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一 “政治资金”的研究契机

战后日本政坛经常发生大规模的政治资金腐败案件，为了抑制腐败事件的发生，日本对政治资金管制体系进行了全方面的改革，特别是1994年日本改革了被称为金权政治罪魁祸首的中选举区制度[1]，将中选举区制度改为小选举区和比例代表并立制。同时改革了政治资金管制制度，强化《政治资金规制法》在预防政治资金腐败、惩治腐败行为方面的作用，并且向西方学习，引入政党援助制度[2]，制定《政党援助法》。日本国民期望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来杜绝产生日本“金权政治”的土壤，将日本政治的发展引向廉洁的方向。然而，这种期望并没有实现，1998年以佐佐木毅为首的日本政治学者对选举制度改革后的首次大选进行了全国性的调查，此次调查的重点即为政治资金问题。此次调查报告认为：“1994年的改革并未改变日本的‘金权政治’，实行小选举区和比例代表并立制的支出花费并不比中选举区制度时期少，强化政治资金法律体系对于解决政治资金问题依然效果不彰。”同时，强化政治资金管制体系之后，政治家为了逃避监管，通过迂回及地下黑钱的方式来筹集政治资金。这不仅加大了监管的难度，也会给日本社会带来政治资金腐败势头已经得到控制的假象。然而，2004年和2009年接连发生的日本牙科医师会非法献金事件[3]及西松建设公司非法政治献金事件[4]打破了此种假象，日本政坛的政治资金腐败问题再次吸引了日本国民的目光。

在上述背景下，关于战后日本政治资金问题，有两个问题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第一，为什么战后日本经常发生政治资金问题？第二，为什么1994年进行的以改革选举制度、引入政治资金援助制度、加强对政治资金的管制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依然未能有效遏制政治资金问题的发生。为此，本书将带着上述疑问对战后日本的政治资金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战后日本政治成为“金权政治”的代名词，然而“金权政治”的主要表现为选举政治中的政治资金问题。中国学术界对于日本的“金权政治”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但是从政治资金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很少，因此，本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国内对于日本“金权政治”的研究，弥补了国内政治资金问题研究的不足，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意义。同时，通过对战后日本的政治资金问题进行研究，可以学习和借鉴日本在管制和处罚政治资金腐败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从而更好地推进中国的反腐工作，因此该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二 “政治资金”概念及研究

（一）“政治资金”概念

迄今为止，日本官方对于政治资金还未有一个正式的定义。在对战后日本的政治资金问题进行分析之前，对于政治资金等相关概念的解释和说明显得尤为重要。何谓政治资金？如果光从字面上解释的话：“所谓政治资金是指政党、政治团体、政治家个人参加政治活动包括选举活动时所需要的费用。”[5]日本的政治资金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数额巨大；第二，接受政治资金这种行为并非一种政治行为，而是具有很强的目的性；第三，政治资金往往并不用于政治活动，多用于培养选举地盘。”[6]吉田善明在《政治资金和法律制度》一书中也给出了相似的定义，所谓政治资金指的是：“政党及政治团体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筹措开展政治活动的费用，我们把这些费用称为政治资金或政治献金。”[7]而公明党则给出了不一样的解释：“所谓政治资金指的是政治家开展活动时使用的资金。政治资金主要分为三大类：一为捐赠；二为政治筹款宴会的收入；三为国家提供的政党援助金。”[8]公明党的定义与前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强调的行为主体为政治家而非政党及政治团体。然而，公明党关于政治资金的定义有两个问题，即谁为政治家，判断政治家的标准是什么？政治家开展何种活动？即第一次参与选举活动的候选人是不是政治家，政治家参与政治聚会消耗的资金算不算政治资金？同时，强调行为主体为政党及政治团体的也有问题，在日本有部分国会议员无所属（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及政治团体），因此这一类人在进行政治活动时需要的费用算不算政治资金呢？为此，本书所使用的政治资金指的是，个人、企业、政治家、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使用的资金，政治资金的范围主要包括政治捐赠、政治宴会筹集的资金、国家给予的政党援助金。

政治资金问题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政治资金问题主要指违犯日本《政治资金规制法》及《政党援助法》等对选举活动及政治资金的使用做出法律规定的行为皆为政治资金问题；而广义的政治资金问题即政治腐败，包括利用金钱、物资及借款等贿赂收买国会议员的行为。由于以上述二部法律为核心构成的政治资金管制体系还在不断完善和改革，特别是日本政治家善于以政治献金的名义收受贿赂，为了更好地对战后日本的政治资金问题进行分析，本书主要以《政治资金规制法》为核心从广义的视角对战后日本政治资金问题展开分析。为了避免将政治资金问题与公务员贪污受贿等腐败问题相混淆，本书的研究对象将仅局限于国会议员的政治资金，特别是众议员的政治资金问题。尽管很多政治腐败事件中也有事务次官等高级公务员的参与，但是本书对公务员腐败现象将不展开分析。

依据《政治资金规制法》的定义，“政治团体”是指以举行下列活动为目的的组织和以举行下列活动为主且长期存在的团体。一是举行、支持或者反对某种政治理念及政策的活动；二是推荐、支持或反对特定的公职候选人。同时，符合下列行为的组织也是政治团体：一是以国会议员为核心或者其参与者是国会议员的以研究某种政治理念或者政策为目的的团体，即所谓的政策研究团体；二是政治资金团体；三是举行特殊政治宴会的团体。政治团体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政党；二是政治资金团体，即政党指定的向政党提供资金援助的团体；三是其他的政治团体。

（二）“政治资金”研究

在日本，政治资金问题不只是政治家个人的政治伦理道德，它还关系到日本民主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对于政治资金问题的成因及预防等各领域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在面对日本政界发生的政治资金问题时，日本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视角进行分析。

第一，法学层面。由于战后日本政治资金问题的发生往往与来自企业的非法捐献息息相关，从公司法及宪法等法律角度对政治资金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一度成为研究政治资金问题的主流。

第二，选举政治层面，主要分为选举制度及政治体制两部分。战后日本长期实行的中选举区制度被日本政治家及大多数政治学者认为是政治资金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因此，为了避免政治资金问题的发生，只有改革选举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资金问题成为日本政治家及部分学者的共识。同时，战后日本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也成为政治资金问题发生的重要原因。除此而外对于金钱及政治资金在选举政治中的作用即政治与金钱的关系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

