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整体性治理理论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之耦合

（一）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内涵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显然是一个事关全局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调动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社会建设和治理过程，而且还需要很好地找到社会治理的切入点。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曾多次指出：“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12]，强调“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13]因此，要加快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必须完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协调机制和整合机制。

第一，共建——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就社区治理而言，共建意味着要充分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力量，通过一系列政策支持，为其参与到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建设领域中发挥作用而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激发其共同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的活力。

第二，共治——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参与权是人民群众的一项重要基本权利，也是人性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快速发展的阶段，人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动力尚不足。因此，党和政府要为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三，共享——共同享有治理成果。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地域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发展的成果并没有很好地惠及每个人每个家庭，而改革发展是否成功的最终判断标准是人民是否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的成果。因此，为实现共同享有治理成果的目标，党要有保障民生的决心，政府要有改善民生的思路，国家要有共享的制度保障。

（二）整体性治理的核心内涵

整体性治理追求的是使社会治理由碎片化趋于整合，为公众提供无缝隙、全方位、非碎片化的整体性服务。[14]

第一，治理的起点——公民需求。首先，作为一种解决方式，整体性治理针对的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政府改革所强化的碎片化状况，这种整体性运作的正式目标是更有效地处理公众最关心的一些问题。[15]一方面，它以解决公民的需求和问题为核心，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了从政府本位到公民本位的理念转变[16]；另一方面，它将解决公共问题作为政府工作开展和治理的起点，重新界定了政府的职能——提供公共服务，解决公共问题，满足公民需要。

第二，基本内容——协调与整合。整体性治理理论要求通过有效协调与整合，使多元主体彼此的政策目标连续一致，促进政策执行手段相互强化，达到合作无间目标的治理行动。[17]在整体性治理中，协调是达成整合的一种有效方式，协调机制的建立因而显得尤为关键和重要，各种组织、各部门需要建立健全的协调机制，实现良好的沟通，为实现整合作铺垫。整合则是一种合作性整合，它不仅仅是指行政系统中上下层级之间与各职能部门之间内部的整合，而且还包括政府、社区自组织、社会组织与公民之间的整合。

第三，治理工具——信息技术。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数字化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广泛应用提供平台。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政府的电子化改革以及整体、协同的决策方式，打破了科层制下政府内部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藩篱，柔化了政府主体间和政府层级间的边界，简化了行政层级和业务流程，推动了政府组织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扁平化的转型。[18]可见，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社会治理主体间的互动与合作更加畅通，为其对话提供载体，提高效率，减少合作的成本，实现无障碍的信息共享，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由传统的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改革所带来的碎片化问题，推动社会治理的透明化和协同化发展。

（三）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与整体性治理核心内涵耦合

结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核心内涵在许多方面与共建共治共享的时代要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一，目标导向一致。整体性治理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主张满足公民需求，以解决公共问题为核心。而在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中，“共享”是根本，是共建共治的目标。共享就是要在最大程度上让人民分享国家快速发展的成果，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所以，通过对整体性治理和共享理念的比较分析，发现两者在目标导向上是一致的——满足公民需求，解决公共问题，这也是两者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第二，注重整合与协调内部与社会各方的力量。根据对整体性治理内涵的剖析，整体性治理主张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整合与协调，注重发挥沟通机制的重要作用，促成各治理主体间的良性互动，从而协调好各方利益，实现不同社会治理主体间、上下部门间、部门内外的协同与合作。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要求和指导思想，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可以看到，“共建、共治”强调党委领导下的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追求在党委部门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政府、社会和公众自身的参与作用，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开创多方谋划、广泛参与、共同享有的社会治理新局面。总之，两者都倡导建立良好的协调机制，来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作用，提高多元主体参与的积极性，构建社会治理主体的长效合作机制。

第三，依托现代化信息技术。结合上述分析，整体性治理理论将现代化信息技术作为治理的重要工具，通过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应用，打破社会主体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信息的共享和无障碍的交流与协作。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实现，需要实现社会治理的“智能化”。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能为社会治理中的多元主体互动协作提供便捷的平台。可见，两者都倡导将现代化信息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

经过以上细致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整体性治理理论与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的社区治理理念和路径具有耦合之处，两者的有效结合能为新时代背景下社区治理新格局的打造和新模式的构建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