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本书研究的理论背景

信息服务业研究是一个典型的交叉领域，本书研究的理论背景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 情报学研究背景

20世纪中叶，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导致“信息爆炸”，以及计算机等信息技术出现的背景下，情报学应运而生[31]。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情报学研究也开始对人类信息活动的经济属性加以关注。赖茂生等指出，在市场经济中，情报学不能回避或忽视经济问题，应大力加强信息资源的价值评估、信息产品和服务的定价与营销、智力资产管理、社会资本（信息和知识类）及其管理、信息内容产业及相关产业、知识服务业、信息产品与服务的质量评价等问题的研究[32]。在这一背景下，信息产业、信息服务业、信息资源产业等产业活动研究相继得到情报学研究者的关注。

从现有文献的调研可以发现，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情报学界的研究者都是最早开始关注信息服务业的研究群体。在国外，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科技情报界的很多研究者，如K.Roger[33]、E.Sweezy等[34]、H.S.Dordick[35]和R.J.Thomas[36]等就对科技信息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和存在问题等进行了探讨。国内情报学界则在90年代初国家发布的《关于今后十年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方案》（1991）和《关于加快发展科技信息服务业的规划纲要和政策要点》（1992）等政策性文件的推动下，掀起一股研究信息服务业的热潮。很多知名情报学者，如霍忠文[37]、娄策群等[38][39]、查先进[40][41]、谢新洲等[42]、卢泰宏[43]、马费成[44]、胡昌平[45]等均曾在这一时期发表学术论著，对信息服务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专门探讨。

总之，信息服务业研究是情报学领域学者率先关注的研究领域，并将得到情报学研究越来越多的重视。正如原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朱伟指出的[46]，在新形势下，情报学研究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要针对现代信息服务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重点研究，情报学研究和实践要积极面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多做探索和实践。

二 信息经济学研究背景

信息经济学是经济学、信息科学等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从20世纪60年代初信息经济学一词被提出算起，信息经济学至今只有60年的发展历史。但是，经济学对于信息问题的关注则很早就开始了，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奈特（F.H.Knight）就已认识到企业为获取完备的信息进行投入的重要性。他在1921年出版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指出，“信息是一种主要的商品”，并注意到各种组织都参与信息活动且有大量投资用于信息活动[47]。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G.J.Stigler）发表了题为“信息经济学”的著名论文，被视为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马克卢普（F.Machlup）把知识生产的理论研究与其统计调查结合起来，于1962年出版专著《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48]，开创了信息经济学中对信息产业活动研究的传统。一般认为，马克卢普是信息经济学界最早提出知识产业和信息服务业概念的学者，他认为，“知识产业是一类为他人或自己所用而生产知识、从事信息服务或生产信息产品的机构——厂商、单位、组织和部门或其中的班组，有时是个人和家庭”[49]。他将知识产业（或部门）划分为五大类：教育、研究开发、通信媒介、信息处理机械、信息服务。其中信息服务业包括：以法律服务、医疗服务、中介服务等为主要内容的职业信息服务和以金融服务、会计服务、工程服务等为主要内容的金融联合信息服务。

马克卢普对信息服务业的范围定义过分狭窄，这与现在学者们所讨论的信息服务业相差甚远。波拉特则将从事信息活动的部门分为第一信息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前者指直接向市场提供信息产品与信息服务的部门。他将第一信息部门划分为八个分支，即知识生产与发明性产业、信息交流与通信产业、风险经营产业、调查与协调性产业、信息处理与服务性产业、信息产品制造产业、与信息市场有关的部分政府活动、信息基础设施产业等[50]。其中的很多行业均可划入现代信息服务业的范畴。

中国最早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是从情报学界开始的[51]，因此对信息相关产业的问题关注很早。多位著名信息经济学家均曾发表论著探讨信息服务业的发展问题。如乌家培等认为，信息服务业是信息产业中直接或间接为社会生产或人民生活服务的重要部分，它与信息技术装备（包括计算机和通信设施等）及其元器件（如集成电路、半导体等）的制造业共同构成信息产业[52][53]。陈禹则将信息服务业划分为传统信息服务业和现代电子信息服务业。传统的信息服务业以手工方式为主要特征，主要包括印刷出版业、新闻报道业、文献情报业、邮政电信业等；现代电子信息服务业是以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和现代通信等电子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的信息服务，主要包括信息处理业、信息提供服务业、软件开发服务业、系统集成服务业、咨询服务业和网络服务业等[54]。上述著名信息经济学家对信息服务业的论述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为众多后来研究者所采纳。

