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代统治者诗中的史鉴意识

唐代政权的掌握者和执行者是文化界的最高权威，王公贵族、卿相大夫都十分重视以史为鉴，这对唐代知识分子以史为尊、以史为学、以史为用产生积极影响。有唐一代统治者以制度的形式将官方修史行为固定下来，并形成良好的史官文化和历史学术氛围。唐代开国之初统治者就开始有意识地总结历代兴衰，唐高祖李渊诏修魏、齐、周、隋、梁、陈六代史书，但未能成书。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开设史馆修史，经三十年修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包括《五代史志》）以及《晋书》《南史》《北史》8部“正史”，占中国古代“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1]，太宗朝还先后修成《唐史》《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等，太宗之后的唐代统治者代代修当代国史及实录。此外，唐代统治者还亲写史论，亲注史书，如太宗为《晋书》的《高祖宣帝纪》《世祖武帝纪》《陆云传》和《王羲之传》各作史论一篇；睿宗作《汉高祖赞》《晋宣帝赞》《梁武帝赞》等；高宗太子李贤及大臣为《后汉书》作注。这种由朝廷组织学术研究的方式对历史文化所做的肯定，形成一股合力，营造出由上至下的历史总结与教育的氛围，决定了社会文化的注意力导向，“如果从一代学术的总体特征上说，两汉是重经，经中有史；唐朝则是以重史显示与前代之不同，经史结合”[2]。唐前重经多于重史，到了唐朝，统治者深刻认识到历史的借鉴功用，将之提升到经纶治世的地位上来。唐代统治者的史鉴意识在其诗歌中也有着明显的表现。

一 总结历代兴亡，巩固创业鸿基

初唐统治者看到隋炀帝恃才矜己、荒淫无度、屡动兵革、大兴土木导致民不聊生，短短几十年隋祚由盛转衰的史实，意识到李唐创业之艰难和守成之重要。“唐初八史”的修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意识下进行的，唐太宗居高望远，不但要总结隋亡的历史教训，杜绝重蹈隋之覆辙，还要追述历代的兴亡故事，总结能令李唐王朝日久长存的治世明道。太宗嘉奖史臣修成前五代史时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3]太宗批评秦始皇、隋炀帝毁坏史典的错误做法，认识到史书记录历代王者得失的资治作用和扬善惩恶的教化作用，以一个王者的开创性眼光，看待修史、读史、用史的意义，这种博大的以历史为“金镜”的思想促使太宗与魏徵等谏臣讨论时事时，每每要征引史实，如太宗游洛阳宫积翠池，宴群臣至酒酣，《赋尚书》曰：

崇文时驻步，东观还停辇。辍膳玩三坟，晖灯披五典。

寒心睹肉林，飞魄看沉湎。纵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

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既承百王末，战兢随岁转。[4]

太宗不但是大有所为的政治家，也是引领初唐诗坛风气的重要诗人，他执政之余，关心史馆修撰，阅览历代史书，观《尚书》中《周书·牧誓》载周武王讨伐殷辛，历数其罪行，因此与臣子宴饮也不忘引以自戒。诗中引殷纣王沉湎“酒池肉林”长夜醉饮的典故出于《史记》，而非《尚书》，司马迁为了惩恶扬善，对《周书·牧誓》的记载加以渲染，使殷辛罪名更具令人发指的形象性。可见《尚书》《史记》皆为太宗的案上书，太宗由殷纣王昏聩之状，认识到自古帝王纵欲荒政者多，而克己守礼的英明之君太少；前者作恶而灭身亡国，后者积善而青史留名，国朝长兴不衰的关键在于统治者的行为是不是“克己”勤政与“积善”为民，太宗领悟历史的箴言，自励做个圣明之君，守护创业国基。唐中宗李显景龙三年（709）十二月十八日也赋诗《幸秦始皇陵》：“眷言君失德，骊邑想秦余。政烦方改篆，愚俗乃焚书。阿房久已灭，阁道遂成墟。欲厌东南气，翻伤掩鲍车。”[5]总结秦始皇政道失德而自取灭亡的历史，从秦始皇的教训中看到“德治”的重要性。

