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代中日文化交流

严绍璗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几点启示[1]

钱婉约[2]

严绍璗先生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中国海外汉学研究界同行敬重的前辈学者。今年适逢先生诞辰七十周年纪念，作为忝列门墙的学生，本文欲根据自己读先生著作，与先生交往的心得体会，就先生学术体系中“日本中国学研究”这一领域，对其发生发展、方式方法、学术宗旨等项，略做梳理。

一

中日两国历史文化的交往交流，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对于漫长岁月中日本接受和研究中国文化的历史过程、文化形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日本文化的现象与实质，做出“属于中国学者自身认识的主体性判断”，这是严先生治“日本汉学”“日本中国学”的出发点，也是他深埋在心的“夙愿”。在他早期著作《日本中国学史》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多年来，我的心头积存着一个夙愿——中华民族的文化弘扬于世界，当以传入日本时间为最早，规模为最大，反响为最巨。对于这样辉煌的文化现象，中国学者理应根据自己民族的文化教养，作出属于中国学者自身认识的主体性判断。在我的老师季羡林、周一良教授、阴法鲁教授诸先生的督导之下，我开始撰写《日本中国学史》，作为建设这项浩大工程的尝试。[3]

20世纪50年代末，严先生入学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不久，当时的专业主任同时也是北京大学副校长的魏建功教授，建议他学习日语。魏先生说：“一定要去翻动那些日本人的著作，看看他们做了些什么研究，不要被他们笑话了我们。”[4]这个话，让人联想起近代以来中日思想学术史上“孔子在中国，孔教在日本”或者“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反讽，魏先生以及上面提到的季羡林、周一良、阴法鲁诸先生，代表了满怀爱国热诚和学术责任的新中国第一代学人，严先生学术生涯起步伊始，便从他们手中接过了那代人的理想和抱负，或者也包含了清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落后于邻邦的抱憾，扛起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化学术使命。

可是接下来，学术停顿的“文化大革命”，使兑现夙愿、实现使命延误了近10年。

记得70年代初，我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老系主任杨晦教授虽然自己曾一再被批斗，但他仍然多次嘱咐我说：‘你那个日语不能丢啊！日本汉学还没有什么人搞，这是很要紧的，将来还是会有机会的。……以他对学术的忠诚和对未来的希望，教诲于他的学生，我一直铭记于心。[5]

特殊时代不良的政治环境导致的学业、事业荒废，恐怕是比物质的贫乏、生活的艰苦更令人可怕和使人惋惜的，好在身处北大，有这样的前辈学者耳提面命，严先生虽不能说是“生逢其时”，却也可谓“身当其选”。

1974年秋冬，严先生以34岁青年教师的身份，参加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访问日本代表团，成为新时期中国学界最早直接接触日本学术界的研究者。在日期间，严先生与代表团一起，访问了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一桥大学、早稻田大学、神户大学、大阪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名古屋大学、爱知大学、东北大学、福冈大学等日本著名大学；会见了包括吉川幸次郎、贝冢茂树、岛田虔次等学术巨擘在内的200余位日本的中国文化研究家，以及各大学校长和大学所在地地方政府的最高长官。这便是他在新时期能够比较早地编撰、出版我国第一部“海外中国学”学术工具书——《日本的中国学家》（1980）的学术基础。此后的30多年间，老师先后30余次往返日本，或短期访问、参加国际会议，或滞在研究，讲学授课，逐渐成就了他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1987）、《日本中国学史》（1991）、《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1992）、《中国文化在日本》（1994）、『記紀神話における二神創世の形態：東アジア文化とのかかわり』（日文版，1995）、《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日本部分，1999）、《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日本文化——严绍璗海外讲演录》（日文版，2004）、《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璗海外访书志》（2005）、《日藏汉籍善本书录》（2007）等一系列研究著作。

这些著作，大致关涉日本中国学研究和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两个领域，是严先生中日跨文化学术体系的重要两翼，由此构筑起的综合性文化学术体系，是以中国人为研究主体，立足于中国这个特定的民族国家和历史文化传统，而将中日文学文化、典籍交流的历史状况，置于双边文化甚至多边文化的视野下，进行考察、研究的学术实践。读这些著作，在获得学术史的知识和学理，文献学的考辨和事实之外，往往多能察见作者的民族襟怀、批判意识和对现时代的人文关怀。具体地说，在作者的学术研究中，不仅是对两千年来中国文化传播于日本的物质的和思想的历史性考察，更有在此基础上所做出的对中日两国复杂文化关系史的反省、批评和启迪。