第三，具体的腐败案例研究。该部分的研究主要通过对具体腐败案例的分析来揭示政治资金问题的成因，研究的参与者多为参加过具体腐败案件的调查和报道的记者及国会议员，因此这部分的研究运用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将为本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

第四，对政治资金问题进行国家间的比较研究。政治资金问题比较研究的对象主要为美国、英国、德国及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战后日本政治资金问题非常严重，如何建立更好的政治资金管制体系成为日本学者关注的主要问题。于是，部分研究者将目光转向欧美等选举政治的发源地，意图通过国家间的比较研究来为日本的政治资金管制体系注入新的活力。

1.法律层面的研究

法律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以企业是否有资格捐献政治献金，企业捐赠政治献金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等问题为核心来展开分析。1963年的东京地方法院对于八幡制铁事件[9]的判决，引起了法学界激烈的争论。但是之后在东京高等法院进行的二审推翻了一审判决的结果，承认企业可以向政党捐献政治资金。此案最终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判决支持二审判决，承认企业向政党捐献政治献金的合法性。

不过，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并没有影响到法学界关于企业政治献金问题的讨论，学界的争论点主要集中在这几方面：其一，企业捐赠政治资金是否属于企业的权利范围之内；其二，企业捐赠政治资金是否影响了公共秩序；其三，企业董事是否违反了对企业忠实的义务。

认为企业捐赠政治资金是企业权利范围之内的学者认为：“从企业的权利范围来看，限制企业法人权利的民法第四十三条不能适用于企业，企业参与政治献金活动是企业权利能力之内的事情，不管企业捐献多少政治献金，这都是企业的权利。”[10]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尽管公司法对于企业实现自己权利方面有规定，但是企业参与政治献金活动，不仅间接符合公司法所规定的可以实现企业的目标，而且这种捐赠行为对于企业的发展是有利的，因此参与政治献金活动应该是企业权利的一部分。”[11]反对的学者认为：“企业对于社会慈善事业的捐赠是属于企业权利范围内的事务，但是对于政党及宗教团体的捐赠，不管数额多少，都应属于企业权利外的事务。”[12]该学者还认为企业向政党捐赠政治献金并非无偿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和立场，通过政治献金影响国家的决策。[13]

关于第二点，认为违反了公共秩序的学者认为：“企业的政治献金与市民所享有的政治自由相矛盾，违反了公民平等参与政治的原则，影响了由自由、平等的国民制定国家决策所形成的社会秩序，因此企业的政治献金是非法且无效的。”[14]因为企业具有强大的经济能力，企业进行政治资金捐赠，会导致以公平为准则的社会秩序的崩溃。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企业的政治献金并不影响公共秩序：“企业的政治献金与那些为了获得利益而进行的贿赂、送礼的行为具有本质的区别，并不违反宪法，更不违反民法第90条。”[15]因为企业是国民社会的一部分，追求利益，分担国家部分负担，接受国家的政治领导，从而没有理由要求企业不关注现实的政治，不能因为企业没有选举权而不允许其捐赠政治资金，更不能因为会导致“金权政治”而禁止企业捐赠政治资金。持有该观点的学者支持关于八幡制铁的二审和最高法院的判决。

关于第三点争论，认为没有违反企业董事对企业忠诚原则的学者认为：“从企业的规模、业绩、社会经济地位及捐赠对象来看，只要在与企业规模相适应的合理范围内，管理者就不违反对企业的忠实原则。”[16]持有“合理范围内合法”的学者一再强调只要企业提供政治献金是企业经营目标之一或者是企业的能力范围内的事情，企业的董事就不违反对企业的忠实原则。而反对合理范围论的学者认为：“企业不管捐献多少政治献金其董事都违反了董事对企业忠实的原则。因为捐赠政治献金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非等价的交易行为，违反了企业经营的目的，同时企业有时也会进行非营利性的行为，比如灾后救援、社会慈善、纯粹的科技开发援助等，但是这些行为是企业的社会义务，而给予特定政党政治献金并非一种社会义务，并不依据其捐赠的多少而改变其性质。”[17]

本书并非从法学视角来探讨日本的政治资金问题，因此仅对与本书问题相关的文献进行分析。如今，有关政治资金问题的争论依然在法学界进行着，特别是在宪法学界，围绕着企业的政治献金是否违宪的争论[18]将政治资金问题的讨论推向一个又一个的高潮。自1995年《政党援助法》正式实施以来，要求禁止企业献金的争论就不绝于耳，尽管现在企业不能向政治家个人及其政治资金团体捐献政治献金，但是来自企业各种间接的迂回式的政治献金捐赠依然引起日本国民极大的愤慨。战后日本企业的政治献金被日本企业家誉为促进和维持自由民主经济发展及确保议会制民主主义健康发展的原动力。但是接连不断的政治献金丑闻使企业的政治献金成为“过街老鼠”。如今，在实施政党国家援助制度的基础上，能否禁止来自企业的政治献金将成为日本政治资金问题研究的另一个关注点。

2.选举政治层面的研究

关于选举政治层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路径。第一，强调选举制度对政治资金问题具有重要的影响，即中选举区制度是导致日本政治资金问题的主要原因，要想改变“金权政治”的现状必须改革中选举区制度引入小选举区制度。第二，从日本“金权政治”的政治结构入手，对产生政治资金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此种研究路径将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结构作为日本政治资金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要想根除日本的“金权政治”就必须打破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结构，建立新的政治结构。除了上述比较主流的研究而外，也有不少学者侧重于从微观的视角来研究政治与金钱的关系，通过回答选举政治为什么需要金钱来寻找导致日本政治资金问题的原因。这一类的研究往往从政党或政治家的政治资金结构入手，依靠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从微观的视角找寻政治资金问题产生的根源。

首先，从选举制度的视角来对政治资金问题进行剖析一度受到日本学者及国民的青睐。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进行的政治改革中，改革选举制度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1989年5月23日，自民党发表了《政治改革大纲》，该大纲的第一章里写道：“政治资金的支出与选举制度紧密相关……直到现在我们都以政治道德为约束，通过个人的自觉及信念严格要求自己，然而我们感到金钱政治的结构，特别是选举制度……因此，我们认为现今日本政治存在的很多问题皆源自中选举区制度。”[19]同样，1990年4月26日举行的第八次选举制度审议会所发布的《选举制度及政治资金制度改革的报告》指出：“在现行的中选举区制度下，无法避免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选举。在这种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选举中，加上我国特有的社会文化，使选举及政治活动的进行依赖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紧密关系，这同时也会导致选举中政治资金支出的增加。”[20]再者，还有直接陈述需要废除中选举区制度的声音，《废除中选举区制度的宣言》指出“现在已经到了制度疲劳的极限……如果继续实行中选举区制，我们敢断定无法实现根本的改革，因此，我们要与中选举区制度诀别。”[21]可见中选举区制度被日本学者及政治家认为是诱发日本“金权政治”的罪魁祸首，要想改变日本“金权政治”的现状就必须废除中选举区制。

