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制度建构的重要维度，国家层面上正式开始施行文学评奖制度至今已有30余年的时间，虽然文学评奖本身还处在“进行时”，对于评奖制度是否规范、科学、系统还有诸多质疑，甚至文学评奖实践活动还经常受到文学场外的多种制度力量的影响，但是，经过多届运作，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为核心的全国性文学奖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评选标准、评选机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独特的评奖美学，涌现出了一批经得住时代考验，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经典力作。但是，就目前学界关于文学评奖制度的研究来看，还是相当薄弱的，总体上呈现出实时追踪、现象评述、单项研究的特点。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茅盾文学奖”吸引了大批学者的注意，成为文学评奖制度研究的核心，其他文学奖项研究甚少，极不完善，诸多学术空白需要填补。

表0-1 有关“当代文学评奖”的研究专著、论文集、博士论文一览表

续表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有以下两类：

一是获奖作品评述中涉及的“评奖制度研究”。获奖作品评述往往呈现出实时追踪与深度评论两种模式。一般情况下在某一文学大奖结果揭晓后会出现一个时段或某几家报纸刊物上研究论文的“井喷”。由于“热点”效应的影响，多数论文停留在现象层，主观盲动、情绪化的“非客观”论述常常引发学者之间的相互争鸣，但这其中也不乏一些涉及文学评奖标准、评选过程、评奖美学的“亮点”。除此之外，以编著形式出现的获奖作品评论选，由于编著水平的参差不齐和读者面向的差异，对于评奖制度研究贡献的大小也千差万别。蔡葵、韩瑞亭编著的《长篇的辉煌：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评论精选》（1977—1988）是这类评述研究中最具功力的一本。该书以前三届茅盾文学奖的16部获奖作品为核心，分为“作品评论”“作家创作谈”和“故事简介”三个部分，其中“茅盾论《李自成》”“《沉重的翅膀》修改本获奖始末”以及“《浴血罗霄》作者萧克将军与责任编辑的对话”等极富史料价值的论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文学评奖制度建构中多种话语间的博弈、协调与平衡，为后学研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资料。

二是从中国当代文学制度层对文学评奖及其制度进行研究。近年来，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方法的译介、推动下，国内学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方面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显著价值的学术新著，这其中包括王本朝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以及张均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等。文学制度研究的不断深入，为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研究打开了一扇通向制度研究的大门。洪治纲的系列论文《权威的倾斜——对新时期以来全国历次短篇小说奖的回顾与思考》《回眸：灿烂的忧伤——对新时期以来全国历次中篇小说奖的回顾与思考》《无边的质疑——关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二个设问和一个设想》以极富理论思辨的文风对中国当代三大全国性小说评奖在制度建设方面的缺失表现出了深切的忧思。著作方面，邵燕君在《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一书中专辟一章用以论述“文学评奖”，重点考察了“在‘市场化’的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原则、‘文学自主原则’和‘市场原则’如何在斗争中相互影响，依据各种审美原则所颁发的‘象征资本’如何转化为‘市场资本’”。[27]徐其超、毛克强、邓经武的《聚焦茅盾文学奖》通过“历届评奖得失”“获奖作品分门别类”“个案研究”三个板块将着眼点聚焦于茅盾文学奖的制度美学上，虽然行文以作品解读为切口，但细微处见真功，无疑为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者进一步纵深挖掘打开了思路。范国英的《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制度研究》在开始生成自觉的美学意识之外，扬理论功底之长，为文学评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其续作《新时期以来文学制度研究——以茅盾文学奖为中心的考察》将研究视域有效延展至新时期以来的全国性小说评奖，但由于是论文集式的著作，前后出现颇多的重复论述，深入挖掘未能充分展开。而任东华的专著《茅盾文学奖研究》，开创性地提出了“茅盾文学奖美学”这一概念，但在探讨茅盾文学奖制度建设的同时也有意回避了诸多学术研究难题，“制度美学”作为其研究的“亮点”仍值得肯定。万安伦的著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奖励机制研究》从学理层对“文学奖励机制”这一长时间被理论界所冷落的实践活动进行翔实梳理，具有开创之功，但就行文来说，“资料汇编”的价值多过制度探讨，对文学奖励机制形成的外部因素与内在运行规律的论述是其短板。

近年来，随着一批文学奖评委、著名编辑出版家以及获奖作家极具史料价值的“回溯性文字”公开发表、出版，为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突破瓶颈提供了诸多“一手资料”和“内部资料”。评委们的回顾，以单篇论文居多。论文多以“我所知道”或“我所经历”为出发点，对新时期以来文学评奖的运作机制以及在评选过程中多元话语的交锋进行了丰富翔实的言说，在此方面，胡平、雷达等先生的文章最显功力。而编辑出版家对于新时期以来全国性文学奖，尤其是小说评奖的回顾，以刘锡诚、崔道怡的文字最具魅力。刘锡诚的著作《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一次公开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初步设想》这份极其珍贵的评奖史料，而1999年崔道怡在《小说家》杂志第一至四期连续发表的文章《春花秋月系相思——短篇小说评奖琐忆》（一）、《第三个丰收年——短篇小说评奖琐忆》（二）、《喜看百花争妍——短篇小说评奖琐忆》（三）、《春兰秋菊留秀色 雪月风花照眼明——短篇小说评奖琐忆》（四）更是凭借亲历者得天独厚的优势，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为核心，为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除此之外，韦君宜、龙世辉、陈顺泽、何启治、孔令燕、潘凯雄、李金玉等著名编辑出版家们也曾就获奖作品《芙蓉镇》《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沉重的翅膀》《尘埃落定》的编辑、出版、获奖过程进行过详尽的论述。再者便是历届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的创作经验谈、获奖感言等，其中既有对“文学评奖”这一文学生产、传播形态中重要组成环节的真知灼见，也有对获奖作品创作甘苦的深情道白，还有对评论家批评质疑的反效性文字，涉及文章较多。如姚雪垠对《李自成》获奖及其创作的系列文章、路遥关于《平凡的世界》创作的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陈忠实有关《白鹿原》的长篇文字《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