以严先生最新出版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三大册为例，正如乐黛云教授评论此书时所指出的：

这部书的价值应该更充分地挖掘，它绝对不光是一个文献整理，也不光是一个目录学著作，实际上最根本的，对我们当前最有用的是一个文化关系的研究史。……这部书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这个成果决不光是文献或目录学的，它是关于社会学、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我们要看到绍璗所以能做出这部书来，首先是他有一个开阔的胸襟，他能够看到日本政治、文化发展的总体情况。[6]

袁行霈先生也说：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能以不尽同于目录学家的眼光，追寻中国文化东传的轨迹，审视日藏汉籍所负载的文化意义。……所揭示出来的中日两国复杂的关系史，已经超出文献学的范围，而具有更广泛的意义。[7]

读严先生书，自当有这样的文化立意和宽阔视野为储备；读严先生书，亦正可渐渐培养和积蓄这样的文化意识和宽阔视野。

二

《日本中国学史》出版于1991年，如果把该书看作一棵树的话，“日本中国学”的内容是它的枝干、绿叶，在此枝叶之下，有一个庞大的根系，即日本中国学发生、发展的学术背景与社会思想基础，包括中国文献典籍东传日本的历史过程、日本传统汉学的发生及其流派、日本近代文化运动及欧洲汉学传入日本等悠久而繁复的历史文化现象。正是在这广博的知识体系之上，作者才开始向我们述评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的日本中国学。

这一时期的日本社会文化、思想学术，是在新与旧、东与西的冲突和较量中，发展成长起来的。日本近代的中国研究，也正是在这一大环境下展开的。作者在考察、论说日本中国学发展历史时，常能以一种超越民族和当代的清醒理念，以文献考辨的实证方法，进行客观的研究、启蒙性的论说，体现出一位人文学者对历史文化宽广的思考和敏锐的批判意识。

这里仅以作者对中日儒家文化的比较研究、批判评说为例，简单说明如下。

众所周知，日本文化与中国儒学的关系甚深。从古代到室町时代，儒学文献是贵族、武士、僧侣等知识分子的修养读物和精神向往；到江户时代，儒学上则为幕府政权服务，下则普及为广大民众的一般生活伦理。到明治以后的近代乃至现代，儒学甚至上升到儒教的意义层面，在日本社会发挥着更为重大和复杂的作用。日本作为崇尚儒教的国家形象，常常为思想文化界乃至经济界人士所提及。那么，儒教在日本近代文化运动中到底遭遇了怎样的命运？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作者在勾勒明治文化发展概貌、阐释各时期、各流派中国学家的思想特征时，揭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体现了作者作为一个儒学本邦学者对于异域儒教文化形态的敏锐洞察力与深刻批判力。

明治以来，近代西方文化思想如潮水般在日本奔涌，自由民权运动日趋高涨，儒教受到西周、中江兆民、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的批判；另外，为了反击上述西化思想运动，一批提倡皇权主义的国粹主义知识分子，则借助儒学思想资源，重唱江户时代国学家“敬神尊皇”的老调。在近代新文化面前，传统的神道教体系显得理论力度不足，儒学的忠孝仁义、敬祖修德等思想资源，正弥补了这种不足。于是，中国的儒学，在趋向于西化的近代日本被高高地抬举起来。正如作者指出的：

在近代文明潮流的冲击下，国粹主义一时忘却了他们的前辈是怎样的指责他们现今要“调和合一”的这“异邦之俗”（指儒学—引者注）……从前原本对峙的儒学与国学，在共同的危机面前，便很快地获得了共识。[8]

让我们来看一下作者揭示的近代日本一系列重要的文化事实吧。

1879年以天皇名义发表《教学大旨》，这是“近代文化运动发生以来，第一次以国家最高元首身分重新提出以‘仁义忠孝’‘为国民道德才艺的核心’”。[9]

