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从〈唐将书帖〉看明清时代的南兵北将》探讨一般通称壬辰战争 [1]的万历援朝东征（1592—1598）中的参战将士，以个体人物为主线，贯穿东征乃至明清之际的军人及群体，在具体社会环境中的作为及其与历史发展、世界趋势的关系，也试图展现遭遇来自游牧体系之外的非传统挑战时，明代中国的局部、整体反应和渐行性蜕变的冰山一角。

具体地说，《唐将书帖》是万历援朝战争期间，一批明朝东征将士写给朝鲜宣祖时期（1568—1608）著名相臣柳成龙的书信。作为保存在韩国的朝鲜时代古文书之一，被收入《河间丰山柳氏文书·书简通告》中，于1994年、2000年先后刊印出版。前者是影印手书原件，后者是经过释读的正书印刷体，两种形式相互参照，为学界提供了极大方便。[2]本书就从释读《唐将书帖》出发，深入探析明清时代的南兵北将，以期呈现出一种立体的、动态的、多视角下的感性认识史。

注意到《唐将书帖》，可以说是出于偶然，但也与过去的研究有直接联系。20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其中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在明清辽东松锦大战的战场上，受到清朝胁迫的朝鲜军队被迫攻击明军，尤其是朝鲜的火炮手十分抢眼：“汉兵死亡甚多，而中炮者十居七八”，以致“中朝民士逢我国（朝鲜）之人，必流涕而言曰‘大明之覆亡，专由于锦州之沦陷；锦州之沦陷，专由于你国之精炮’云”[3]。朝鲜的精炮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为什么会比明军更厉害？过去的历史知识并不足以解答这个问题。2003年书稿完成交付出版后，正好有机会可以申请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资助，到韩国做1年国际交流学者。我就向当时的历史研究所提交了申请报告，准备研究明末崇祯年间朝鲜与明朝军事合作的一段秘史，得到了韩国汉阳大学任桂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及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支持。但当时研究的范围，离现在这个主题还有50年的差距，中间至少还隔着万历、天启、泰昌3个朝代的3个皇帝。

2004年9月我入住汉阳大学国际公寓。但临街夜半飙车的摩托，使我失眠严重，勉强坚持3个月后，搬到了汉城大学（今国立首尔大学）附近落星岱的一幢私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传媒研究所殷乐博士及浙江大学另一位教授为邻，在那里度过了放松得多的9个月。宿舍二楼的平台上，可以看到邻居家成堆的泡菜坛；附近就可以爬山，不少山头都留下了我们的回忆；更好是去奎章阁和汉大图书馆看书很方便。正是在汉大图书馆漫览时，看到了朝鲜古文书中的《唐将书帖》，该书中有两位作者就是万历时代援朝东征的将士。2005年夏天，在结束课题研究后，我带着超重的复印材料回到北京，发现在国内几乎找不到与这些书信作者相关的史料。[4]因此，在我刚刚发现浙江义乌有现存家谱，还保存着几位东征参战将士事迹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发现了一个多么庞大的史料宝库——除了各种习见史料及地方志之外，并在随后的日子里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这一点，相信常用家谱和爱跑田野的学者都有深切的体会：每当有新的发现时，会多么兴奋。[5]

不好的地方是所选题目涉及的对象，是参加一场7年战争的南北将士，人数动辄成千上万。[6]这样庞大的人口基数，既是不断刺激研究突破的力量，也是基础材料受限的最大瓶颈。哪怕将研究对象从“南兵北将”这个概念，缩小到《唐将书帖》的作者及其相关人物，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7]因此，从2006年开始申请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立项，到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完成结项，前后拖了15年。但研究似乎仍然看不到可以结束的曙光，尤其是在不断涌现新材料和新成果的参照下，再看前期写下的文字都会感到不安。但项目死限在那，不得不按部就班走下来：2006年，申请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从《唐将书帖》看南兵北将”立项并完成；2009年，申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年度项目“朝鲜王朝军队的训练师——万历援朝战争的南兵将和南兵师”立项并完成。同年，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认识了浙江省义乌市市志办主任吴潮海、张金龙等先生，打开了义乌家谱这个宝库，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多次前往义乌实地考察和田野工作，收获甚富。经数年努力完成了《域外长城——万历援朝抗倭义乌兵考实》书稿，2014年作为浙江省义乌市《义乌丛书》百种之一，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福祸相倚的是，在不申请承担研究课题、出版基金等各种麻烦的同时，该书不知何故没有进入图书流通市场，故有不少读者、朋友反映想看却没有办法找到。有鉴于此，2017年，我再次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并在申请延期研究1年后，完成了《从〈唐将书帖〉看明清时代的南兵北将》，想尽量纳入《域外长城——万历援朝抗倭义乌兵考实》的基本内容并在避免重复的基础上包含研究的新资料和新进展。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勉强在2019年年底完成，并在经历2020年世纪大疫、继而家父病重不治等各种变故后，几经反复，到年底交付书稿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想必燕鹏编辑那坑坑洼洼的办公室，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的梦里了。