二 见盛须得观衰，居安则要思危

历代统治者都想要国运长久、福泽子孙，但历史上衰败者相继相生，没有一个朝代永葆兴盛，唐代统治者认识到这个历史的必然规律，因此从历史经验中见盛观衰，居安思危。唐太宗《帝京篇十首》序就体现了他居高思远的人生境界：

予以万几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殚于宇宙，辙迹遍于天下，九州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神人。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故沟洫可悦，何必江海之滨乎？麟阁可玩，何必两陵之间乎？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丰镐可游，何必瑶池之上乎？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6]

这篇序言是太宗的言志之作，表达了他对帝王生活的看法，也表达了他见盛观衰的历史意识。他认为秦始皇、周穆王、汉武帝、魏明帝为了享受神仙般的生活，大建宫宇，富丽堂皇，穷奢极欲，虽然显示了一代盛主的威仪和富贵，却没有看到极盛就是衰亡的开端和肇始；未若弃华求实，节制中和，留意于国家文教和武功。正所谓“未央初壮汉，阿房昔侈秦。在危犹骋丽，居奢遂投人。岂如家四海，日宇罄朝伦。扇天裁户旧，砌地翦基新”（《登三台言志》）[7]，秦皇汉武皆逞能于阿房宫、未央宫，却不知国家已岌岌可危；正所谓“有形非易测，无源讵可量。洪涛经变野，翠岛屡成桑。芝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图王”（《春日望海》）[8]，秦皇汉武皆远求神仙之遇，妄想羽化成仙，却不知实在的人间历史的变易之道比缥缈的神仙世界更为难测。这些诗句皆寄寓了太宗以前王为鉴的历史意识。

唐玄宗《过晋阳宫》也表达了居安思危之意。开元十一年（723）正月，玄宗自东都北巡晋阳，见到晋阳宫的遗址，不禁追想高祖、太宗建立大唐基业的历史：

缅想封唐处，实惟建国初。俯察伊晋野，仰观乃参虚。

井邑龙斯跃，城池凤翔余。林塘犹沛泽，台榭宛旧居。

运革祚中否，时迁命兹符。顾循承丕构，怵惕多忧虞。

尚恐威不逮，复虑化未孚。岂徒劳辙迹，所期训戎车。

习俗问黎人，亲巡慰里闾。永言念成功，颂德临康衢。

长怀经纶日，叹息履庭隅。艰难安可忘，欲去良踟蹰。[9]

晋阳宫是大业三年（617）隋炀帝命太原留守李渊为自己建造的行宫，后不久李渊父子就在此起兵反隋，建立李唐王朝。玄宗巡幸此地，宫宇市井已繁华不再，但依然映照着昔日龙腾凤翔、人才济济、开拓建功的历史，上承先人基业下创开元盛世的明皇却“怵惕”“忧虞”“尚恐”“复虑”“叹息”，只怕自己不能以经纶治世之业为重。玄宗认为自己虽生逢太平之时，但是历史总是随时间的转移而变化，上天赋予了皇权和富贵，同时统治者也必须知晓天命，有所作为，否则上天同样会收回皇权，正所谓“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10]。所以君主为了巩固统治政权，要察往观今，随时应变，以符天命。唐代统治者知晓“治乱兴废在于己”的意义，害怕天赋神权转移和历史由盛转衰，所以不忘艰难，踟蹰以进。

总之，初盛唐统治者不但重视发展史学，总结历史，而且其强烈的史鉴意识充分表现在其诗歌创作中。这种以史为鉴的意识渗透到唐代政治、学术、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为社会上行下效地学习与接受历史，理解与借鉴历史打下了坚实基础，促使唐代产生了大批历史编纂者和史学研究者，不遗余力地从事史学工作，同时史家也将历史知识和历史意识融于诗歌创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