然而中选举区制度是如何导致政治资金腐败的呢？中选举区制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候选人之间的竞选非常激烈。在中选举区制度下，不同的选举区可选出的议员数不同，当选议员的条件为得票排名靠前的候选人，因此，假设某个候选人获得大量的选票，那么其他候选人即使获得比较少的选票也可以当选。这就导致在中选举区制度下当选议员的选票门槛不断变动，对于每个候选人来说必须尽可能获得比其他候选人更多的选票，正是这种当选门槛的不确定性使在中选举区制度下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异常的激烈。第二，同一政党的候选人在同一选区相互竞争。一个政党要想获得过半数的议席[22]，至少必须在同一个选区派出两名以上的候选人，这就使选举竞争由以政党为中心转变为以候选人个人为中心，使日本各政党组织弱化，以议员为中心的组织及支持团体得到发展和强化。由于以候选人为中心，原本由政党支部负担的政治活动费用及选举运动费用转而由各候选人的后援会负担，再加上“同室操戈”，使政治资金的需求量不断增多。因此，在堀江湛看来，尽管采用任何选举制度都要花钱，但是日本实行的中选举区制度促使大量的非必需的政治资金投入，政治资金的大量投入不仅诱发了政治资金腐败事件，同时也加快了派阀政治的发展[23]。然而，对于后援会来说，其活动的费用来自哪里？对此，川人贞史认为，由于后援会需要支出大量的费用，候选人有必要向企业及各种团体索要各种政治资金[24]。在索要政治献金的过程中就容易滋生各种政治资金的腐败问题。因此，要想改变日本“金权政治”的局面，解决政治资金问题，就必须废除中选举区制度。于是，围绕废除中选举区制度引入小选举区制、实行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选举制度改革在日本社会引起很大的争论。

然而，引入小选举区制度能否从根本上杜绝政治资金问题的发生？对此，日本国内围绕该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石川真澄认为：“之所以有人想要引入小选举区制，不外乎是大家认为引入小选举区制后可以实现不花钱或少花钱的选举，同时可以实现政权的更迭。然而这种认识过于简单，如果没有有效的管制政治资金的措施，不管实行什么选举制度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金权政治。”[25]石川真澄还认为：“小选举区制度有很多缺陷，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少数派的代表无法当选，人为地制造多数，无法正确地反映民意。”[26]然而在支持引入小选举区制度的堀江湛看来，“引入小选举区制更容易实现政权的更迭，也更容易实现稳定的内阁……尽管小选举区制无法正确反映民意，但这主要与人们如何看待‘代表性’息息相关”[27]。尽管对于引入小选举区制度、实行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选举制度还存在不少争议，但是在1994年的政治改革中，细川非自民党内阁还是正式废除了中选举区制，实行小选举区与比例代表并立制。对于引入小选举区制度、实行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争论还在继续，并且很多学者利用选举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对此次选举制度改革进行全面分析。对此次改革非常关注的山口二郎写道：“原本寄予厚望的并立制未使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选举变为以政策为中心的选举，这都不过是画饼充饥。”[28]宫川隆义则通过对战前日本小选举区制度的分析认为，“自民党将政治资金腐败的责任全部转嫁到中选举区制上，以此来缓和国民对政治的不信任和批评。将中选举区制度描绘为造成政治资金问题及政权无法更替的原因只是日本政治家对自身原罪的诡辩。”[29]围绕选举制度与政治资金问题之间关系的讨论还在继续，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国民及学者均认识到并立制并不能减少政治资金问题的发生，将遏制政治资金腐败的希望寄托在选举制度上是不切实际的。

其次，在分析战后日本政治资金问题时，日本的政治结构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在岩井奉信看来，日本型民主主义的政治结构是由“官僚主导的政策决策”、“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中选举区制度”三者所构成。[30]其中，自民党一党独大体制成为日本政治体系最明显的特征。该体制在三层关系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第一为政府和执政党关系，具体说的就是官僚制和自民党的相互依存而形成的混合体制；第二为执政党和在野党关系；第三为执政党内部各派阀及各种势力间的关系。[31]因此，这样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关系，很容易滋生横跨政、官各界的腐败问题，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自民党一党独大时期的很多金权腐败案件往往都能看到政府官僚的影子。而这样的政治腐败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室伏哲郎看来：“自从殖产兴业的明治时期以来，伴随着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介入的加强，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混合经济的结构中，通过国家的投资实现经济的增长。在这种过程中，获得国家补助金、税收优惠及政策融资是以一些大型企业组成的财界为主，而财界为了报答自民党的恩惠向其提供大量的政治资金。”[32]“除此而外，财界还通过向自民党本部、各派阀、党的领导及决策相关的各国会委员提供各种合法或者非法的政治献金，从而达到财界对政权、政策中枢的影响。不仅如此，为了让自民党的政权更加稳固，财界还向反体制的在野党提供政治资金，加强对其的控制。”[33]财界以合法及非法的政治资金的方式，将自民党及在野党紧紧地拴在一起。同时，财界为了加强和政府官僚的联系，让政府的高级官僚通过“下凡”的方式进入财界的大型企业担任职务，这样支配战后日本的政、官、财三位一体的政治结构就形成了。三鬼阳之助在其《献金金脉》[34]一书中对战后日本政治家背后的政治资金来源——“金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政治家通过“金脉”来筹集政治资金，而财界也通过“金脉”来拉近和政治家的关系，从而实现双赢。

同时，除了财界外，官僚在战后的金权政治的结构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官僚除了有与自民党结成利益同盟这一特点外，在战后日本的决策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成为其另一大特点。官僚通过官僚制将社会利益进行分配和调整，从而使各官僚部门分别成为各种社会利益的代表。社会上各种利益的对立和竞争就会转化成官僚内部各部门间的对立和竞争。这直接导致日本形成以官僚为主轴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强化了官僚主导的地位。这最终使日本的利益集团以中央官厅为中心进行活动，而非以国会为中心。[35]