此外，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出现了大量研究信息产业的学术专著，这些研究也对信息服务业发展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如陶长琪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三大产业的融合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产业融合只有在信息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且各产业都能够使用这种技术来改造自己并能够利用网络平台来发展自己时才得以出现[55]。郑英隆将信息产业划分为信息内容服务业、信息硬件产品制造业和信息软件产品制造业三部分[56]，并以一个双向三角形的结构描述它们之间的制约关系，对理解信息服务业与信息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很有启发。牟锐指出，信息服务业是信息产业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具有强大发展后劲的产业，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沿着数字化、宽带化、移动化的方向迅猛发展。而目前我国信息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将给信息产品制造业的发展带来很大风险，现阶段不断出现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贸易壁垒已经预示着风险[57]。李怡在探讨我国信息产业高新区发展问题时指出，目前我国高新区十分缺乏技术咨询、商务中介、人才市场等配套的信息服务业体系，没有形成相互支撑、相互依存的产业网络，高新园区中的企业经济成本低，但交易成本很高，这是与硅谷等世界顶级信息产业聚集区的最大区别[58]。王海军[59]则从信息产业分析的视角入手，基于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产业分析口径，结合对国内外代表性地区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发展现状和路径的调研，对当前我国信息服务业发展的重点模式、影响因素，特别是“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发展模式进行了论述。

三 服务经济学研究背景

服务经济学研究可以溯源到很早。早在1690年，配第（W.Petty）就阐述了有关服务业的一些思想。此后，萨伊（J.Say）、西斯蒙弟（J. C.S.de Sismondi）、李斯特（F.List）、西尼尔（N.W.Senior）以及马克思（K.Max）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服务业进行过分析。1935年，费雪（A.B.Ficher）最先提出了“第三产业”概念。1957年，克拉克（C. G.Clark）把第三产业称作“服务性产业”，并提出“克拉克定律”。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维克多·富克斯（V.R.Fuchs）出版了《服务经济学》一书[60]，成为服务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在后工业时代，信息和信息技术成为推动服务经济演化的基本动力。丹尼尔·贝尔（D.Bell）[61]指出，前工业化社会的技术是简单手工工具，工业化社会的技术是机器，而后工业化社会的技术是信息。姚战琪等[62]指出，在服务经济时代的各式各样的技术中，能够最深刻地影响服务生产与传递的是信息和通信技术（ICT）。R.Evangelista认为，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在服务业中广泛应用的根本原因，在于服务活动天然所具有的以信息为基础的内在特征。正因如此，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于服务活动的创新和绩效提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63]。K.Sapprasert也认为，由于服务活动对于信息技术的这种天生友好，一旦信息技术与服务部门融合，服务业将得到快速发展[64]。国际经合组织（OECD）2000年的调查[65]表明，服务部门是新技术的主要使用者，特别是服务部门广泛采用了许多新型的信息和通信技术。

服务经济学认为，现代服务经济发展过程中服务外包的出现，是信息服务业出现的重要背景。程大中等对过去数十年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进行了规律性观察和分析，研究者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从“内部化”（internalization）向“外部化”（externalization）演进，或者说是由“非市场化”向“市场化”演进趋势的主要动力，就是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对企业生产经营模式的改变。这一过程可以简单描述为福特主义（Fordism），即现代大工业生产模式逐步瓦解，并导致温特尔主义（Wintelism），即运用信息技术对产业生产经营和业务流程的深度改造不断深入。这一过程的基本特征，就是从大规模批量生产转为定制化生产，再到大规模定制生产，同时，企业生产和业务单元的模块化与外包化趋势不断增强。这种微观层面的变革，是导致中观层面产业分工形成的根本原因[66]。R.Pearson等则更明确地指出，电信技术发展、办公自动化普及以及现代企业组织变革的出现，使得公司能够将那些信息处理环节中劳动密集型的部分剥离出去，从而促成了信息服务业的出现[67]。基于上述研究视角，刘林艳综合运用了服务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规模化经济、交易成本和新经济地理学等理论，对京津冀地区信息服务业协同发展问题进行了剖析，作者认为，以信息服务业为切入点推动协同发展，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优势互比、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区域就业率[68]。