（二）

本来还需交代有关这场战争的学术史梳理。幸运的是，目前已有不少重分量的学术报告新鲜出笼：包括成果数量目前属国内第一梯队的山东大学陈尚胜团队和南开大学孙卫国团队的两个深度报告，从不同角度，系统、翔实地总结了中、日、韩三国近百年来的学术发展历程和重要研究成果，可资参考。[8]这样我的工作就轻松了，仅结合主题谈一点自己的感想。

虽然有关这场战争的研究，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而不断进步——从早期的涓涓细流到现在的大踏步前进，但总体格局仍然不出“至少落后50年”。这是2019年9月10日在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120周年明清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卫国教授说的名言：“在研究万历壬辰战争这个领域，我们落后了至少50年！”虽然卫国教授的说法仍留余地，但日、韩学界启动之早、成果之丰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尤其是日本，从史料收集、整理到出版研究著作并进一步深入社会普及层面，这一系列工作都早在100年以前就已完成，令人印象深刻。[9]大家辈出，成果丰硕，加上15年前日、韩携手共同研究，进步更快。[10]

而中国学术界断裂明显。以1949年为界，大陆史学界包括作为国别史的日本史或通史、全史、小史、史纲，都没有一部以壬辰战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著作，需要在明清史及中外关系史的分类著作中寻找零星信息，这还得益于抗美援朝的局势。195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光璧《明代御倭战争》，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周一良《明代援朝抗倭战争》、李景温《朝鲜壬辰卫国战争》，比起韩国1967年首尔大学校出版的李炯锡近3000页综合性研究著作《壬辰战乱史》（上下册全六篇21章82节，包括附录、文书、附表、附图）学术分量也远远不足，只能算是小册子。但在远离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与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等热门领域之外，还算保留着万绿丛中一点红（延边大学柳树人的《壬辰抗倭战争》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出版），这说明1949年以后大陆史学界研究或反思战争的意识淡薄，即使研究农民战争，关注的主角也是农民，而战争只是作为农民活动的空间背景或次生场域，这与日本、韩国重视国家历史上的战争、后果的国情存在较大差距。

另外，孟森先生固然早就在《重印朝鲜世宗实录地理志序》卓论“简明翔实”的《朝鲜太宗实录》“足为谈东北史地者一大论证”；吴晗编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也在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但在改革开放之前，大陆史学界从起步到蹒跚，远没有海峡对岸的台湾地区走得快。[11]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后，在西方兴起全球史的新趋势，经一两代人努力后已被多数人认识和接纳，万历援朝战争也成为国际“显学”，整合海外、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研究力量，完成一部海内外华人共同研究的著作，是不是也可以成为期待的目标？无论如何，脚踏实地走自己的路都是基础。

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三章内容是释读《唐将书帖》。通过考证《唐将书帖》的作者及涉及的相关人物、事件等线索，以期大致勾勒出这场战争的轮廓，为进一步分析研究明朝战略及作为战争主体的南兵北将提供一个参照系。而如何定义和解读南兵北将的生活时代及其活动的意义，也构成了本书三篇九章的基本内容和写作动力。

中篇三章的内容是根据《唐将书帖》所提供的线索，探讨明朝的战略：从和谈、练兵和粮饷及善后工作三个角度切入。

第四章从战争前后期参与和谈的具体人物入手，探讨明朝战略前后期的特点，变与不变的主旨。战争前期，日军小西行长的部将藤原如忠羁留辽东一年有余，其进京问答的过程，显示明朝封贡和谈意见形成及对日作战失机的过程。战争后期南兵千总毛国科出使日军岛津义弘营中，则属战略总攻阶段明军补救战场失利的应急措施，也反映了东征军高层的操控与事后弥缝。