再次，关于政治与金钱的关系主要是从“选举政治为什么需要钱”及“政治资金花在哪”的角度展开研究。理想的民主主义制度是自由和公正的守护者，通过定期实行竞争性的选举，调节社会经济收入的差距，创建公平正义的社会。然而，在调整过程中，经济能力强的人希望将自身的经济实力转化成政治实力，这就有可能导致不平等社会的产生。实际上在所有的民主国家，政治资金是维系政界和财界对社会统治的最重要的桥梁，因此，在现存的政治结构、政治制度及政治过程中，金钱都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36]

在日本选举政治中，政治资金的多少对于议员的当选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政治家有三大“法宝”，分别是“钱包”“地盘”“招牌”，而“钱包”又显得尤为重要。根据1998年日本第一次政治资金调查的报告，日本政治家大量的资金支出并非仅仅发生在大选年，平时的政治资金支出也非常巨大。[37]平时的支出主要用于在选举区举行各种活动，拉近与选民的关系，其中被日本国民诟病的就是“婚丧庆节”的红包。在选举区只要有红白喜事，议员都必须送礼金，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议员要亲自参加，这对议员来说一方面可以提高知名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借这种机会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同时，议员在选举区的活动主要由后援会来执行，由于选举制度改革后，后援会的主要功能由收集政治资金转向拉选票，后援会的支出并没有减少，其中最大的一项为人力成本的支出。除后援会外，议员要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各种事务所，每设立一个事务所就要招募大量的工作人员。这导致每个事务所每月都会产生大量的工资、奖金、交通费等各种费用支出。不可思议的是，不管招募再多的工作人员，总感觉人手不够，因为在小选举区制度下，每个小选举区的平均人口为40万人，其中有投票资格的就有30万人。[38]工作人员每天需要去拜访当地选民，参与当地的节日庆典，做各种报告会等活动。因此，对于议员来说，尽管人力成本支出高昂，但是为了在选举中获胜，不得不招募很多工作人员。根据1998年的调查报告，后援会和资金管理团体的经费支出和议员获得选票的多少具有正相关关系。对于议员来说，为了在选举中获胜，依靠传统的后援会活动、巩固“票田”的方式，要远比依赖小选举区政党支部开展政治活动收集选票更有效率。[39]

政治资金从哪里来？政治资金的来源问题总是伴随着腐败事件的发生而成为日本社会关注的问题。在日本中选举区制时期除共产党外日本各政党的政治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和工会的政治献金，特别是自民党的政治资金超过60%都是来自企业献金。为什么日本企业要向日本政党捐赠政治资金，对此主要有以下三种解释。其一，干净资金论，《旧金山条约》签订后日本经济开始发展，由于当时都是各企业分别向各政党捐赠政治资金，引起日本国民关于腐败的猜疑，为了消除日本社会的猜疑，由经团联出面组织，设立统一的向保守政党捐赠政治资金的团体，这样政治资金就可以得到调配和控制。其二，自由经济体制的保险金论，日本经济界为了防止日本被共产主义化、社会主义化，保护自由主义体制，向保守的自民党提供政治资金支持。其三，社会贡献论。经团联依据日本各政党的政策主张及实际的成绩打分，并制定会员企业捐赠政治献金的指导方针。如果某政党的政策主张和经团联相符合，获得的政治资金就比较多。因此，各政党为了获得更多政治资金就必须经常和经团联交换意见。[40]尽管古贺纯一郎对日本各个时期企业捐献政治献金的原因进行了全面的解析，然而作者似乎仅仅关注企业的社会属性，忽视了企业追求收益的属性，将企业政治献金的动机单纯化。为了重新认识日本企业的政治献金，日本经济学家小林俊治认为：“企业的政治献金，是企业另一种形式的投资，要理解该‘投资’必须站在下述三个立场上：第一，作为政治资源的企业，即对于政治家来说企业有什么利用价值；第二，作为投资对象的政治家，即企业向政治家捐赠政治献金是为了让政治家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法律法规；第三，站在选民和消费者的立场上，即选民和消费者坚决反对企业的政治献金。”[41]作者提出企业的政治献金是“另一种形式的投资”，既然是投资，那就需要考虑成本和收益及投给谁、投多少的问题。所以，翻开战后日本自民党的政治资金史我们就可清楚地看到，中选举区制度时代的自民党的企业政治献金收入在所有政党里是最高的，同时来自企业的献金占其每年政治资金总额的一半以上。由于战后自民党和财界的紧密关系，再加上自民党经常发生的政治腐败案件，企业献金的“投资说”得到广大国民的认可。然而，广濑道贞则认为企业十分关心政治，与其说是企业为了获得更多政治恩惠，还不如说是由于经济活动的变化导致与其相关的政治关系也相应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就是经济的“政治化”“信息化”“国际化”。[42]

除了来自企业的政治献金外，在1994年政治资金规制体系改革后，日本学习欧美各国引入政党援助制度，并制定《政党援助法》[43]进行规范。设立政党援助制度主要是为了促进政党的政治活动，健全民主制度的发展。援助的总额依据每年日本人口的数量乘以250日元，比如2010年日本总人口为128057352人，则援助总额为32014338千日元。算出总额后依据各政党向总务大臣提交的国会议员数、众议院及参议院选举的得票数进行分配。[44]政党援助制度作为政治资金管制体系改革的一部分在1994年正式形成，这改变了日本各政党政治资金的结构。1986年，政治献金占到自民党政治资金总额的56%，而在1996年自民党的政治资金中，政治献金所占比例下降到23%，政党援助金占到52.6%。[45]不仅自民党的政治资金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他政党的政治资金结构中来自国家的援助更是占有压倒性的比例，即国家援助制度形成后，日本政党的政治资金主要来自国家的援助。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治家的腐败问题，使政治变得廉洁，但是围绕着国家援助制度又引起了新的争论。第一，《政党援助法》的违宪问题。比如，政党援助制度可能会导致由国家来认证政党及对弱小政治团体的打压和排挤，违犯了宪法第21条有关国民具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46]第二，政党援助金的腐败问题。《政党援助法》里规定的政党援助金只能用于政党的政治活动，同时要按时提交政党援助金的使用报告。然而，许多议员将政党援助金花在购置房产、提高个人生活水平而非用于政治活动，并且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中虚假登记，比如中岛洋次郎事件[47]。由于政党交付金来源于日本国民的税收，频繁发生违规使用政党援助金的事件引起日本国民极大的愤怒，本以为通过国家援助的方式可以减少日本政党对企业献金的依赖，从而达到净化日本政治的目的，但是不仅原先存在的政治资金问题没解决，而且可能会使政治资金问题更加复杂化。