1881年，日本恢复荒废了许久的“孔子祭”活动。而祭孔仪式及其本质在于“由禅僧按佛典举行祭孔，正是中世纪时代宋学与禅学互补为用的一种标识；明治中期开始的祭孔，改为神道仪式，这正是日本儒学与国家神道合流而构成为皇权主义意识基础的一种标识”。[10]

1890年，天皇再次颁布《教育敕语》，“这是以儒学为理论支柱与思想力量，来实施皇权主义国家论的纲领”。[11]

1891年，井上哲次郎撰写出版《教育敕语衍义》，被文部省指定为国民必读书。“这是一个把中国儒学、欧洲德国国家主义和日本传统皇道观念溶和为一体的庞大思想体系……其全部价值，在于使国民加强天皇制国家体制的意识。”[12]

1911年，服部宇之吉提出“孔子教”的概念，声称：孔子在中国，而孔子精神的真髓则在日本。服部宇之吉成为“接受天皇政体叙勋授章最多的一位学者”。[13]

不必再过多援引，我们已可以看到儒学儒教在日本近代文化史上的意义和价值特征。如果说，儒学作为一份丰富的思想资源，曾滋养与催生了古代日本文明之花，那么，这份营养又如隐藏、孳生在近代文明身上的一个“毒瘤”，参与了造就近代日本皇权观念及“圣战”叫嚣的思想发展历程。

在中日比较文化关系研究中，许多学者往往热衷于“发掘”两种文化的相同之处，以说明中国文化如何影响并有功于日本文化，同时得到某种民族情绪上的满足。与此相反，一个批判型启蒙学者的任务，则侧重于从双边文化互动中寻找出能够警示后人的经验或教训，以警戒任何有碍于人类文化健康发展的因素。与这一思想脉络相衔接，作者还写有一系列相关论文，揭示儒学或儒教在近代文化史上的负面作用，以至于最终形成对中国当代文化界进行一场“儒学革命”的号召，这就是严先生于1998年5月间为北京大学成立一百周年而作的《中国当代新文化建设的精神指向与“儒学革命”》[14]一文，这洋洋两万字的大文，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但我想，先生所以形成对儒学这种不妥协的批判态度，与他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于儒学在近代日本所发挥的负面作用的研究心得，是不无关系的。

三

对日藏汉籍古文献的追踪调查，是严绍璗先生“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1974年首访日本）有机会第一次看到留存于彼国的数量众多的汉籍，激奋和惆怅融合成难以名状的心情，于是便开始萌生了要查明日本藏汉籍诸种状况的念头。十年之后即1985年，我担任了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学部客座教授。学术理念的提升，使我对汉籍的域外传播所内具的文化学意义有了新的认识，于是便把我试图较为全面地查考日本藏汉籍的设想开始付之实施。[15]

全面地查考日藏汉籍，谈何容易！这不仅需要专业的古文献学知识素养，更需要广泛接触、踏访日本社会各个藏书机构。其间手续的复杂繁难，过程的艰难波折，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其挑战的意味或许甚至超过做学问本身。20多年间，严先生“从日本的北海道到冲绳群岛，从太平洋之畔到日本海沿岸”，调查踏访了日本近百个收藏汉文古籍的机构，其中包括皇家的藏书处、国立或公立的图书馆、各类家族财团或个人的文库书库、各级大学或古代学校的图书馆藏书楼、附属于寺庙的汉籍文库等，这些藏书机构，远则有近千年、几百年，近也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有的并非对外公开的图书馆，因此前去寻访、调查，借阅文献、记录数据等，就非常繁难周折。

在《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璗海外访书志》中，作者对自己几十年的访书经历，有比较生动具体的记录。如该书“在杏雨书屋访国宝”一章中，作者记载了自己先在国内被周祖谟先生告知，《说文解字》唐人写本，目前世界上只剩下“木部”六页和“口部”一页，而“木部”六页被日本人搞走了，希望能够寻访到原迹，一见真相。作者得此指点后，在日本经多方打探，得知此件在20世纪20年代归内藤湖南所有，而内藤身后的藏书分散三处收藏，经京都大学岛田虔次教授指点，得知内藤藏书中最珍稀的部分，现收藏在大阪的武田氏家族财团所属的杏雨书屋，而这个藏书处是绝不向外公开借阅的。于是，作者又在贝冢茂树、小南一郎、狭间直树、羽田明等前辈先生和同行教授的疏通或引领下，终于得以在杏雨书屋寻访到这份被定为日本国宝的“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16]千余年前的唐人写本，近百年前的海外流失，到多年后的故国学人来访，书籍在中日间颠沛流播的过程，似乎也折射出中日两国历史文化力量此消彼长的消息动向，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关于中国文化典籍流入日本的调查，晚清以来，曾有黄遵宪《日本国志》、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董康《书舶庸谭》、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等。这些工作具有开创性意义，同时也存在局限：（1）仅仅著录自己眼见的汉籍，往往限于东京、京都两地，数量有限，难免挂一漏万；（2）仅仅作图书典籍的静态著录，未能把汉籍流布日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动态的、跨文化的研究考察。