第五章考察朝鲜王朝军队的训练师——梳理了东征军中60余位南兵将和南兵教师，揭示东征期间，明朝帮助朝鲜重建、训练王朝军队“三手军”的历史事实，探讨停战期间明朝的战略、变化及朝鲜的应对和改进。朝鲜专门设立的练兵机构“训练都监”，由柳成龙、李德馨负责，并通过赋税制度的相应改革，设立“三手粮”制度以保证练兵的顺利进行。练兵的中心内容是“三手”训练，包括“射手”“杀手”与“炮手”，通过持续十余年的练兵活动，朝鲜拥有了一支可动员应战的2万人军队。而训练都监这个机构也一直运行到朝鲜近代被日本灭亡之前。这意味着明朝的策略从对朝倾国“输血”转变为提高、锻造朝鲜的“造血”功能。而总管朝鲜练兵的南兵游击胡大受，其作为和经历折射了明朝、女真、朝鲜三方关系史，实际上预示了战后东亚发展形势中的趋势性倾向。

第六章考察东征后勤管理、海运及东征善后工作。从东征副总兵佟养正入手，这位出身辽东女真的边将，其个人的能量和作用，及其父兄族人包括佟起凤、佟养材（羊才）及管下都司张三畏等，背后呈现的建州女真与东征战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管粮通判陶良性及括苍总兵李承勋，生平事略与东征的关系，也都可落实到明军粮饷供应体系；陶良性父子三代的出身、建树与归处，李承勋的《马经》、《剑记》和火器改良，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万历时代军人的风貌和从军之路的利弊。

下篇三章则立足于人物线索，具体考察南兵北将及其变迁轨迹。

第七章从南兵概述出发，探讨其类型、特点，并进一步通过吴惟忠、骆尚志的个案，关注朝鲜战场上“戚家军”及其消逝的身影。针对曾经流行的观点，即戚继光在蓟镇练兵10年，却没有得到实战演练的机会，具体阐述南兵游击吴惟忠、参将骆尚志的生平：前者是朝鲜史料中的东征旗帜，也是明朝史料“武弁中第一神钻”，历史的翻云覆雨莫过于此。后者是东征明军炮兵队长，200年后还被朝鲜人尊为“世间奇男子”却一直不能落实于故国家园。通过考证这两位南兵将生平的几个关键问题，揭示不同视野下东征军的评价问题，同时探讨“戚家军”投放朝鲜战场的实效以及对整个战局的影响，包括对东亚世界文化交流的贡献。

第八章探讨北将的概览、分类和特色。具体通过辽将张应种，代表与南兵不同的北将，在东征中并无突出表现，后来成为著名的“废将”之一，他的后代却在明清易代后成为另一个天下清朝的股肱之才。这或许也涉及了明朝制度的短板。而在朝鲜史料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皇明”人康世爵之祖康霖，则是一位无名的北将。在朝鲜流传的康世爵自述显示其为明清易代之际流寓朝鲜的东征将士后裔，祖父康霖死于壬辰东征战争，父亲康国泰战死于萨尔浒之战。而在明朝选簿中也存在一个康世爵，是明朝嘉靖三十二年袭职辽东三万卫左所副千户的女真人，从时间、履历等方面考察，都具备东征战争亲历者的要素。围绕明朝记载与朝鲜叙事异同，分析康世爵家族的来源与历史记忆之间的差异真伪，为观察东征战争及明清易代如何塑造、影响中、朝两国不同的历史叙述，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

第九章是通过个案研究展示南兵北将的变迁史。在东征过程中崛起的南兵将吴宗道，最值得关注的是其家族背景与社会关系，通过分析其家族成员连接的经贸网络，不仅可还原东征过程中重要却被忽视的一些历史场景，也显示这位浙江绍兴山阴籍南将，受到朝鲜重视的内因；朝、明外交的重大问题处理，甚至也借助其社会关系，揭示明清历史演变过程的一些肯綮和脉络；吴宗道的外孙甥辽东都司马骢，天启初年参与朝、明军事合作的谈判，实为萨尔浒战役后朝、明间未能成功的军事合作的再度尝试；吴宗道的族叔东征千总吴大圭、“东宁镇抚”吴大斌兄弟与族侄东江义士吴廷忠，其生平和历史际遇，也都反映了东征战争后南兵北将变迁的一些重要关节点。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史料，包括中国、朝鲜、日本、琉球等不同国家的官私史料，如明朝、清朝和朝鲜的《实录》《琉球宝案》及中、日、朝三国的文书、档案、誊录、日记、谱牒、文集、碑刻、地方志等不同来源、背景的史料。因此，首先需要进行大量的考辨工作，尤其结合稀见的地方宗族谱牒材料进行比较研究，使出自不同参照系、不同来源、背景的史料互相印证——或以证同，或者证反。由此观察各种历史书写中，不同的国家意识、地域差别、制度体系、文化背景、评价标准、价值观念之间多面向、多层次、多方位的表现，不仅可以使研究过程充满趣味，也可使研究课题拥有较大的展示空间及足够的深度和广度，力求在还原当时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结合当今学界研究的最新成果，重新拾取业已消失的一些过程和环节，再现更加丰富的历史画面，或重新解读过去的历史叙事，得出更加客观公正或不同前人的看法，这既属于理想境界，也是本书追求的目标。[12]

