兄弟“平等”，甚至在许多交涉事件的叙事上强化对中国王朝的对抗性。因此，作为现代学者，如何做到“站在边界左顾右盼”，理解双方的诉求，避免先入为主的思维，正如葛兆光教授所言，应当“既恪守中国立场，又超越中国局限”[83]，综合思考历史发展的脉络以及双方诉求与利益，尽量做出较具有客观性的评述，这就考验研究者的立场与创新性思路。

鉴于上述的思考，本书在研究的过程中，希望能做到既尊重明朝在当时的东亚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兼顾安南王国在自主行政过程中的诉求以及心态的变化，尽可能地客观叙述这段历史的演进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明太祖的外交理想及其在安南的实践；第二，明成祖与安南胡氏关系恶化的背景及其出兵安南的原因；第三，宣宗弃守安南的抉择与明、安关系正常化的谈判；第四，明中叶在和平时期明、安处理纠纷的手法；第五，晚明对安南各分裂政权的态度与处置方式；第六，明朝与安南宗藩关系的独特性。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揭示在明朝主导的东亚世界秩序中，明、安邦交关系发展的内涵与特点，希望能为更客观地理解传统的宗藩体系有所裨益。本书不讨论明朝管治安南的二十多年历史，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在明朝管治的情形下，安南事实上已经是内属之地，其行政应属内政范畴；二是明治时期，安南虽然存在多股反明势力，但各势力指挥机构不具有政权的特性，它与明朝之关系很难理解为王朝政权之关系。

在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尽可能挖掘更多中越双方的史料，但囿于客观条件，并不如愿。就目前的情形，本书的史料来源主要由以下两个部分构成。

第一，正史资料。中国史籍有《明实录》《明史》《明会典》等，越南方面有《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历朝宪章类志》《蓝山实录》等。这是研究中越关系史的最主要史料来源。

第二，明代中越两国士大夫之私家史书、文集、笔记及方志等。近年来，随着中国文教事业的发展，《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相继影印出版，为搜索资料提供极大的便利，其中与本专题有关的明代史籍、文集是本人重点关注的对象。归纳起来，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明、安交往史的记录，既有像李文凤《越峤书》那样的鸿篇巨著，也有如各种“安南考”“安南志”等小篇幅的论文，像这类著作或文稿，有数十篇。明朝士大夫记事方式大多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对所处时代的事件记录得相对较为详细，这就补充了正史中的不足。其次，明代文集中保存了大量与安南有关的奏疏与文书、信函等，如杨寅秋的《临皋文集》、张岳的《小山类稿》、王世贞的《弇州四部稿》、王以宁的《东粤疏草》等最为典型，其对事件交涉的原委记录得更加详尽，是一般正史所无法比拟的。再次，在明代文集中保存了大量如“使交诗”“墓志铭”“行状”等作品，从中常常可以发现许多有价值的史料。越南方面，近年来，在法国、越南学术机构的合作下整理出版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为了解与搜求越南的文献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随着越南经济的发展，整理古代汉文典籍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最近几年出版了一批著名文集，如《阮廌全集》《黎圣宗总集》等。而由越南及中国台湾地区学界联合整理的《越南汉喃铭文汇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陆续出版，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宗藩体制乃中国王朝依照传统的对外关系理念所构思与设计，它体现了中国王朝统治者建构天下秩序的理想，但由于朝贡国的理解与认受程度不一，在实践的过程中必然产生一定的摩擦，迫使相关方不断地进行调适，其所展现出来的历史场景，与原本制度设计的初衷难免存在某种落差。而历史上中越关系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历史的纠结、情感的反复、现实利益的平衡，为准确地把握历史上中越关系发展的脉搏增加了难度。笔者识浅见陋，学力有限，实难提出有建树的真知灼见。清人赵翼曾说：“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84]余将以先哲之睿识为警诫，站在中越边界，左顾右盼，努力思之，奉献千虑一得之见，希望不致有污读者之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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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越南立国时间，学界存在多种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种说法：（1）始于雄王时代建立的文郎国，越南、法国、日本的一些学者支持此说；（2）越南旧史以赵佗建立南越国为其立国之始，并视为国家之正统，称之为赵朝，推尊赵佗为开国之君；（3）以吴权于后晋天福三年（938）建国为标志；（4）以丁部领于宋开宝元年（968）建国为标志；（5）以南宋王朝于宋淳熙元年（1174）册封李天祚为安南国王为标志。中国学者普遍认同第四种观点，第三、第五种观点亦各有支持者。可参见孔嘉《越南立国始于何时》，《东南亚纵横》1993年第3期；楚汉《五代宋初越南历史三题》，《东南亚纵横》1992年第4期；戴可来《越南历史述略》，《印支研究》1983年第1期；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越南历史》，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教研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2] 参引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47-48页。

[3] John King Fairbank and Ssu-yu Teng，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June 1941.

