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首先基于营商环境与地方政府效率的互动关系，论证改善营商环境与提升地方政府效率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建议。然后，本书通过完善相应指标体系测度和分析2019年我国省级政府、地级市政府、县级政府效率及国家级贫困县政府防贫效率，发布了2019年中国地方政府效率“十高省（市）”“百高市”“百高县”排行榜。

作为2011年国内首次面世以后连续发布的第9部《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本书在继承以前报告的基本思路与方法的基础上，力求实现三项创新。①大幅提升研究样本的代表性及广泛性。从2018年的1794个样本大幅增加到2019年的2797个样本，除了31个省级政府（不包括港澳台）、293个地级市政府（不包括西藏那曲市）外，本书还将我国县级政府（不包括市辖区）样本由1037个增加至1881个、国家级贫困县政府（含脱贫及待脱贫县）样本由434个增加至592个，囊括了我国所有具有代表性的省、市、县、国家级脱贫及待脱贫县样本，进一步提升了本书研究样本的代表性及广泛性。②考察国家级贫困县政府防贫效率。本书顺应我国“脱贫攻坚”“巩固脱贫成果”新形势，将测度扶贫效率调整升级为测度预防返贫效率，并完善政府效率测度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③充分发挥报告的智库功能。在分析地方政府效率测度结果的基础上，分层次、深入总结省级、地级市、县级政府效率及国家级贫困县政府预防返贫效率的经验。同时，在出版、发布报告的基础上，本书选择了少数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政府效率及预防返贫效率测度样本，有针对性地为其党政负责人撰写有关地方政府效率或者预防返贫效率提升与分析的咨询报告，比如，选取上海市、深圳市、德清县、临泉县等作为案例，分析其效率提升的典型实践经验，助推我国地方政府实现治理现代化，以此发挥报告的智库功能。

本书指出，陕西、上海、北京等省级政府效率很高，在全国排前10名，被称为中国地方政府效率“十高省（市）”；深圳市、珠海市、三亚市、达州市等位列我国地级市政府效率前100名，被称为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百高市”；嵊泗县、文成县、丹棱县等位居我国县级政府效率前100名，被称为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百高县”；怀安县、临泉县、临翔区等位列我国国家级贫困县政府防贫效率前100名，被称为中国地方政府防贫效率“百高县”。

本书表明，我国地方政府效率具有三大明显特征。①我国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华北、东北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效率排名差异较大。例如，华东地区省级政府效率排名，华东、中南地区的地级市政府效率排名，华东、西南、西北等县级政府效率排名均比较靠前，高于其他地区的地方政府效率排名；又如，华东、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政府预防返贫效率名列前茅，高于其他地区预防返贫效率排名。总体上，我国地方政府效率或者预防返贫效率大致呈现较高、一般、较低等三级分布趋势。②同一地区内部同一级别的地方政府效率排名差异很大，这间接反映了我国地区内部同级地方政府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与“放管服”改革上的巨大差距。③不同地区之间地方政府效率排名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向关联性，但是同一地区内部的地方政府效率排名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则不一定具有正向关联性；不同地区之间国家级贫困县政府防贫效率排名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具有正向关联性。

本书指出，政务公开优先、公共服务优质、政府规模优化、居民经济福利优厚，即“4优”仍然是提高我国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因素；而政务公开不全、公共服务不佳、政府规模不优、居民经济福利不高，即“4不”同样是制约我国多数地方政府效率提升的因素。因此，全面实行政务公开、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不断调适政府规模、注重改善辖区居民经济福利是提升我国地方政府效率的有效路径。与此同时，加大精准预防返贫政策力度、持续改进预防返贫服务、不断增进预防返贫成效是提高我国防贫效率的重要措施。

本书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省级政府效率损失及规避机制研究”（17AGL022）的资助。本书的完成凝聚了江西师范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100多位师生的智慧与汗水，他们在研究设计、数据收集、正文撰写、校对出版、成果开发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唐天伟教授负责全书的统筹及修改工作，李翠负责第一章，叶诗颖负责第二章及附录（撰写2万字），张冰玉负责第三章（撰写1万字），谢童平负责第四章（撰写3万字），陈紫薇负责第五章及全书统稿（撰写4万字），柳小祥负责第六章（撰写1万字），孙敏负责第七章（撰写1万字）；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教授、江西师范大学校长梅国平教授、江西师范大学两位副校长项国雄教授及陈运平教授等为本书提供了指导及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及崇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