3.具体的腐败案例研究及政治资金规制体系

尽管通过对战后日本政治资金腐败事件的具体案例的分析，可以重新认识政治资金管制体系存在的问题。但是有关具体政治腐败案件的书籍多出自记者之手，很多记者为了书的销量，会刻意对相关细节进行夸大处理以吸引读者，因此客观性存疑。同时，有些记者在写作过程中会利用很多政治传闻和消息进行推测，学术上显得并不严谨。为此，要想比较客观地把握每个具体案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只能通过相关的案例集和政治腐败史文献。有关战后日本政治资金的案例集可以参考《政治与金钱的案例集》[48]，该书围绕政治资金和政务调查费的违法案件进行整理和分析。特别是有关政治资金方面，作者主要从政治家非法收受贿赂和政治献金两方面来展开分析。作者认为，政治家收集到的政治资金用作其他用途并不只是征求选民意见的问题，而是一种违犯《政治资金规制法》的行为[49]。同时针对政治献金存在非常严重的虚假登记问题，作者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作为政治家必须认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50]关于日本政治腐败史方面可以参考《选举违规的历史——从阴暗面看日本的100年》[51]，该书并不只是对一些选举违规事件的罗列，作者统计整理了大量的数据，通过对选举违规事件的分析来探讨近代以来日本社会的变迁。[52]作者认为，尽管从统计数据来看日本的选举违规的数量在不断减少，但是选举违规问题无法根绝。随着人口不断减少，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买卖选票的情况。同时伴随着网络的兴起，高技术的选举犯罪也会变得越来越多。[53]除此之外，斋藤荣三郎所著《政治改革的原点——政界腐败百年史》[54]一书对明治以后近百年日本政界腐败的历史进行了分析。由于作者曾经为自民党的参议员，该书向读者介绍了很多关于政治资金旁人不知的政界内幕。特别是该书附录了百年的政治腐败事件年表，这对于本书的写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日本政治资金及选举活动的管制体系主要由作为基本法的《政治资金规制法》及规范国家对政党援助的《政党援助法》构成。由于《政治资金规制法》在该管制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战后日本的政治资金管制改革几乎都是围绕着《政治资金规制法》的修改来进行。截至2009年，《政治资金规制法》进行了48次修改，其中9次进行大幅度的修改，剩下的39次则对部分条款进行简单修改。有关《政治资金规制法》的修改历程及条约解析可以参考政治资金制度研究会编撰的《逐条解说——政治资金规制法》[55]。同时也可参考《为了实务和研修——易懂的政治资金规制法》[56]，该书由自治省政治资金课课长撰写，不仅详细列出了每次修改的内容，而且针对《政治资金规制法》里的关键词进行了重点分析。除此之外，要想从整体上来把握日本的政治资金规范体系，可以参考《政治资金与法律制度》[57]。该书不仅重点分析了历次《政治资金规制法》的修改背景，而且对《政党援助法》的制定及其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4.国家间的比较研究

日本政治资金问题的研究除了上述视角外，还有部分学者热衷于国际性的比较研究，通过借鉴欧美各国对于防止政治资金腐败问题的法律制度来探讨日本的政治资金管制体系。然而，各国由于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及国民性等的差异，政治资金管制体系的切入点也不同。尽管很多欧美国家比较喜欢建立国家对政党的援助制度，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个人及企业政治献金对政治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政治资金的使用公正、透明。但是不可忽视的是，通过对各个国家的比较，国家对政党进行援助并不能十分有效地防止政治腐败，恰恰相反，从多国的实践来看，国民开始反对国家用其税金来支持政党的政党援助制度。[58]白鸟令等编著的《民主主义的成本——政治资金的国际比较》一书通过对美国、印度、韩国、日本等13个国家的政治资金及相应的管制制度进行分析，揭示政治资金管制体系改革的方向。政治资金问题并非日本独有，上述13国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资金腐败问题的困扰。因此，如何通过对各个国家的实证分析来共同寻找更好的管制办法成为该书的一大课题。然而，该书也留个读者一个问题：如何区分“民主主义的成本”和“利益诱导政治”？是不是民主国家发生的各种政治资金腐败都可以称为“民主主义的成本”，这是否有为民主政治的政治腐败做辩护的嫌疑。森英树编著的《政党的国家援助和比较宪法的综合研究》[59]则从比较法的视角来对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政党制度、政党援助制度及政治资金问题进行分析。战后，在欧美各国的选举政治中，向政党提供政治资金援助的力度逐渐加大，日本为了遏制政治资金问题的频发也欲引进政党援助制度，但是，围绕政党援助制度是否违宪的争论也在学者间展开。欧美各国对政党提供政治资金援助是基于“民主主义的成本”的认识，日本的政治文化与欧美有差异，在对待政党援助方面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同时，日本引入政党援助制度是基于减少日本政治家对企业献金的依赖，从而达到遏制政治资金腐败问题的泛滥这一目的的。因此，全书对于日本引入政党援助制度能否取得预期效果是存有疑问的，担心政党变质而成为寄生在政府上的特殊机构。

政治资金问题的国家间比较研究在现阶段还比较少，现有的很多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比较的对象仅仅局限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之间。因此，要想更进一步地分析选举政治中的政治资金问题，有必要增加比较对象，扩大比较的范围，在比较的过程中也有必要增加对各国选举制度、文化及选民偏好等领域的分析和研究。