四 信息技术创新理论研究背景

经济学中对于创新的研究和实践起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的创新理论。熊彼特将创新定义为“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69]。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打破旧的均衡而又实现新的均衡主要来自内部力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新，正是创新引起经济增长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技术要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70]。技术创新理论由此得到迅速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升华，并形成了以索洛（S.C.Solow）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以曼斯菲尔德（E.Mansfield）、卡曼（M.Kamien）、施瓦茨（N.L.Schwartz）等人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以戴维斯（L.Davis）和诺斯（D.C.North）等人为代表的制度创新学派，以及以弗里曼（C.Freeman）、纳尔逊（R.R.Nelson）等人为代表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等理论流派。

学术界一般将信息通信技术归入“使能性技术”（Enabling Technologies）或者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GPTs）的范畴。所谓使能性技术，是指一项新技术投入使用后可以使得既存技术能力得以改进和提升，可以为使用者架设“应然技术”（know-what）与“使然技术”（know-how）之间的桥梁，使能性技术的使用者和尝试者节省了熟悉该技术机理的时间，可以很快适应该技术[71]。通用目的技术的概念则是T.F.Bresnahan等提出的，他们认为“在任何时点上，核心的概念是，一系列‘通用目的技术’均以在许多部门具有普遍使用潜力（Potential for Pervasive Use）和技术活力（Technological Dynamism）为特征。伴随着一项GPT的演化和进步，引发和培育了全面的生产率收益，它扩散到整个经济体”[72]。秦海指出，信息通信技术是当今最为典型的通用技术，其发展和演化已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空间，且它的使用不受任何个人偏向的约束和引导，可以服从于所有行业和活动的需要[73]。

关于信息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王欣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即IT资本的深化、信息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其他部门生产率的增长。J.B.Delong[74]认为，相比于历次产业技术革命而言，信息通信技术强化和延伸的是人的智能，而不是一般工业技术所强化的人的机能和组织的技能[75]。因此，信息技术并不能代替各个企业本身，但它是促进有效决策、提高劳动效率的重要手段[76]。T.S.Bowen[77]、J.P.West等[78]认为，当信息技术融入商业程序而成为基本的管理工具时，它就能为企业提供优化的生产和管理流程，使管理知识得以分享以及将其在不同的时间和项目之间进行合理化转移，孕育协同增效和继续学习。C.Shapiro和V.Hal[79]运用差异化产品、互补品定价、搜寻成本和转换成本、标准竞争、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以及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效应、沉淀资本增长和边际资本投资缩减等，论述了信息通信技术对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2005年，V.Hal等又出版了《信息技术经济学导论》[80]一书，探讨了技术变迁与市场结构、供给方和需求方的规模经济等问题。技术经济史学家J.Mokyr[81]和N.Crafts[82]等则通过产业革命的历史比较来分析信息通信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影响。

高新民等阐述了信息服务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作用，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组成，信息服务业已成为推动高科技产品和高科技服务增值的主要因素之一。信息服务业的不断拓展，软件等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信息服务成为不同行业推进技术创新、缩短创新周期的重要手段，对于经济转型升级产生了重要促进作用[83]。

在上文简要回顾和梳理了情报学、信息经济学和信息产业研究、服务经济学研究和信息技术创新研究的理论发展脉络和研究热点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信息服务业研究已经成为上述学科领域探讨的交叉主题，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这些内容构成了本书研究的理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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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化腾等：《数字经济：中国创新增长新动能》，中信出版社，2017。

[2] 习近平：《坚持开放包容 推动联动增长——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讲话》，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9391615。

[3] 黄烨菁：《信息技术产业国际化发展：形态、机制与技术升级效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第38～39页。

