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军政关系问题的研究现状

20世纪上半叶，军队在许多国家的作用增加，影响力增强，引发了一些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最初，研究主要以美国军政关系为观察对象。为了应对二战以及冷战的威胁，美国士兵数量急剧增长，对于如何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维持大规模军队引发了美国学者的思考，亨廷顿和贾纳维茨（Morris Janowitz）都相信文官系统和军队系统属于不同的领域，对于如何使这两个系统合理共处，进而维持整个政治系统的稳定，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路径给出了答案。亨廷顿认为应当实现军队的专业化，进而保证文官系统对军队的主导，[7]贾纳维茨则认为军队应当实现社会化，向军队灌输社会主流的价值和期待，进而保证文官系统对军队的控制。[8]虽然两者都认为军政系统有差别，并且承认文官政府控制军队的制度安排相对合理，但亨廷顿试图建立制度以控制军政差异，贾纳维茨则试图建立制度弱化军政差异。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费纳（Samuel E.Finer）摆脱了军政关系研究的美国偏好，他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军政关系，认为不同于发达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行政能力来防止军人获得干预政治的机会。[9]

西方学术界关于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由于阿拉伯国家在一战之后到20世纪60年代这段时间里军队政变频繁，因而关于阿拉伯世界军政关系的传统研究主要聚焦在军方干政、军队政变和军人政府问题方面，这种研究趋势持续到80年代前后。一些研究关注军人政变的频率及发生的可能性，例如费纳系统研究了军队干政的倾向、程度和结果。他认为，军队进行政治干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军队的动机和态度，二是军队干政的机会。军队进行政治干预的动机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军方认为干政是军人尊严的显示。第二，军方认为干政是国家利益的要求。第三，军方干政的动机可能是为了阶级利益、地区利益、军队团体利益，或者个人利益。第四，大多数军队干政可能是某些动机的混合产物。军队干政的态度包括军队认为自身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以及军队强调自身的尊荣。他认为，军队干政的机会在于文官系统对于军队的过分依赖，以及军队在民众和社会中受欢迎程度较高。[10]

关于军队干政对国家发展影响的研究。一种观点认为，军队是阿拉伯国家中的先进力量，军队干政有利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例如，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哈尔彭（Manfred Halpern）认为职业军人是新兴阿拉伯国家中的现代化先驱，他们构成了阿拉伯国家的新中产阶级，因而军队干政对于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11]哥伦比亚大学著名中东问题专家胡雷维茨（J.C.Hurewitz）也认为，军队能够深刻地影响社会结构变化。[1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军队干政造成威权主义，例如，犹太裔美国学者帕尔马特（Amos Perlmutter）指出，军队一旦通过政变掌权，便不会自动放弃权力，返回军营。[13]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巴塔图（Hanna Batatu）则探讨了阿拉伯军队干预政治的历史及军队将社会资源转移到军队中的事实。[14]这一时期，西方学界对阿拉伯国家军队政变问题的研究成果众多，但存在两个明显问题：第一，对军队政变原因的分析描述性居多，系统性、理论性论述略显不足；第二，对军队干政的评价相对片面，很少有学者能够辩证地看待军队干政问题。