5.中国国内及其他研究

有关日本政治资金问题的研究不仅引起日本学术界的关注，也同样吸引了大批中国的日本问题研究者的关注。国内学者对于日本政治资金问题原因的研究主要从政治结构的视角入手，通过分析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解析自民党与财界的特殊关系，从而揭开日本政治资金问题频发的谜底。《自民党的兴衰——日本“金权政治”研究》[60]可以说是国内较早系统性地对战后日本“金权政治”进行研究的著作。该书指出：“在日本，竞选实际上形成‘竞钱’，是获取政治资金的竞争。所以‘当选第一主义’，实际上是‘政治资金第一主义’，政治家也便成为‘选票的奴隶’和‘金钱的奴隶’。”[61]因此在自民党执政的几十年里，权钱交易的“金权政治”现象愈演愈烈。林尚立在《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一书中对自民党与财界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该书指出：“在日本，政党的外围组织向政党所提供的支持，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选票；二是政党活动经费”。[62]而自民党的外围组织主要有利益集团和议员后援会，自民党的利益政治主要就是围绕这两类组织来进行的。[63]宋益民在《日本“金权政治”刍议》[64]一文中通过对战后日本政治资金腐败的案例进行分析，指出助长日本政治资金问题的两个原因：第一为结构性的原因，第二为制衡机制上的漏洞。结构上的原因是政官财三位一体的关系、议员和地方选民的关系、自民党议员与派系的关系；而制衡机制上的漏洞主要为《政治资金规制法》的漏洞、分权制衡中的问题、社会监督。该文比较全面地归纳了日本政治资金问题产生的各种原因，但是对于各因素是通过何种方式促使政治资金问题发生的机制却没有涉及。同时，各因素对于政治资金问题的发生有不同的作用和影响，作者并没有对此展开进一步的分析。孙惠彦在《日本的财界》[65]一文中通过分析日本财界和政界的紧密关系来探讨日本“金权政治”的本质。该文认为，日本财界通过政治献金等各种方式影响政府的各项决策，有时为了希望政府出台有利的产业政策，财界用秘密献金及违法的手段向政治家进行非法捐助，从而导致日本政治资金问题频发。徐万胜从政治资金管制体系改革来分析日本的政党体制，认为1994年的政治资金管制体系改革尽管改变了各政党的政治资金结构，但是并未改变自民党与垄断资本之间的利益互换结构，这一制度的改革依然利于自民党长期执政，巩固以自民党和财界为核心的“金权政治”，无法解决日本政治资金问题的发生。[66]然而，政治资金对于自民党的长期执政并不总是发挥积极的作用，王振锁在《政治资金与自民党的兴衰》[67]一文中则认为自民党的生存、发展和存续得益于庞大的政治资金，但是屡屡败露的政治资金丑闻又将自民党推向深渊并导致了自民党的分裂及战后“55年体制”的终结。乔林生在《从“世袭政治”看日本民主的实像》[68]一文中从世袭政治的角度对日本的民主政治展开分析，在涉及政治资金问题时，乔林生认为政治资金的继承使世袭子弟不用缴纳高昂的遗产税，从而“凭空”获得一笔巨额财富。同时，金钱选举和利益交换的盛行，不仅促使了世袭议员的流行，也强化了“利益诱导”，诱发政治腐败。

除此之外，国内学者也非常重视对日本政治资金管制体系进行研究。臧志军在《日本政治资金及其管理法制改革》[69]一文中对政治资金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对于政治资金管制体系的改革和政治资金问题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1994年的政治资金管制体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公正”“透明”，促进了政治资金筹措和运用过程的公开、透明，对于防止政治资金腐败产生了一定作用。当然，作者也认为，仅仅依靠政治资金管制体系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资金腐败问题的。然而，曲静则认为政治资金管制体系尽管多次修改，但是每次改革都是堵死一条通道，打开另一条通道，从而导致政治资金管制体系的改革成为原地转圈的游戏。同时，作者还认为导致日本政治资金规制体系出现原地转圈的原因在于日本型民主制度的先天缺陷[70]。由于日本型民主制度存在先天缺陷，日本各政党陷入政治资金腐败的旋涡中，但是纵览以往的多次政治资金腐败案件，日本共产党却能独善其身。对此，曹天禄认为日本共产党独具特色的财政活动使其能够拒绝政党援助金和企业的捐款，从而也就可以避免卷入政治资金腐败的旋涡。日本共产党独具特色的财政活动表现在：党费是财政活动的基础；事业费是财政活动的核心；个人捐赠是财政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71]然而，日本共产党的事业经费是如何运营的、个人捐赠又是如何避免违犯《政治资金规制法》的、党费收缴的情况如何等问题，作者并没有进一步说明。

尽管日本国内主要侧重于从选举制度入手来对政治资金问题进行分析，然而中国国内对该视角的研究并不多。《日本选举制度改革探究》一书在对1994年政治改革进行分析的同时，对作为此次改革的重要背景之一的中选举区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分析。该书指出：“尽管对于中选举区制度进行改革的动力始终存在，但是一系列的政治丑闻的发生成为日本政治改革的导火线。”[72]《日本选举制度与政党政治》一书对于中选举区制度及选举制度改革也进行了相应的分析，但是对于选举制度与政治资金问题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进行论述。近年来，中国国内对于日本选举制度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从选举制度入手来分析政治资金问题的著作也开始出现，然而此类著作更多的还是对日本选举制度的引介和分析，对于政治资金问题与选举制度间关系的分析依然比较缺乏。

中国国内对日本的政治资金及政治资金管制体系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和分析，然而很多研究往往停留在介绍的阶段，至于政治资金问题是如何产生、为什么政治资金问题难以解决等领域几乎没有深入的论述。更多的研究只是向读者介绍日本政治资金的现状及政治资金管制体系的内容，论证型及分析型的研究还比较少见。

三 日本“政治资金”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尽管日本的政治资金问题吸引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学术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并不充分。现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从选举制度的角度入手来分析日本的政治资金问题，然而，选举制度改革之后并未从根本上遏制政治资金问题的发生。因此从其他视角来对政治资金问题进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各大新闻媒体的记者与退休后的政治家成为政治资金问题报道和分析的主力，而真正从学术的角度来对政治资金问题进行分析的著作则相对比较少。现阶段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的问题与不足。

第一，产生政治资金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在日本，政治资金的研究往往成为日本选举研究的一部分，特别是过分突出选举制度对政治资金的影响。这导致在分析日本政治资金问题产生的原因时，学者及国民都把目光聚焦到选举制度上。因此，1994年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改革选举制度，而改革选举制度的最大动力来自对中选举区制度是日本金权政治的根源的认识。然而，仅仅改革选举制度就能遏制政治资金问题的发生吗？以佐佐木毅为首的日本政治学研究者针对选举制度改革后的首次大选展开了一次全国范围的政治资金调查。该调查的主要目的就是检验选举制度改革后是否从根本上改变了产生政治资金问题的土壤。从调查结果来看：“此次改革也仅仅只是无效重复的行为而已，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资金问题。”[73]因此，要想全面地认清产生政治资金问题的原因，我们有必要在选举制度研究的基础上切入新的视角，从其他层面来分析政治资金问题频发的原因。为此，本书将在对选举制度与政治资金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增加从政治资金管制体系和政治团体的角度入手来探寻战后日本政治资金问题产生的原因。