[4] 惠永正：《发展信息产业 服务四化建设——写在邓小平同志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十周年之际》，《情报学报》1994年第4期。

[5] 《为了争取21世纪生存与发展的主动权——首次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有关信息撷英》，《信息与电脑》1997年第7期。

[6] 江泽民著《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第1～5页。

[7] 江泽民：《新时期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10期。

[8] 《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7408960.html。

[9] 《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http：//www.gov.cn/test/2009-09/24/content_1425447.htm。

[10]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7号），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03/28/content_4022.htm。

[11] 国家信息产业部组织编制完成《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十一五”专项规划》，http：//jy.nanning.gov.cn/4999/2006_12_28/4999_183195_1167295772490.html。

[12] 《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9-04/15/content_8120.htm。

[13]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3号），http：//www.gov.cn/zwgk/2012-07/17/content_2184979.htm。

[14] 陈建龙、王建冬：《我国地方政府信息服务业发展模式和热点领域分析》，《图书情报工作》2009年第24期。

[15] 陈建龙、王建冬：《我国地方信息服务业发展的经济环境和发展阶段分析》，《图书情报工作》2010年第4期。

[16] 《2017年软件业经济运行情况》，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656/n5340637/c6040371/content.html。

[17] 苗圩：《2016年我国企业数字化研发工具普及率达到61.8%》，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17-04/24/content_40682107.htm。

[18] 本小节主要数据均引自：陈建龙、王建冬、刘合翔等：《信息服务业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课题研究报告，2010。

[19] 欧盟国家产值以2008年12月1日欧元兑换人民币汇率1∶8.6720换算，美国产值以2008年12月1日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1∶6.8633换算，巴西产值以2007年12月1日巴西雷亚尔兑换人民币汇率1∶4.12656换算。

[20] 各国的GDP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2008年全球各国GDP数据；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和全球各国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2008年统计年鉴。

[21]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http：//http：//www.gov.cn/zwgk/2010-10/18/content_1724848.htm。

[22] 中国科学院信息领域战略研究组：《中国至2050年信息科技发展路线图》，科学出版社，2009，第66页。

[23] 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7938930。

[24] 习近平：《坚持开放包容 推动联动增长——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讲话》，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9391615。

[25] 此处研究所的数据源包括三方面：一是2016～2017年互联网公开招聘信息7000多万条，二是相关领域专利数据库约800万条数据，三是相关领域软件著作权数据120万条。

[2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

[27]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强调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 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http：//news.xinhuanet.com/info/2014-02/28/c_133148804.htm。

[28]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第5～6页。

[29] 《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2 号），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3-08/14/content_3307.htm。

[30]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学技术部 公安部 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发改高技〔2014〕1770号），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5/content_2806019.htm。

[31] 赖茂生：《情报学的发展观》，《图书情报知识》2000年第4期。

[32] 赖茂生、王琳、杨文欣、李宇宁：《情报学前沿领域的确定与讨论》，《图书情报工作》2008年第3期。

[33] K.Roger，Problems and Outlook for the Information Services Industry［C］.Proceedings of the EUSIDIC Conference，Oslo，1975（12）.

[34] E.Sweezy，Hopper J.H.Obstacles to Innovation i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Services Industry［R］.Final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1975.

[35] H.S.Dordick，Bradley H.G.，Nanus B. and Martin T.H.Network Information Services：The Emergence of an Industry［J］.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1979，3（3）：217-234.

[36] R.J.Thomas，Marketing Research i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Services Industry：Development and Future Directions［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1982，33 （5）：265-269.

[37] 霍忠文：《论信息服务业结构调整的实践原则》，《情报理论与实践》1994年第6期。

[38] 娄策群、程鹏：《发展我国信息服务业若干问题的调查与分析》，《情报学报》1994年第3期。

[39] 娄策群：《论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机制》，《情报杂志》1995年第3期。

[40] 查先进：《论信息服务业发展中的反不正当竞争》，《情报理论与实践》1995年第1期。

[41] 查先进：《开发利用信息资源 促进信息服务业发展》，《情报科学技术》1996年第3期。

[42] 谢新洲、张广钦：《我国新兴信息服务业的现状、问题及发展对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43] 卢泰宏：《论发展信息服务业的政策保障》，《南方经济》1996年第3期。

