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内外交困的政治环境与改革风潮

清朝中期以降，衰落之势日显。官场腐败、国势陵夷，财政拮据、社会风气颓废等，已渐成清朝内政的突出问题。此时，便有部分敏于时政的士子文人，因痛心疾首于国势日衰、弊政日盛，而积极呼吁政治改革，这一时期的改革主张，多围绕解决国内矛盾而展开。至鸦片战争，外力侵逼日盛，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不仅撞开了中国的大门，更将清王朝推向了亡国的边缘，解决关乎民族危亡的外部危机成为此时的主要矛盾。故而，以自强御侮为主题的改革，成为这一时期的思想主流。王韬的政治变革思想，正是诞生于这一政治环境与改革风潮的推动之下，从内政到外交，其改革主张既是针对国内外现实局势的需要而发，亦体现出对前代改革探索者们思想成果的继承与发展。

一 内政困局与政治改革

有清一代的社会政治由盛而衰的转折大致可溯至乾嘉交替的时期。自康熙和雍正朝所创之盛局后，受白莲教起义的涤荡，帝国的某些根基已开始发生动摇。以往疆域辽阔、繁荣昌盛的图景转而变得沧桑满目，动乱继起，民心也日益散乱支离。帝国的专制统治与社会秩序所暗藏的危机已初露端倪，一些敏于感知这一变局的思想家感慨道：“承乾隆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1]这种衰落景象，伴随着民众普遍的贫困，给嘉道以后的社会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并呈持续恶化的趋势。黄爵滋曾描述鸦片战争前的社会，他说：“今论者有曰，邪教可虑也，会匪可忧也，灾黎可悯也，岁荒可惧也，兵弁多无用也，海洋多莫测也，外之鲜爱民之官，而内之鲜敬事之吏也。”[2]国家发展举步维艰，前景暗淡。自嘉庆朝开始到道光、咸丰两朝的社会发展，整体上显现出多种因素共同制约、作用下的大转型特征。首先，就政治发展的趋势而言，清朝发展至嘉庆朝以后，政治统治的衰败趋势几成不可逆转之定局。其次，受政府财政危机的影响，中央与地方的经济联系有所脱节，加大了中央财政的困难，同时也壮大了某些地方政治势力，从而导致地方官员在有关人事任命和财政权力等问题上对中央形成掣肘与欺瞒之态，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最后，面对衰落的局面，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宣传和呼吁改革，一时间改革的风潮弥漫了整个朝野，其间，虽有改革派与守旧派的分歧和斗争，而使得改革的实践步履艰难，效果亦不甚理想，但这一风气对于唤醒民族自觉，进而实现自救与自强具有重要的启蒙价值，改革也成为此时的关键词之一。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改革主要以国内矛盾为主，针对政治发展进程中日益凸显的各种具体的制度性、政策性、社会性问题和弊端而展开。此时，改革的重点在于解决国内政治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冲突，诸如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各种制度积弊，漕政问题与盐政问题，日益庞大的兵费支出和由此产生的财政困境，以及基层社会存在的各种痼疾等。如对制度的改革，重点集中于对政治风气的整饬和修补多项积弊已久的具体制度。嘉庆和道光皇帝发动了整顿政治风气的改革活动，如对吏治的治理和整肃、对节俭之风的崇仰，以及倡导实政等。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对大学士和珅的处置。另外，对节俭的提倡是嘉庆非常看重的改革内容，他曾以杜绝贡承之风而躬行崇俭的美德，得到了时人的赞赏：“今上亲政时，首罢贡献之诏，除盐政、关差外，不许承贡玩物，违者以抗旨论。”甚至当时民间贡献的和阗贡玉，其“辇至陕、甘间，上即命弃诸途中，不许解入。故一时珠玉之价，骤减十之七八云”[3]。再者，嘉庆、道光年间的改革，也涉及一些具体的制度，如漕政和盐政，这是当时改革的重要内容。虽然改革方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因牵涉利益面太广，守旧与抵制的力量阻滞牵绊，故而改革的范围和程度十分有限。此外，这一时期已有一些思想前驱者意识到医治制度之弊，其根本在于“人事”上。无论是官吏的操行、能力，还是人才的培养、选拔都事关制度的成败。如魏源就曾注意并谈及官吏素质不高的问题，“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而遍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而遍历四方民夷之风俗；举孔门四科所不兼，唐、虞九宫所不摄者，而望之科举免册之人”[4]。因当世官吏德行操守所存在的缺陷，故而对人才的需求便应时而生，“当今天下之事，莫急于人才”，因为“无人才则无实政，无实政当事皆工涂饰，成法适为趋避之空文，一书吏足以应天下矣”。因此，治国之要乃在乎得人，要改革当下制度之弊端和发挥制度之实效，必然首先从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制度入手，唯有先改革人才制度，才能达到真正的改良制度的目标。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改革出于时势所迫，也确实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改革方案和主张，但因此时保守势力的阻滞与妨碍，“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5]。改革之影响和实效也难免非常有限，于政治现实的助益甚微。