如果说，对各种历史文本（史料）的释读和书写，只是停留在辨别是否靠谱这点上，那是否意味着史学发展的停滞或走到终点？透过文本抓住背后的东西，通过文本连接史实还原出一片新天地，从而追求更加靠近真相，追求历史与现实的不断对话，才是更应努力的方向吧？但能否实现，也还需要运气以永远在路上的姿态对待史料，对待那些真假难辨的白纸黑字记载，并认识到各自的历史认识都处在永无止境的前进路上，这才更符合自然状态吧？站在书写者的立场，认识史料并摆脱史料与生俱来的缺陷，才能深刻领会史学研究存在的意义。

研究者可以做到的，是替读者点亮一盏灯，“照亮历史的幽暗处”。比如各国民众间的朴素交往，就是我感兴趣的一个观察视角：文明的碰撞与交流、历史现象的呈现与掩盖、过程的发展与断裂，这里可以不看政治动员，也希望战争走开，仅仅通过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关注他们的所思所想、基本活动、信仰和内在动力，从而随时调整观察的角度和坐标轴，这应该也是有意义的吧？在写作过程中，这是经常跳出来的问号和思考。

就像东征过程中出现的这个普通日本人，名叫甚五郎，就很令人难忘。万历二十八年（1600）四月十六日，他出现在中国浙江宁波外海的昌国卫，起因是借了50两银子给马一松。后者是与福建漳南道差随把总刘志迈、吴从周一同前“往日本侦探消息”的间谍，没有还钱。为了讨债，甚五郎就跟随马一松的回程船来到了中国。[13]

对甚五郎来说，这是一趟前途未卜的冒险。他搭乘的是从福建到日本贸易的乌尾商船，船长后来被明朝官府认定是“狼子野心，复图厚利”的危险人物而禁止出洋。在借钱时，甚五郎知道马一松的真实身份吗？对自己出借的银子做过风险评估吗？如果，他知道回本需冒险远航万里、历经风涛、往返中国日本二次——如此高风险的借贷生意他会做吗？即使发挥最大的想象力，甚五郎就是要钱不要命的日本高利贷商，他的经历也太过传奇。对万历时代的普通人来说，50两银子的粮食或够吃10年，但值得为此冒生命危险吗？[14]至于甚五郎到达中国后是否要回了50两银子、有无顺利返回日本都还在其次。

可资对照的是，同船徽州歙县商人高光国。万历二十七年三月，他从福建海澄出发，原想去吕宋贸易“往西洋为商被劫，随向日本王告状，已蒙审明追给”，他回来的结局是被没收财产，包括日本颁发具有“番号年月白绢旗”（类似营业执照）并下狱“以禁其犹”。因此，我更倾向于甚五郎就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或是一时不多想，或是好心办错事，在不知道马一松身份的情况下，借了50两银子给他。而在得知马一松即将回国，情急之下稀里糊涂就上了船，蹲在船舱中熬过了前途未卜的前半段航程。

试想，如果在借钱前就已得知马一松的身份，并在深思熟虑后还要追到中国来讨债，甚五郎的想法是不是很奇怪？[15]还是说中国的吸引力比日本更大？[16]

这样的小例子就可以说明：一个生活在17世纪初的普通人，包括中国、朝鲜、日本人，要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所需付出的代价。直接被这场战争波及的三国人民，包括羁留异域的中国人和朝鲜被掳人，仅在1600年到达浙江宁波昌国卫的这条船上，就有先后被掳人王君翰、张盖二、王礼夏、翁尾、汲科、王必宽、周璘、林薰等8人，“俱系福州府福清县、江阴、麻蓝等处地方人民，于万历二十六年五月，在于牛蹄奥打鱼被掳；蔡朝庙，系温州府乐清县人；杨三，系宁波府奉化县人，于万历九年在洋山被掳”；还有“王文恺、吴宾、郝应元，安东易、钱和、王子荣、宋宇，系东征被掳南、北兵士；太平、安乐严得禄、王福、可喜，妇人二口，系朝鲜被掳人氏，俱系倭主交附搭本船回家”[17]。他们的日常生活实态，遭遇的艰难困苦，都需要被展示、被铭记、被交流。[18]