严先生的工作正是在对上述局限的反思前提下进行的，他的日藏汉籍古文献的追踪调查、善本著录工作，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尽可能广泛、全面地调查。如上所述，严先生踏访、调查了皇家、公立、私家、学校、宗教系统等近百处大大小小的藏书机构，《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璗海外访书志》，重点介绍记录了在皇宫书陵部、国会图书馆、日本国家公文书馆、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文库、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金泽文库、静嘉堂文库、杏雨书屋、尊经阁文库、御茶之水图书馆、真福寺、石山寺、东福寺、日光轮王寺等十多个汉籍收藏机构寻访、看书的经过，并对这些机构的建制、属性、管理、藏书特点、历史变迁等，做了钩沉梳理和现状简介，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全景式的日藏汉籍历史地图。

对于这些藏书机构，严先生投注以超越文献调查的文化关注和史论评说。如在皇宫书陵部访书的最后，他附记道：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是一个储量极为丰厚的汉籍宝库，近二十年来，无论是在其警卫森严的时代，或是打出“迎接国际化的时代”而向社会开放以来，每当我步入它的大门，或走出它的玄关，心中总充塞着难以名状的情感：是一种会见祖辈故人的激动，还是一种难以割舍的亲情？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文化连接的喜悦，还是一缕惜别的无奈？[17]

又如，他在国家公文书馆访书之后，写下了下面一段感言，对我们理解东亚文明的构建，亦颇有启迪意味：

日本的有识之士把“汉籍文献”作为“日本公文”而贮藏于“书馆”，在意义逻辑上似乎有些龃龉，但细想起来，实在是表明了中日文化关系史上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中国文化典籍所内具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品格，已经融铸在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之中，成为日本文化的材料。故而把“汉籍文献”作为“日本公文”，上至于日本国会，下至于黎民百姓，从未见有过什么质疑和反对。[18]

第二，对被定为“日本国宝”“重要文化财”的重要汉籍珍本，进行详细介绍，评估其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与中国收藏或散佚情况做比较，并介绍某些重要罕见珍本的复本、后刻本、翻刻本等收藏、聚类、复制的情况，勾勒出东传汉籍在日本文明进程中的文化意义。他在《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的自序中写道：

我在日本藏汉籍的调查与整理中，十分留意考察文本传递的“文化语境”（Cutural Context），尽量把握汉籍在日本列岛流布的学术图谱，注意日本相关文献中关于此本典籍的历史的、文化的等多形态的记载，收集由汉籍传入而相应在日本国内产生的“文化变异”以及由此出现的“和刊本”和“日人写本”等物化标记，尽量摘记文本上留存的各种手识文，甚至中国商船输入时的卖出价与日本书商收购时的买入价等等。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描述一部汉籍进入日本列岛而形成的文化氛围，由此而提示东传汉籍在日本列岛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19]

如对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千余年间在中日两国流传、保存和翻刻的情况，做了广泛而缜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排比：

今国内存《春秋经传集解》宋刊本九种，表面上还算煌煌大观，然究其实际，存三十卷全本者，仅有国家图书馆内二种，然又不能考其刊刻年代，也不知其刻书之地与刻书之人，统称为“宋刊本”，其余七种皆以残本珍藏。追踪日本收藏的《春秋经传集解》文本，有唐人写本残本一种，今存藤井齐成会有邻馆，被日本文化财保护委员会确认为“日本国宝”。有宋刊本九种，其中存全书三十卷本六种，其余有二种各残存十五卷，一种存十六卷。各种文本或刊刻年代可考，或刊刻地区可考，或刊刻者姓名可考，实为研究儒学史、文化史与《春秋》文献学史之大薮。[20]