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虽然外患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然而，以自强为主旨的改革运动和思潮，既是兴起于外因的促动，亦为国内政治危机发展演化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后，随着清廷对地方控制力的进一步削弱，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更趋衰落，也牵涉着整个清王朝的社会走向。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央下达的政令得不到一些地方官员的有效重视，“各省奉到部文，不过以照抄转行了事，州县亦只以出示晓谕为了事，其利不兴、害不除者，州县奉行之不力也，疆吏督率之无方也”。而地方“各省奉行诸事，皆视部文之缓急，以为迟速，彼习见督限之虚有其名，苟安目前，从无执法而议，其后乃相率而入于怠玩之一途”[6]。中央与地方原有的紧密联系渐趋疏离，对于地方政府的各种徇私舞弊、制度痼疾，如严重的财政亏空，地方社会管理事务的堆积，判案的不公与延宕等，虽有中央下达的各种指令与措施，却无法得到有效的贯彻和施行，各类地方积弊非但不见好转，反呈愈演愈烈之势。甚至出现皇帝的谕旨亦被无视的情形，“近日威令有时沮格不行，谕旨大都寝阁不顾也”[7]。这些都体现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格局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同时，财政困境不仅掏空了帝国的基础，更成为地方势力因掌控经济来源而日渐独立和强势的根源所在。在攻打太平天国期间，随着清廷的财政危机日重，已完全不能负荷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军饷，转而采取协饷和地方自筹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军费问题。团练的费用亦由地方自行筹措，因而地方财政更加独立于中央，各种地方势力也逐渐膨胀并得到发展扩张。同时，战争期间的军队管理也较为混乱，出现了很多军政大员邀功封赏、乱行保举等现象，而清廷因受制于前方军队不得不听之由之。对于这种新格局的显现，也早有一些朝廷人士给予关注，“天下之势，以内御外，内重则势趋于内而政兴，外重则势趋于外而政替。内外轻重之间，人才之聚散系之，即治道之升降因之，不可不慎也”。故而提出，“我朝立政用人，内外维均，近因度支不给，京员之禄入无多，办公之饭银亦拙。情随时变，遂有重外轻内之势，以故京员之有才者，皆期外用，外官之有才者，不愿内升；且京官之得保也，恒难；外官之得保也，恒易。日积月累，才散于外，甚至内外隔绝，内臣罔知外事，外臣罔恤内变，因循推诿，有由然也”[8]。具体到内外之官的晋升亦是外优于内，“今京畿职自七品以至五品，得邀外放者，无过府道，然必历岁经年，或由京察，或由截取，皆系循资而得”。而“外官一得保举，不数年间。即至两司、以及封疆”,“其人随保随用，未尝一觐天颜，则但感大吏之特荐，几忘皇上之殊恩”[9]。这种异乎常态的内轻外重的官制格局是对集权政治的一种内部瓦解性力量，其结果必为各类人才齐聚地方，从而使得地方势重而力强，也成为新兴的地方武装力量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皇权衰落，地方力量扩张、增强的趋势，造成了清廷统治机制的紊乱。因此，对岌岌可危的晚清政制进行改革已是势在必行。

二 外部环境与自强运动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势力对中华帝国侵犯与掠夺的加重，以自强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改革运动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潮。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强力方式将中国社会推入从传统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这里既有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内在矛盾的作用趋向，更与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与扩张格局息息相关。因此，对19世纪的世界发展格局，及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进行分析和梳理，是理解晚清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以及维新思潮等先后继起的原因所在，也是理解晚清先驱思想家们新的世界观与改革主张得以提出的现实环境基础。具体而言，西方对中国的入侵虽以鸦片贸易受阻而发动的鸦片战争为最直接和最激烈的表现，但其背后则有着较为复杂的动因，且西方势力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干涉和掠夺是一个持续而深入的过程。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西方世界，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并初步建立起以机器化大生产为重要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体系，规模化的商品生产和流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工业革命为西方世界的社会经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社会发展速度之快是当时封闭、自大的清帝国所无法想象，亦无法企及的。再者，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加之西方宗教和政治文化传统中的民主成分历时多年的发展、演变，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与完善初现成效，很多国家业已建立起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这种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以“人治”为特征的体制和观念，启发了晚清时期如王韬一样具有开阔胸怀和眼界的知识分子，他们将其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相结合，发展成用以批判君主专制的武器。然而，在西方辉煌的政治、经济成就的另一面，则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和其自身矛盾所决定的贪婪与扩张本性，有限的国内市场和资源决定了其发展必然难以局限于本国的范围，正如列宁所言：“资本主义只是那超出国家界限的广大发展了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有国外贸易是不能想象资本主义国家的，并且的确也没有这样的国家。”[10]他们需要通过掠夺他国和资本输出的方式来完成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张，也需要借此来转嫁本国的经济危机。19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将目标指向了中国，而鸦片战争正是以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向世界扩张，以及掠夺他国资源为背景和目的而发生的，在表面化的贸易逆差诱发战争的原因之下，隐藏的是西方世界对东方国家更大的经济觊觎和政治干涉与扩张的动机。经济的扩张必然伴随着政治上的干预与野心，近代西方的殖民主义也因此而产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通过“血的教训终于促成一些开明人士的觉醒，同光年间的自强运动应运而生”[11]。这一时期的改革思想以自强为目标，以对中西关系的体认为核心内容，上承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发展并演化出晚清的洋务思潮和运动，重点以学习西方之长为主体，同时也包含着国内政治的改革。具体内容涉及对西方科技成果与自然科学成就的学习与借鉴，对西方先进的军事文明成果和军备武器的仿造与购买等方面，主要围绕“中体西用”这一基本原则而展开。在内外矛盾冲突的共同作用下，各种有关自强御辱和改革内政的呼声也渐趋高涨，政治改革思潮随之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