诚如美国马凯特大学的学者布鲁克斯（Risa Brooks）的观察，20世纪70年代之后，军事政变在中东地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低，成功的概率也越来越小。[15]然而，军事政变数量的减少并不意味着中东国家的军队在政治系统中不再重要。从20世纪80年代起，相关研究的学理性开始增强，一方面，一些学者从类型学的角度深化对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的分析。美国著名的军政关系学者诺德灵格（Eric A.Nordlinger）根据军队在政府中的作用将政府分为三种类型：军官控制政府，主导政治进程并长期执政的军人统治政权；军官短期内接管政府，保护中产阶级利益并维持现状的军人监护政权；军官拥有对文官政府的否决权，但并不接管政府的军人仲裁政权。[16]费纳试图通过下列标准评估军队在高级别决策中的作用：国家首脑是不是政变的领导，政府是否由革命委员会或军事委员会领导，政党是否被允许存在，国家是否有独立的立法机构。据此，他将政权类型区分为军人集团政权、立法机构和政党作为辅助的军人集团政权、拥有个人魅力的总统制政权、威权主义政权。[17]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卡姆拉瓦（Mehran Kamrava）将军官影响与军队专业化结合起来，认为中东地区共有四种类型的政权：形式上的民主国家，即文官主导，但允许军队在政治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土耳其和以色列；威权主义的军官政权，即曾经的军官依旧掌权，但将其自身文官化，成为文官独裁者，例如埃及、也门、叙利亚、突尼斯等；双重军队政权，即国家军队的政治欲望被存在的平行军所遏制，例如伊朗、伊拉克（萨达姆统治时期）、利比亚（卡扎菲统治时期）；君主国政权，或者依赖雇佣军，例如巴林、阿曼和卡塔尔，或者依赖忠诚于国王的部落军队，例如约旦、摩洛哥和沙特。[18]对于军政关系的类型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军队在阿拉伯国家国内政治中的作用。然而，西方学者对于军政关系的分类往往关注军官在政府中的作用，而忽略了军官在军队团体事务、国家内外安全政策制定、经济社会事务诸多议题中的作用，因而显得分析不完整。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开始关注阿拉伯军队在政府中支持稳定的作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民主制度在南欧、非洲、拉美、独立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东欧、东南亚的土地上扎下根来，但是中东地区依旧面临民主缺失，至少是民主推进迟缓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些学者开始关注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与民主化问题。中东地区的领导人更迭主要通过以下方式：王位继承、宫廷政变、军队政变、选举、人民革命。阿拉伯国家总体表现出威权主义的政治特征，但政治稳定，这种现象不支持西方学者设想的非民主政权意味着不稳定的观点，进而引出两个问题：什么要素使威权主义政府如此具有活力？什么条件下威权主义政府将倒塌？在政治科学和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中，军队在政治中的作用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军队在维持威权主义政权稳定中是关键的因素。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军队对于秩序的偏好，其对于不稳定的厌恶超过了任何考虑，军队往往并不真正支持民主化，即使军队支持自由化，也是为了提高政权合法性，掩盖威权主义的实质。[19]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军人内部发生分裂，一部分军官试图维系统治权力，另一部分军官则认为继续维持权力将损害军队机构的利益，最终，军队中的核心领导决定退出政权组织，以保证军队的团体利益，继而实现政治民主化。[20]美国布兰代斯大学教授贝林（Eva Bellin）认为，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军队对现政权的支持是中东威权主义政府得以生存的重要保障。[21]长期以来，军队支持是阿拉伯共和制国家政权生存的重要条件。然而，这些国家的军队在阿拉伯变局中表现出复杂的行为，并不符合这些研究者的假设和预期，因而需要重新审视军队与政权的关系。

阿拉伯剧变中，军队对于政权生存和政治走向极其重要，但是阿拉伯军政关系问题研究的长期“赤字”导致对这一问题回应乏力，这引发了对该问题的新一轮研究热潮。起初，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军队在阿拉伯剧变中的行为选择问题，并形成了制度主义、结构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三大解释范式。制度主义解释强调军队制度化特征（军队作为官僚机构的理性导向）的作用，并认为低制度化的军队比高制度化的军队更倾向忠诚于政权。[22]结构主义范式认为结构而非行为体本身（军队）影响军队的行为选择，如军队与政府关系结构、军队与社会关系结构、外部的国际结构的作用。[23]理性主义解释认为，军队的行为选择取决于军方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评估。如果政权生存有助于自身利益，军方往往选择忠诚于政权；如果政权生存不利于自身利益，军方往往选择背叛政权。[24]

近年来，一些研究从更宽广的视角观察阿拉伯国家的军政关系问题。例如，英国中东军政关系史专家克洛宁（Stephanie Cronin）历史地考察了中东地区一些国家军队的组织架构和政治行为，并分析了军政关系对民族国家构建的功能。[25]意大利著名中东军政关系问题研究学者弗洛伦斯·葛布（Florence Gaub）分析了阿拉伯国家的军队缘何成为高影响力的政治行为体，她认为军队的高组织能力、清晰的军队制度利益、民众对军队的认可和脆弱的文官控制是主要的因素。[26]艾克·格拉维特（lke Grawert）和泽纳布·阿布尔-马季德（Zeinab Abul-Magd）则从军队与经济的关系入手，考察了中东国家的军队经济、军官的经济特权、军官的经济收入等内容，[27]深化了对中东国家军政关系问题的研究。肯尼斯·波拉克（Kenneth M.Pollack）专注于解释阿拉伯国家军队战斗力弱的问题，他认为虽然军队政治化和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落后是重要原因，但最主要的因素是阿拉伯主导性的政治文化不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28]

其间，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学者也在深入探究阿拉伯国家的军政关系问题，并呈现不同于西方学界的两个特征。一是更重视从国别入手，研究军政关系问题，如Kandil深入研究了埃及的军政关系问题。[29]二是主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考察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是什么”的问题，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纠结于军政关系“应该是什么”的问题。[30]

