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方思潮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演变的关系问题，是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大主题。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所发生的社会大转型，不仅改变了几千年的思想演变轨迹，也直接影响到今天中国政治思想形成中的一些基本方面。在这一历时弥久的思想演进历程中，最为核心的便是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思想的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对中西思想文化关系的处理。而中国近代“变局”中所逐渐形成的早期维新派或早期改良派，恰恰处于这一思想转折发生的最初阶段。

王韬是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派或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中著述最多，涉及的层面最广的代表人物。中外学者将王韬视为近代中国倡言“变法”的先驱。他也是最早提出中国施行君民共主政体设想的思想家之一。王韬的政治变革思想，立足于自强求富的时代主题，在延续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改革原则的同时，最早将变革的内容由器物拓展到了政治领域，中西融合是贯穿其思想的主体特征。在整个近代思想史的演变历程中，他与早期维新派的其他成员，不仅是近代思想的启蒙者，也是承启鸦片战争前后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与戊戌维新派思想的重要桥梁。对王韬的政治变革思想进行研究，不仅可以管窥西方思潮对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演变的最初影响，进而追寻思想演变的缘起，也可通过其思想的启蒙价值，在把握历史发展脉络的同时，对早期维新派的历史作用进行客观的评价。

王韬以中国传统的变易观与道器论为变法立论，提出了“道中有器”的哲学观，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部分“道”之内涵，纳入了可变之“器”的范畴，从而为中西交融的政治变革主张提供了理论根据。以此为基础，在批判传统的基础上，王韬提出了内政变革主张。围绕君民关系这一主轴，他首先提出了变革君主专制为君民共治的政体改革要求，成为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变革政体、实施君民共治的思想家。王韬的内政变革思想是以民本为基础，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提出了诸多蕴含着西方近代民权思想内容的变革主张，构建出带有民权色彩的新型民本观念，为其后的维新派思想家提出系统的民权观念奠定了基石。针对当时官府所存在的各种陋习陈规，王韬借鉴了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中的有益经验，试图将其嫁接于中国的弊政改革实践，提出了诸如基层自治与民选地方官员，以及舆论监督等融合古代中国与近代西方特色的主张。从民本观出发，王韬提出变法之要在乎得其人，不仅需要培育和选拔适应于变革的人才，更需实现普通民众的思想转变，因此提出了系统的教育与选才变革的主张，及诸多切中时弊的选才机制改革方案，完成了近代新型教育思想的启蒙与教育改革的初步实践。同时，王韬的外交思想作为内政变革主张的延续，亦是其政治变革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华夷观的转变为前提的外交思想，抛弃了以往中国中心主义的狭隘局限，产生了朦胧的国家主权观念，以及具有“世界主义”视野的近代外交思想。基于国家间关系本于“利”与“强”的认识，王韬提出了诸如设领事、遣外使、加入万国公法等，带有鲜明近代外交特征的思想主张，对中国外交观念实现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王韬的一生著述颇丰，有关他的政治变革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所创办的《循环日报》上，有不少政论文章收录在了《弢园文录外编》中。对这些政论文的分析，是系统研究王韬政治变革思想的直接依据与重要资料来源。由此，我们可以聆听到王韬在那个时代希图通过政治变革实现国富民强的呐喊，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可以达成目标的途径。尽管其思想中难免瑕疵，也具有同时代思想家一样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其思想的价值应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从历史的维度来看，王韬的政治变革思想承启了近代变革思潮前后的思想家们对时局审慎思索的智慧，他和同期的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变革主张可视为我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开端，王韬的一些独到创见对于当时的国人而言是具有重要的启示与指引意义的，由他所擘画的政治蓝图也可清晰窥见我国近代政治变革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以及与西方的思想文化互动、碰撞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