第二，侧重于具体政治资金腐败案件的研究，忽视对政治资金问题的宏观分析。战后，由于日本政治资金问题的发生对日本社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日本政治学界对于该问题的关注也总是从具体的腐败案件入手，这种微观的研究确实可以让整个腐败案件的前因后果得以厘清，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政治资金问题的理解，但是这种微观的个案研究忽视了日本政治资金问题的现状。过分强调政治资金问题的特殊性，只会将政治资金问题研究的视角变窄。因此，从宏观的视角对战后日本的政治资金问题进行分析显得尤为重要。这可以避免对政治资金问题的研究处于案件→原因→案件的往复循环中。

第三，如何看待政治团体在政治资金运转中的作用。在政治资金的运转中，政治资金管理团体、政党支部及后援会被称为议员的“三个钱包”。由于后援会在中选举区制度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引起很多学者的重视，对于后援会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是对于政治资金管理团体和政党支部的研究则比较少。特别是1994年选举制度改革之后，政治资金管理团体和政党支部在政治家筹集政治资金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要想全面解析1994年之后日本政治经常发生的迂回献金及秘密献金的政治资金问题，政治资金管理团体和政党支部将会是非常好的切入点。

四 政党竞争工具与资金“中转站”

（一）本书日本“政治资金”研究的中心观点

观点1，日本政治资金管制体系改革总是成为议会政治的核心，议会各党派并非想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资金问题，而是希望利用改革来削弱其他党派的力量。

各政党都想利用政治资金管制体系改革的契机来限制其他政党的政治资金来源，从而达到削弱其他政党的目的。因此，每次政治资金管制体系的改革总是局限在对部分法律条款的修修补补，这样做一方面回应了日本国民对于政治资金问题的愤怒，另一方面也是各政党相互妥协的结果。

作为战后日本政治资金管制体系的核心法律，《政治资金规制法》在设立之初是占领当局与总务省相互妥协的产物，其目的也并非限制政治资金违法行为而是强调政治资金的公开、透明。在战后首次改革中，社会党左右两派就利用此次改革契机来限制自由党收取来自企业的政治献金，而自由党也不甘示弱，积极游说各方希望限制社会党的“金源”——劳动工会的献金。于是从一开始，政治资金管制体系的改革就成为国会内政治斗争的核心，各党派都绞尽脑汁来利用政治资金管制体系改革的契机限制对手的政治资金来源。然而，这种利己的斗争最终使政治资金管制体系的改革一直无法顺利进行，特别是广受国民诟病的企业献金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系列涉及政、官、财各界的政治资金腐败案件被揭露，从根本上对政治资金管制体系进行改革才提上日程。

观点2，以政党为核心的政治资金筹集机制形同虚设，政党支部和政治资金管理团体成为政治家个人的政治资金中转站。

日本政治家的政治资金主要通过政治资金管理团体、政党支部及后援会来筹集，因此这三个组织被日本学者称为日本政治家的“三个钱包”。然而，新的政治资金制度是建立在由政党来筹集政治资金的基础上的，因此，政党支部就积极地承担起筹集政治资金的重任。特别是政治家个人的政治资金管理团体对于来自企业及团体的政治献金有上限的规定，促使大额的政治献金流向政党支部。除此之外，后援会在筹集政治资金方面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援会一般通过举办宴会来筹集政治资金。尽管政治资金制度越来越严厉，但是对“三个钱包”的监管却出现很大问题。《政治资金规制法》中所定义的政党仅仅指政党总部，而政党支部则不受该法律有关企业及团体的政治献金条款的限制。因此为了规避《政治资金规制法》的限制，来自企业和团体的政治献金一般通过政党支部来进行迂回。这样促使政党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资金，设立了很多政党支部。然而法律并没有对每位政治家设立政党支部的数量做出限制，所以截至2009年，仅仅自民党的政党支部就超过7000个，政党支部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自民党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数的总和。所以，在日本学者看来政党支部仅仅只是换了个名字的后援会而已。

（二）研究方法

政治资金问题并非仅仅存在于日本，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欧美等国家的“巨大成本”。因此，为了更好地分析战后日本政治资金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必要运用比较的视角，通过和欧美等国进行比较分析来认真找寻导致日本政治资金问题频发的原因。同时，研究的范围主要限定于选举政治，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使用大量与选举及政治资金相关的数据，为此，通过运用日本总务省公布的相关数据进行数据分析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数据分析可以清楚地把握战后日本政治家及政党等的政治资金来源、使用明细及与政治资金问题间的关系。除此之外，通过数据分析可将分析的结果以图表的方式呈现，有利于认清历年政治资金的变动及政治资金问题的发展趋势，从而从整体上把握战后日本政治资金问题频发的原因。

因此，为全面解析战后日本的政治资金问题，本书将综合运用比较分析法、数据分析法及个案分析法，在大量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战后日本的政治资金问题展开全面的研究。

---

[1] 战后1946～1993年选举日本众议院议员的选举制度，在该选举制度下每个选区有2～6人（一般3～5人）有当选议员的资格。1993年在细川内阁所推行的政治改革中被废除。

[2] 引入目的为降低各政党对企业献金的依赖，减少政治资金问题的发生。

[3] 日本牙科医师会违反《政治资金规制法》向自民党国会议员非法捐献政治献金事件。2001年7月2日，在东京都一高级料亭，平成研究会（桥本派）会长及前首相桥本龙太郎、自民党前干事长野中广务及青木干雄收到日本牙科医师会会长1亿日元的支票，平成研究会没有向其开发票，也没有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中，违犯了《政治资金规制法》的相关规定。

[4] 西松建设公司通过设立空壳政治团体向各党派领袖非法捐献政治献金的事件。

[5] 藤田博昭「政治資金とは何か」、『北海道大学法学』第33巻第1号、1982年、211-233頁。

[6] 藤田博昭『日本の政治と金』、勁草書房サービスセンター、1980年、1頁。

[7] 三枝一雄·吉田善明ほか『政治資金と法制度』、日本評論社、1998年、161頁。

[8] 「政治資金ってなに？」、公明党、http：//www.komei.or.jp/policy/politicsandmoney/seijishikin.html。