[44] 马费成：《迈向21世纪的我国信息服务业》，《中国信息导报》1996年第10期。

[45] 胡昌平：《我国市场经济中的科技信息服务业管理体制分析》，《图书情报工作》1996年第5期。

[46] 朱伟：《加强情报学研究与实践 促进现代信息服务业发展》，《情报学报》1998年第1期。

[47] 〔美〕弗兰克·H.奈特著《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10。

[48] 〔美〕弗里茨·马克卢普著《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孙耀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9] 冯梅、陈志楣著《北京信息服务业发展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第2页。

[50] 〔美〕马克·波拉特著《信息经济学》，吴桦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51] 王芳、赖茂生：《信息经济学体系探索》，《情报学报》2004年第1期。

[52] 乌家培：《我国信息服务业的现状与未来》，《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2年第6期。

[53] 乌家培、周起凤：《中国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及其对策》，《中国信息导报》1994年第11期。

[54] 陈禹：《信息经济学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第191～193页。

[55] 陶长琪：《基于融合的信息产业自主创新与产业成长的协同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2页。

[56] 郑英隆：《信息产业的全球一体化发展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第46页。

[57] 牟锐：《中国信息产业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第149页。

[58] 李怡：《中国信息产业集群发展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第149页。

[59] 王海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模式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

[60] V.R.Fuchs，The Service Economy［M］.NBER，1968.

[61] 〔美〕丹尼尔·贝尔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

[62] 姚战琪等：《技术进步与现代服务业：融合、互动及对增长的贡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32页。

[63] R.Evangelista，Sectoral Pattern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Services［J］.Economic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2000（9）：183-221.

[64] K.Sapprasert，The Impact of ICT on the Growth of the Service Industries［EB/OL］.http：//iri.jrc.ec.europa.eu/concord-2007/papers/strand6/Koson%20Sapprasert.pdf.

[65] OECD.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the New Economy，2000［EB/OL］.http：//www.oecd.org/dataoecd/3/48/1918259.pdf.

[66] 程大中、陈福炯：《中国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结构变化及其影响——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分析》，载陈宪、程大中《中国服务经济报告 2005》，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第56～57页。

[67] R.Pearson，Mitter S.Employment and Working Conditions of Low-Skilled Information-Processing Workers in Less-Developed Countries［J］.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1993，132（1）：49-64.

[68] 刘林艳：《京津冀信息服务业战略布局与协同发展模式》，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

[69] 〔美〕约瑟夫·熊彼特著《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

[70] 〔美〕约瑟夫·熊彼特著《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

[71] 白重恩、阮志华主编《技术与新经济》，王淼编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ix。

[72] T.F.Bresnahan，Trajtenberg M.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Engines of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5，65（1）：83-108.

[73] 白重恩、阮志华主编《技术与新经济》，王淼编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xiv。

[74] J.B.Delong，The Triumph of Monetarism［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0（04）.Available at：http：//www.j-bradford-delong.net/Econ_Articles/monetarism.html.

[75] 王欣著《信息产业发展机理及测度理论与方法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第165页。

[76] 聂进：《中小企业信息技术采纳影响因素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第13页。

[77] T.S.Bowen，Building collaboration［J］.Computerworld，2001，35 （45）：39-40.

[78] J.P.West，Berman E.V.The Impact of Revitalized Management Practices on the Adop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A National Survey of Local Governments［J］.Public Performance &.Management Review.2001，24（3）：232-253.

[79] C.Shapiro，Hal V.Information Rule：A Strategic Guide to the Network Economy［M］.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8.

[80] V.Hal，Farrell J.，Shapior C.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An Introduction［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81] J.Mokyr，Innovation and Its Economies：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oots of Technological Inertia，in Olson M. and Kahkonen S.，eds.A.Not So Dismal Scienc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61-91.

[82] N.Crafts，Quantify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to Economic Growth in Different Eras：A Review of the Evidence［EB/OL］.http：//www2.Ise.Ac.uk/economicHistory/pdf/wp7903.pdf.

[83] 高新民、安筱鹏编《现代服务业：特征、趋势和策略》，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第165～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