接着，他用近万言对各本的收藏状况，如齐全或残缺、版式状况、避讳特点、题记或标识、藏家印记、前人著录或考辨等，一一详细记录在案。这样一份资料，可看作中日《春秋经传集解》的文献收藏流变史。

又如，对宋刊本《东坡集》残本、明人写本《永乐大典》零本、10世纪写本《文选集注》残本等，都有类似比较详尽的收藏、考辨记录。

第三，在上述两点的基础上，充分收集和利用日本现有各种汉籍目录，对日藏汉籍进行全面的整理记录。成果集中反映在近400万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此书于2007年出版后，一些专家学者如任继愈、袁行霈作序，乐黛云、金开诚、白化文等人座谈，责编崔文印作书评，纷纷给予好评，称其为“二十余年铸一剑，几代学人梦始圆”的学术大作，是目前浮躁时代拯救学术的一针清醒剂和纯学术的榜样。

日本学者对该书的评品，或许可以从另一方面说明严著的价值和意义。著名中国古籍版本研究专家、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尾崎康说：

中国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把传存于日本的汉籍善本，进行了准确而详尽的“书录”，它直接且具体地证明了我在上面所讲述的日本对汉籍接受的历史。本《书录》以具有很高的学术性的资料，从一个方面阐明了日中文化交流的历史，它在一个基本的又是特殊的领域中，把日本文化史介绍给了中国，并且有助于释疑中国文化史上的未知的部分。[21]

日本明治大学教授神鹰德治称《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为“平成时代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肯定了它是中日两国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集大成著作。神鹰的文章说道，日本人所著的汉籍目录，往往除了纯粹“中国制作”的汉籍之外，还包括“朝鲜本汉籍”、五山版“日本古刊本汉籍”以及江户时代的“和刻本汉籍”等，因此，要查阅和了解日本藏中国汉籍的全貌，就面临要把日本现存汉籍中纯粹中国版的部分，抽取出来、整理统合的问题，此项工作几十年前在日本曾有过动议，但未能付诸实施。而现在“严绍璗主编《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正是这样一部从事文献工作的人所期待的目录”。[22]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23]严绍璗先生三十多年来走过的日本中国学研究之路，对本领域今后的研究，在立意、理念和方法论上，多有启示。清人论学，多以义理、考据、辞章三者言之，而相应地以识、学、才三者论人，章实斋所谓“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刘子玄所以有三长难兼之论也”。[24]借用这个视角，是否可以总结说，在现代学术语境中，严绍璗先生的学问，以学术独立、理性批判为宗旨，以原典解读、实证考辨为方法，以专业工具书、史论著作为表述，他所追求和成就的，正是一种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举的学术实践和学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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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初刊于《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冬之卷。今值先生八十诞辰将至，重发旧文，谨以纪念。

[2]钱婉约，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3]严绍璗：《自序——“我和日本中国学”》，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第1页。

[4]严绍璗：《自序——“我和日本中国学”》，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第5页。

[5]严绍璗：《自序——“我和日本中国学”》，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第9页。

[6]聂友军、钟厚涛：《二十余年铸一剑，几代学人梦始圆——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在京出版》，《中国比较文学通讯》2007年第2期。

[7]袁行霈：《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序言》，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第3～4页。

[8]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第174～175页。

[9]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第169页。

[10]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第181页。

[11]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第175页。

[12]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第304页。

[13]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第444～449页。

[14]严绍璗：《中国当代新文化建设的精神指向与“儒学革命”》，《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15]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自序》，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第11页。

[16]严绍璗：《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璗海外访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330～337页。

[17]严绍璗：《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璗海外访书志》，第77页。

[18]严绍璗：《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璗海外访书志》，第154页。

[19]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自序》，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第12页。

[20]严绍璗：《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璗海外访书志》，第7页。

[21]尾崎康：《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序》，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第6页。

[22]参见神鹰德治《平安时代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陈捷译，《东方》第329号，日本东方书店刊，2008年7月。

[23]“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语出朱熹《鹅湖寺和陆子寿》诗。

[24]义理、考据、辞章，不同学者的表述略有不同，也称义理、辞章（文章）、考据（考证、征实）。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4《说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中华书局，1985，第3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