[4] 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48页。

[5] 余英时：《费正清与中国》，载〔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自传》，黎明、贾玉文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第590页。

[6] 〔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7] 陈尚胜：《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刍议》，载陈尚胜主编《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第18页。

[8] 黄枝连：《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9] 高明士把封贡地区再分为有贡有封地区、有贡无封地区。参见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30页。

[10] 参见李金明《明朝中琉封贡关系论析》，该书认为与朝贡关系相比，封贡关系从概念上说既包括了朝贡，也包括了册封，似乎更好地体现了关系的双向性。载陈尚胜主编《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第260-270页。

[11] 参见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

[12] 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第5页。

[13] 黄枝连：《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

[14]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15] 〔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6] 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

[17] 高伟浓：《走向近世的中国与“朝贡”国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18]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19] 陈尚胜：《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20]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

[21] 〔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一种初步的构想》，载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2页。

[22] 〔美〕马克·曼考尔（Mark Mancal）：《清代朝贡制度新解》，载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58页。

[23] 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载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18、20页。

[24] 王庚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背景论述》，载朱庆葆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学术精品·历史学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5] 〔美〕濮德培（Peter C.Perdue）：《中国的边界研究视角》，载 〔美〕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等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马援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81页。

[26] 〔美〕濮德培（Peter C.Perdue）：《中国的边界研究视角》，载〔美〕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等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马援译，第82页。

[27] John E.Wills，Embassies and Illusions：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is，1666-1687，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Press，1984，p.172.

[28] 庄国土：《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

[29] 张锋：《解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期。

[30] 王辑五：《越南史述略》，《现代史学》1933年第1卷第2期。

[31] 彭胜天：《中越关系之史的考察》，《南洋研究》1940年7月、10月第9卷第2、3期。

[32] 张宗芳：《越南臣服中国考》，《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1932年第10-15期。

[33] 刘伯奎：《中越关系之史的探讨》，《新南洋》1943年第1卷第1期。

[34] 何炳贤：《中国与安南贸易问题的研究》，《国际贸易导报》1934年5月第6卷第5期。

[35] 逊之：《中国与安南贸易之观察》，《商业月报》1936年第16卷第3号。

[36] 周一良：《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关系》，《新华月报》1955年7月。

[37] 陈修和：《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文化交流》，史学双周刊社编《中国和亚非各国友好关系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38] 洛明：《中国越南友好史话》，《羊城晚报》1965年4月2、4、5、8、13日。

[39] 邵循正：《十七—十八世纪中越人民在南圻的合作》，《进步日报》1951年4月27日。

[40] 王玉德等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

[41]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42] 王小盾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

[43] 葛兆光、〔越〕郑克孟主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44] 孙逊、〔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5] 越南阮朝国史馆编《钦定大南会典事例》（法国远东学院藏本），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

[46] 越南阮朝国史馆编《大南一统志》（法国亚洲学会藏抄本），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

[47] 〔越〕阮光定纂修《皇越一统舆地志》（法国亚洲学会藏抄本），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

[48] 张秀民：《中越关系史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92。

[49] 黄国安、杨万秀、杨立冰、黄铮：《中越关系史简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50] 耿慧玲：《越南史论：金石资料之历史文化比较》，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4。

[51] 郭振铎、张笑梅主编《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52] 陈双燕：《试论历史上中越宗藩关系的文化心理基础》，《历史教学问题》1994年第2期

[53] 陈双燕：《中越宗藩关系的历史发展述论》，《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4期。

[54] 戴可来：《略论古代中国和越南之间的宗藩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2期。

[55] 孙宏年：《清代中越关系研究（1644-1885）》，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

[56] 王志强：《李鸿章与越南问题（1881-1886）》，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

[57] 陈文：《越南科举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

[58] 〔越〕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386页。

[59] 〔越〕陶维英：《越南古代史》，刘统文、子钺译，商务印书馆，1976。

[60] 〔越〕明峥：《越南史略（初稿）》，范宏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

[61] 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越南历史》，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教研室译。

[62] 〔越〕潘辉黎等：《越南民族历史上的几次战略决战》，戴可来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63] 黎蜗藤：《被扭曲的南海史：二十世纪前的南中国海》，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第3页。

[64] Nhung Tuyet Tran，Anthony J.Reid，eds，Viet Nam：Boedless Histories，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s Press，2006，p.3.

[65] 山本達郎編『ベトナム中国関係史』「结语」，山川出版社，1975。

[66] Keith Weller Taylor，The Birth of Vietna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67] Keith Weller Taylor. A History of the Vietnam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68] 〔加拿大〕克里斯多佛·高夏（Christopher Goscha）：《越南：世界史的失语者》，谭天译，联经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

[69] 郑永常：《征战与弃守：明代中越关系研究》，成功大学出版组，1997，第180页。

[70] 罗荣邦：《安南之役——明初对外政策的检讨》，《清华学报》（台湾）第8卷第1-2期，1970。

[71] 谢玉琏：《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初的中越关系》，转引自牛军凯《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第4页。

[72] 薛玉萍：《明朝永乐年间对安南政策之演变》，《史学会刊》（台湾）第37卷，1993年6月。

[73] 山本達郎編『ベトナム中国関係史』「结语」，山川出版社，1975。

[74] 参考牛军凯《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第18-19页。

[75] 冷东：《明嘉靖朝之安南事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

[76] 钟小武：《明朝对安南莫氏的政策》，《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77] 彭国栋：《南明中越关系史话》，载郭廷以主编《中越文化论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

[78] 余定邦、喻常森：《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79] 葛兆光：《对“天下”的想象——一个乌托邦想象背后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第29期。

[80] 〔美〕濮德培（Peter C.Perdue）：《中国的边界研究视角》，载〔美〕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等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马援译，第81页。

[81] 〔越〕吴士连等撰，陈荆和整理《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9，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6，第497页。

[82] 〔越〕吴士连等撰，陈荆和整理《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10，第550页。

[83]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第4页。

[84] （清）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2册，中华书局，1984，第5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