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乡土风物乡野情韵与男女习性的文化隐喻

消费主义时代，亦即所谓“全球化时代”，很少有作家能够以一种元真素朴的乡土情怀来长久地注视、品尝、回味一条江、一座山，直至一个城市的那些具有乡土气息和人文情韵的细小而柔软的、不为绝大多数人所关注的部分。《花样年月》中有一段叙写和描述南北河流品质、格调以及情韵之所以有极大差异的文字，如果没有深入细致的观察和情感体验，是绝不可能写得如此的准确、精彩和地道——书写南北河流之异趣与品察南北人物世相，从而将小说写作手段、技艺之差异等等作细致的刻画区分，同时不留痕迹地将这一切熔铸在一起，若没有乡土意义上的精神扎根，是根本写不出来的。小说中莫怀戚借用“东海”的口表达出这种意味深长的乡土经验：

东海说：“我很喜欢待在江上。小时候，嘉陵江上的礁石缝里，还可以看到小鱼儿在游，一见人影子，闪电一样就不见了。人不动，慢慢地它们又回来了。”栀子说：“长江边也是一样的。”东海说：“以前我读过张承志的小说《北方的河》。他将北方的河写得很壮美，像北方的汉子。张承志有北方情结。的确北方文化深厚，有激情，有血性。王蒙批评张承志，说他的小说用力太过，其实对于读者，用力过一点还好些……北方的河流相对单纯，你还能写；它们冬天枯夏天涨；北方平坦、视野开阔，看河流也可以看得清。南方的河你还不好写。它们复杂得多……”

“其实南方的河流造福更多。”栀子不禁想起了关西——这两个男人倒有点像南北方的河流的性格区别。小说写道，“这么比着她有点犯罪感，同时又有点得意……人就有一点恍惚起来。南方的河流没有那么张扬，但实惠得多，而且，干净得多。”栀子心里明白：“东海比关西干净……这么一想又觉得对不起关西。继而又觉得自己对不起所有的男人。但若要完完全全地对得起人，好像又很难活。不由深深叹口气。”一个女人面对她所喜欢的、具有不同性格的两个男人，就如同面对具有不同习性的南北河流一样，取舍难定，好不痛苦。

《白沙码头》写乡土意念和古旧经验视野中的长江，写长江鱼的特殊味道以及其中关于男女情事的隐喻，也非常吊人胃口：

重庆人常说的“大河”，指长江。这是相对于嘉陵江这条小河而言。谓长江水流汹涌，故鱼身多活肉。一般人看嘉陵江秀丽以为其鱼更味美，完全是个误解。“相好要相幺妹子，吃鱼要吃大河鱼”。这说法来自那个老色鬼老不退火。老不退火爱说老子只用一根筷子，就晓得你是大河鱼还是小河鱼。他这个是隐喻，其实说的是女人。

“老不退火”，是说这个具有乡土情韵的老者的生命活力和情欲趣味。语言的粗俗和叙事的张力浑然一体，令人心生羡意。十分明显，莫怀戚写乡土重庆的大江大河的习性，就已经包含了他对乡土重庆男男女女习性的隐喻。其实，在他笔下的小溪小河也同样隐喻着对乡土重庆人文风习的热情赞美与精细把握。《陪都就事》写霍沧粟在乡间行走时突然遭遇的危险和以此获得的人生经验，就隐喻着重庆小河的“人格力量”一点也不逊让于大河：

回去的石板小路是顺小河的，是一条很美丽的小河。河水的确大涨了，轰隆之声响彻夜空，但似乎离小路还远。霍沧粟心安了。但不知怎的，脚下突然坍塌，于是连人带石板慢慢地但不可遏制地滑进了河里。在长江边长大的霍沧粟第一次明白自己看清了小河。所以他后来经常说这样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小河比大河厉害得多。

这既是说乡土重庆的小溪小河不敢小觑，也是在说“不起眼”的重庆男女的潜在性、突发性乡土性格。当然，他发现乡土重庆的小溪小河还具有女性的妩媚和柔情。《隐身代理》小说人物在南温泉荡舟闲游，就真切体味到重庆性格的另一面：