而那些野心膨胀到失当而挑起战争的人，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一无所获，却给人们生活的世界带来重大灾难，前有丰臣秀吉，后如希特勒，这样的人究竟是民族英雄还是历史罪人，不是很清楚吗？古往今来，基于国家、民族、地域、政治、经济、社会等不同视域的立场和观察，产生的看法和结论都曾不同。但作为地球之灵的人类构成的社会，要维持正常的运转，总需要赋予个体平等、公正、自由、人权等基本要素以价值和意义，否则人类就会失去方向，乱世人终究比不上太平犬的幸福。

2019年11月16日完稿

2020年3月20日修改

2020年10—12月再次修改

2021年12月三次修改

[1] 案：这场战争参战各国的称呼都不同。朝鲜一般称为“壬辰倭乱”及“丁酉再乱”，日本则称“文禄之役”“庆长之役”，中国史料往往称“东征”，或称万历援朝战争，现在学界一般通称壬辰战争。为尊重时代起见，本书特别采用“援朝东征”这个表述。

[2] 参见《古文书集成》第16册，六，《书简通告类·唐将书帖》手书原件，第177—264页，韩国汉城：精神文化研究院1994年版；《古文书集成》第52册，正书本，河间柳氏篇，第571—598页，韩国汉城：精神文化研究院2000年。

[3] 《朝鲜仁祖实录》（朝鲜实录版本甚多，页码各不相同。如日本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2年刊本、韩国汉城探求堂1973年影印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影印本等，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http：//sillok.history.go.kr/网上实录也容易查找，为统一起见，特取消页码，但注明年月日及干支、条数以方便查对）卷42，仁祖十九年九月七日庚辰1条；《朝鲜孝宗实录》卷19，孝宗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甲午1条。

[4] 案：除总兵刘在清修《明史》有传外，吴惟忠、骆尚志、陈寅、沈惟敬在《明史·外国传》中的《朝鲜》及《日本》传中露了一面，其他人物大都无考。虽有少数人出现在地方志中，文字记载也寥若晨星。

[5] 案：在过去十余年间，先后发掘出80余部有关南北兵的家谱，分布在浙江义乌、缙云、温州、绍兴等地，还有辽东张氏家谱、佟氏家谱、山东李氏家谱等，这些资料本身就十分难得：每发现一种新资料或家谱，都经历过大欢喜。其中大致有40%未被2008年最新出版的《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如《柳溪吴氏宗谱》《葛峰陈氏宗谱》《（铜峰）王阡楼氏宗谱》《梅溪楼氏宗谱》《稠州石楼陈氏宗谱》《缙云陶氏宗谱》等，都基本未被学界利用过。这说明民间家谱是值得大力挖潜的富矿宝藏，无疑会给学界注入新鲜血液。若说缺陷就是结合域外资料进行综合研究不充分。虽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收集包括朝鲜、琉球（明代仍为独立国家）、日本等不同来源的资料，但现实和语言、文字的障碍仍较大影响了域外资料的利用和成果吸收。在此，特别要对在收集域内外资料过程中给予我各种帮助的新、老、中、外朋友、同事、同人表示万分感谢！

[6] 案：仅明朝而言，全面参战的前后两个阶段，入朝将士约为23万余人次，参见孙卫国《“再造藩邦”之师：万历抗倭援朝明军将士群体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4月版，第32、43页。

[7] 案：日本学者中村荣孝在20世纪70年代即已关注到《唐将书帖》并进行了简单介绍，但因不详的来历不明者太多而未能深入下去，可参见中村荣孝《万历朝鲜役と浙江将兵——柳成龙〈唐将书帖〉の一文书をめぐつて》，刊东京《东方学论集：东方学会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1972年。

[8] 陈尚胜、赵彦民、孙成旭、石少颖：《地区性历史与国别性认识——日本、韩国、中国有关壬辰战争史研究述评》，《海交史研究》2019年第4期，第96—124页。孙卫国、孙中奇：《近百年来中国对万历朝鲜之役研究的回顾与总结》，《史学月刊》2020年第2期，第125—136页。