[9] 八幡制铁案件是围绕着公司捐献政治献金是否违法展开，经过三审，最终日本最高法院认定公司有资格捐献政治献金。

[10] 大森忠夫『会社法講義』（改訂版）、有信堂、1971年、18頁。

[11] 鈴木竹雄『商法研究Ⅲ』、有斐閣、1971年、292頁。

[12] 富山康吉『現代商法学の課題』、成文堂、1975年、137頁。

[13] 富山康吉『現代商法学の課題』、156頁。

[14] 富山康吉『現代商法学の課題』、119-120頁。

[15] 鈴木竹雄『商法研究Ⅲ』、332頁。

[16] 鈴木竹雄『会社法判例百選』、有斐閣、1983年、9頁。

[17] 西原寛一『商事法研究』（第3巻）、有斐閣、1968年、295頁。

[18] 关于企业政治献金违宪论可参考中島茂樹「憲法問題としての政治献金」、『立命館法学』第3·4号下巻、2000年、647頁；加藤一彦「企業による政治資金の規制論拠」、『一橋法学』第2巻第2号、2003年6月、433-446頁。

[19] 日本自由民主党『政治改革大綱』、1989年5月23日。

[20] 第八次選挙制度審議会『選挙制度及び政治資金制度の改革について答申』、1990年4月26日。

[21] 『中選挙区制度廃止宣言』、1992年12月18日。

[22] 众议院实行中选举区制度时有129个选区，要选出511名众议院议员。

[23] 堀江湛『政治改革と選挙制度』、芦書房、1993年、17頁。

[24] 川人貞史·吉野孝ほか『現代の政党と選挙』、有斐閣アルマ、2001年、138頁。

[25] 石川真澄『小選挙区制と政治改革―問題点は何か―』、岩波書店、1993年、11-13頁。

[26] 石川真澄『小選挙区制と政治改革―問題点は何か―』、23-27頁。

[27] 堀江湛『政治改革と選挙制度』、34頁。

[28] 山口二郎『日本の課題』、岩波書店、1997年、10頁。

[29] 宮川隆義『小選挙区比例代表並立制の魔術』、政治広報センター、1996年、46頁。

[30] 岩井奉信『「政治資金」の研究：利益誘導の日本的政治風土』、日本経済新聞社、1990年、38頁。

[31] 岩井奉信『「政治資金」の研究：利益誘導の日本的政治風土』、44頁。

[32] 室伏哲郎『汚職の構造』、岩波新書、1981年、190頁。

[33] 室伏哲郎『汚職の構造』、190-191頁。

[34] 三鬼陽之助『献金金脈』、講談社、1975年。

[35] 村松岐夫·伊藤光利·辻中豊『戦後日本の圧力団体』、東洋経済新報社、1986年、184-213頁。

[36] Herbert E.Alexander·白鳥令編著『民主主義のコスト―政治資金の国際比較―』、新評論、1995年、7頁。

[37] 吉田慎一·山本修嗣「議員を生み出すコスト」、佐々木毅ほか編著『代議士とカネ―政治資金全国調査報告―』、11-14頁。

[38] 武村正義「なぜ国政にはそんなにカネがかかるのか」、『都市問題』第100巻第10号、东京市政調査会、2009年、10頁。

[39] 川人貞史「総論 支出から見た日本政治」、佐々木毅ほか編著『代議士とカネ―政治資金全国調査報告―』、朝日新聞社、1999年、98頁。

[40] 古賀純一郎『政治献金：実態と理論』、岩波新書、2004年、88-98頁。

[41] 小林俊治『企業政治資金―もう一つの投資の理論―』、日本経済新聞社、1976年、4頁。

[42] 広瀬道貞『政治とカネ』、岩波新書、1989年、120-121頁。

[43] 共产党不接受国家的援助金。

[44] 《政党援助法》第一条、第七条。

[45] 谷口将紀「政治とカネ」、『21世紀のガバナンスのあり方：日本の課題とアメリカの経験』、日本国際交流センタ、2002年6月。

[46] 樋口陽一·佐藤幸治·中村睦男·浦部法穂『憲法Ⅱ』、青林書院、1997年、41頁。

[47] 自民党群马县第3选举区支部于1997年交付中岛洋次郎议员1000万日元政党援助金，其中850万日元用虚假发票领取。

[48] 関根勉『政治とカネの判例集』、星雲社、2012年。

[49] 関根勉『政治とカネの判例集』、19頁。

[50] 関根勉『政治とカネの判例集』、66-67頁。

[51] 季武嘉也『選挙違反の歴史―ウラから見た日本の100年―』、吉川弘文館、2007年。

[52] 季武嘉也『選挙違反の歴史―ウラから見た日本の100年―』、228頁。

[53] 季武嘉也『選挙違反の歴史―ウラから見た日本の100年―』、223頁。

[54] 斎藤栄三郎『政治改革の原点―政界汚職百年史―』、国会審議調査会、1992年9月6日。

[55] 政治資金制度研究会『逐条解説―政治資金規正法―』（第二次改訂）、行政出版、2002年。

[56] 鈴木良一『実務と研修のためのわかりやすい政治資金規正法』、ぎょうせい、1995年。

[57] 三枝一雄·吉田善明ほか『政治資金と法制度』、日本評論社、1998年。

[58] Herbert E.Alexander·白鳥令編著『民主主義のコスト―政治資金の国際比較―』、9頁。

[59] 森英樹編著『政党国庫補助の比較憲法的総合的研究』、柏書房、1994年。

[60] 王振锁：《自民党的兴衰——日本“金权政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61] 王振锁：《自民党的兴衰——日本“金权政治”研究》，第94页。

[62] 林尚立：《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63] 林尚立：《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第346页。

[64] 宋益民：《日本“金权政治”刍议》，《日本学刊》1989年第4期。

[65] 孙惠彦：《日本的财界》，《世界经济》1983年第11期。

[66] 徐万胜：《政治资金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日本学刊》2007年第1期。

[67] 王振锁：《政治资金与自民党的兴衰》，《日本学刊》1996年第3期。

[68] 乔林生：《从“世袭政治”看日本民主的实像》，《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69] 臧志军：《日本政治资金及其管理法制改革》，《外国问题研究》2009年第2期。

[70] 曲静：《原地转圈：日本政治捐款制度改革》，《日本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作者列出了三个先天缺陷：耗费金钱的选举制度、长期畸形的政党体制、日本选民安心接受日本政治家“收买”的社会风气。

[71] 曹天禄：《日本共产党独具特色的财政活动》，《咸宁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

[72] 周杰：《日本选举制度改革探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73] 佐々木毅ほか「政治資金全国調査の語るもの―政治改革の射程を考える―」、佐々木毅ほか編著『代議士とカネ―政治資金全国調査報告―』、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