船往下游行，渐行渐宁静。这是小阳春头一天的上午。这种上午让安明感到，南温泉的确是一块胜地——那种藏在山之深处的意蕴，是其他风景区没有的。

这种实在割舍不了的闲情逸致一直延续到山野的夜晚，平时不易领略的女性般的乡土重庆的夜晚韵致，使人始则惊异，继而沉醉流连：

游船载着渔火缓缓而行，传来女孩子轻轻的歌唱，和六弦琴那不太高明因而有一点像鼓声的伴奏……山峰的剪影像动画片。清亮的新月安静地斜挂山尖……这是一座粗糙而生动的城市，尤以她的郊区最为美丽……

试想，假如没有六弦琴伴奏和“女孩子轻轻的歌唱”，重庆郊野山川草木的柔情蜜意当然也很诱人，但是，有了这两种柔情蜜意的相辅相成，重庆乡土情韵的女性气质才会显得是这样的朴实与完美。莫怀戚认为乡野的气息，本质上就是女人的气息，准确地讲就是村姑的气息。《皈依》写夏长江在乡野伫立静听观望的情景，他居然在听觉和视觉之外，敏锐地嗅到了一种美妙而醉人的气息：“不，不是听到脚步声，也不是见到人影，而是，好像嗅到了人的气味，女人的气味，女人身体的气味，女人口里的气味……”文学批评家谢有顺说：“但凡好的写作，它总有一个精神扎根的地方，根一旦扎得深，开掘出的空间就会很大。一些作家的写作为何总是形成不了自己的风格？就和他还没找到自己的写作边界，没找到可供自己长久用力的地方有关。很多人在写作时是跟风的，别人写什么，他也写什么，他很少检索自己的记忆，也不明白自己所熟悉的地方、生活、人群到底是什么，写作观念上茫然，没有目标，不断地变换自己的写作领域，结果是哪一个领域都没有写好。”[9]莫怀戚没有跟风的习惯，无疑与他熟知自己写作的边界，固守自己精神扎根的地方，并且能够“长久用力”有极大关系。

的确，对一个作家来说，如何“找到自己的写作边界”与他是否进一步能寻找到“可供自己长久用力的地方有关”。在《重庆文友》中，莫怀戚如是说：“重庆使我热怕了。一到夏天，我就想跑出去，昆明或者成都。但是一凉快，我就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我一直骂骂咧咧地待在这块土地上。如此这般地好了伤疤忘了痛。其实是我舍不得这块地方，和这块地方的人们。”

其实，即使到了别的地方，他还是放心不下重庆。他深知，重庆才是他能够“长久用力的地方”。只有在这块土地上，他才能够有悟性、有真正的生活，有还原生活的能力，才能够锤炼出“落实生命”的技能。他特别重视这块能够“长久用力的地方”还与能够提炼出具有原创力的语言、细节有关。因为“那些语言的针脚、细节的雕刻，不过是在为生命创造一个舒展的空间，从而辨识它已有的踪迹，确证它的存在处境”。[10]显然，这个“舒展的空间”，对莫怀戚来说只有在乡土重庆这样的文化“场域”中才能找到。

在小说《经典关系》的开篇，莫怀戚借男一号茅草根的审美视角和情感经验这样写道：“他喜欢重庆特有的地貌——堡坎和石壁。他常常双手合十，立正对立，闭目低头，深深感谢山城里这些只能长树的地方。造物慈悲，给我们这座全国最无序的大都市保住了最后的美丽。这是五月，湿漉漉的五月。梧桐叶和黄葛树叶肥得流油，遍地都是野黄花，亮得像太阳；野草比庄稼还要茁壮……每当看到这一切，茅草根都要闪过一个古怪的念头：北方不行了。”这不仅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地写出了乡土重庆五月的风物人情、精神气象，而且还极为生动细致、别具一格地描画出了乡土重庆五月的灵魂和个性风貌。生命就是如此这般地被一一“落实”。小说家既为茅草根的生命“创造了一个舒展的空间”，同时也为小说家自己的重庆叙事“创造了一个舒展的空间”。

莫怀戚正是长久地沉醉在乡土重庆，在这个可以为他自己、为他的小说提供考据和实证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空间，自由舒张地生活与创造。品读莫怀戚的小说，我们会发现，这个物质意义的乡土与经验意义的乡土对他而言，同时具有个人和群体“精神自传”的意味。这说明，只有精神深深扎根于乡土的写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尽管莫怀戚创造的小说世界具有某种超验性，但是，他所创造的这个独异而诱人的审美世界，又无一不是与他长期生活、体验、感受的这个乡土重庆的现实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文学理论家所说的“地方经验主义”，其对小说家的生长和创造所具有的特殊的认知意义，以及“还原生活”的意义。的确非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