[9] 比如日本，早在1878年（明治十一年）已经出版了东洋文库论丛第二十五池内宏所著的《文禄庆长の役》，1894年博和堂出版的长尾景弼《文禄庆长と朝鲜役全（朝鲜全图添）》，1914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丸善株式会社共同出版的历史报告《文禄庆长の役》；1916至1917年文友社出版的黑川真道的《朝鲜征伐记》一、二部；1919年历史学社普及会出版的历史讲座渡边世祐的《丰太阁及其家族》等。

[10] 六反田豊等：《文禄·庆长の役（壬辰倭乱）》，《日韩歴史共同研究报告书》第1期第2分科报告书；朴晢晄：《壬辰倭乱（文禄·庆长の役）研究の现况と课题》，《日韩歴史共同研究报告书》第1期第2分科报告书，东京：日韩歴史共同研究委员会，2005年。

[11] 案：从被誉为“现当代中国万历朝鲜之役研究的开拓者”的王崇武到发表《朝鲜“壬辰倭祸”研究》《万历廿三年封日本国王丰臣秀吉考》的李光涛，1970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李光涛编辑的《朝鲜“壬辰倭祸”史料》五册，1972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近史所出版编辑《中日关系史料》《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及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等，均可谓该领域从资料到成果登堂入室的代表。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见孙卫国、孙中奇《近百年来中国对万历朝鲜之役研究的回顾与总结》文。到2020年以“壬辰战争”为题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已达85篇，学术关怀和问题意识都有大幅进步，基本涉及战争相关的各领域研究，但细致研究和总结性著作仍值得期待。

[12] 案：取得新资料后，用国内外多种来源的资料进行互证，构成多重证据，能比较精确地锁定事实。这不仅可以避免乡土资料难免存在的“夸饰或虚构内容”的毛病，还可补充其不足或遗漏的史实，事实证明家谱中漏载但经域外资料证实的历史事实所在多有。因此，乡土资料中多出的虚夸成分和缺少的历史事实，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多重证据法可起到补充、纠谬、校准的立体功效。

[13] 刘元霖：《浙抚奏疏》卷17《题报倭使送还差官请旨勘处疏》，日本东洋文库藏万历刻本，第11—12页，由宁波大学郑洁西教授提供，特此致谢！

[14] 案：根据高寿仙整理的《明代北京三种物价资料的整理与分析》（载《明史研究》第9辑，黄山书社2005年版）推算50两银子，以明朝万历年间的物价，大概可以买5匹壮年军操马、十五六头黄牛、50头猪、100只羊、200只狗、500条5斤重供上等宴席的鲜鱼，还有160石糯米或粳米。若按1个成年人1天1斤米的定量，以120斤为1石计算，可吃50年，已超过五口之家10年的粮食用量——也差不多是甚五郎乘坐这艘商船船长1个月的工钱：“夷船看针，最为要役，雇值每用四、五十金。”（刘元霖：《浙抚奏疏》卷17《题报倭使送还差官请旨勘处疏》，第17页）可见，当时远赴海外贸易的商船船长出海一次就能赚到一家人数年的口粮钱。固然，一个人的生活成本不可能只计粮食，但以粮食作为最基本的计算单位，可大致了解当时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准。

[15] 案：在帆船时代，海上航行遭遇风涛，沉船丧命是大概率事件。据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的原始档案记载，从明末的崇祯二年（1629）到崇祯三年，走宁远海道的朝鲜使臣，1年之内就有柳涧等5起使臣遇难事件，可见海难概率之高。

[16] 案：可资参考的实例是万历二十三年（1596）年初，朝鲜兵曹佐郎李时发陪伴浙江杭州游击陈云鸿进入朝鲜南部金海竹岛日营，面见日将小西行长、玄苏、平义智等，通过万历乙亥年（1575）被掳的浙江人洪通事问答，谈到“朝鲜男妇被掳者转卖于日本，若美妇人，则至捧三十余两云”，即战争期间一名貌美朝鲜女子值30两银子。当被问到“日本风土与浙江如何”时，洪通事的回答是“若比浙江还好，闾阎扑地，门不夜闭矣”（《朝鲜宣祖实录》卷60，宣祖二十八年二月十日癸丑6条），也就是说一个被迫在日本居住了20年的浙江人，就认为日本比浙江更好。

[17] 刘元霖：《浙抚奏疏》卷17《题报倭使送还差官请旨勘处疏》，第13—14页。

[18] 案：更极端的例子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蓟镇兵变，征战异国幸而生还的上百名南籍军士，为了讨要50两银子的军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具体参详下篇第七章第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