综合来看，二战以来，西方学界对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军政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如下缺陷。

第一，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军政关系的研究与地区安全、阿拉伯国家民主化进程、伊斯兰政治参与等议题相比，明显处于研究不足的境地。尤其到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军政府的逐渐转型，军政关系这一主题的研究进一步萎缩。巴拉克（Oren Barak）和戴维（Assaf David）通过对《军队与社会》《国际安全》《安全对话》《安全研究》《国际中东研究杂志》《中东杂志》《中东研究》《阿拉伯研究季刊》《中东季刊》这九本杂志1990～2005年发表的文献进行梳理之后发现，无论是对阿拉伯安全部门的整体研究，还是对阿拉伯单个国家的安全部门的专门研究都极其有限；关于阿拉伯国家安全部门在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国家间关系层面的研究远多于对其国内层面的研究。就研究议题而言，对地区国家的军政关系的研究更为稀少。[31]

第二，综观关于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军政关系的既有研究，缺乏对军政关系动态发展进行全面的考察。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研究仅仅关注20世纪40～60年代军事政变频发时期的军政关系，90年代之后的研究主要关注文官政府如何加强对军队的控制，阿拉伯剧变之后的研究主要考察军队对政府的忠诚或背叛问题。既有研究并没有以一种动态的视角纵向考察整个阿拉伯共和制国家的军政关系演变问题，因而显得不够系统，也无法准确解释军队在阿拉伯剧变中的行为选择。[32]本书试图弥补这一空白，分析阿拉伯共和制国家从建立之初到阿拉伯剧变以来的军政关系演变进程。

第三，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往往依据欧美国家军政关系的特性，判断和评价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从而简单地否定了阿拉伯国家军队以及军人对于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国家建构和发展曾经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西方学者通常不顾阿拉伯国家独特的历史发展状况，片面地从规范角度否定阿拉伯国家的军政关系发展模式。由于发展中国家独特的发展路径，这些国家的军政关系和西方国家存在显著差别，军队往往参与和专业技能并不相关的活动，例如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诚然，这些国家的军队广泛参与军事事务之外的活动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具有消极作用，但是，军官在这些国家独立和建设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

第四，从理论上看，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军政关系的研究缺乏合适的分析框架。随着阿拉伯世界军事政变发生的频率和成功的频率越来越低，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些国家的军政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也因此认为文官政府控制军队的能力增强。然而，文官在政府职位中的比例提高，军官在政治治理中的作用减小是否涵盖了军政关系变化的所有面向？显然，如果只观察这一方面，就会忽视军政关系的复杂内涵。此外，关于这些国家军政关系演变的动力更是鲜有系统的论证。作为研究人类行动的社会科学，理论总是试图对社会现象给出描述性、解释性或预测性的说明。[33]如果不能对这些国家军政关系的演变给出令人信服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则无疑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近年来，中东国家军政关系的问题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他们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集中在中东国家民主化进程、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发展的研究中，一些研究不乏真知灼见，如王林聪的《中东国家民主化问题研究》，毕健康的《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王彤主编的《当代中东政治制度》，哈全安的《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刘竞、安维华的《现代海湾国家政治体制研究》，王京烈主编的《动荡中东多视角分析》，以及陈明明的《所有的子弹都有归宿——发展中国家军人政治研究》等。就中东国别而言，土耳其和埃及的军政关系研究相对较多。在土耳其研究中，黄维民分析了土耳其军队崇高的社会地位、军队的政治监国作用，以及军队干政的原因和影响。[34]魏本立认为土耳其军队在国家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范若兰将土耳其军队干预政治的原因归纳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暴力，以及军队的性质。刘云则认为土耳其军队干政对于政治现代化具有正反两方面作用。[35]在埃及研究中，杨灏城、江淳对纳赛尔军政府的形成、政策、作用进行了详细分析，毕健康、王林聪等学者指出，埃及政府从萨达特后期开始，军人政权的色彩逐渐退化，文官在政治事务中的作用逐渐增加。[36]阿拉伯剧变之后，埃及军队在国家事务中作用增加，这引起了一些学者对埃及军政关系问题进行研究的兴趣。[37]此外，一些学者对于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叙利亚等国的军政关系问题也进行了相关研究。[38]另外，我国非洲问题专家吴期扬撰写的《非洲军队、军事政变与军政权》[39]深入分析了军事政变和军政权对于非洲政治发展的深远影响，对于我们观察和研究北非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有着重要的帮助。

整体来看，国内学者对于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专项研究尚不多见。因而，我们需要深入研究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军政关系的演变历程、影响军政关系演变的有关因素，以及军政关系对于政治发展的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