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核心概念

一 政治变革

政治变革这一概念是相对于政治改革与政治革命而言的，三者分属不同的范畴，但彼此之间并非全然隔绝，亦有重合相通之处。

对于政治改革与政治革命，在政治学理论中有着清晰的界定。政治改革是政治发展的一种状态、一种形式，是统治集团根据对社会利益关系实际状况的判断，从维护其统治地位和根本利益的需要出发，在现有统治秩序的框架内有计划地以渐进的方式推动政治发展、改进政治制度、调整社会关系和完善政治运行方式，以促进其制度、体制和社会政治关系向着新的或较高阶段发展的过程。[68]改革是一种常态的社会发展形式，实施改革的时候，并未出现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社会秩序仍然可以维持在不动摇统治根基的范围内。而政治革命，则是标志着社会政治领域中某些质的飞跃，带有鲜明的前进性，内含有政权从反动阶级手中向革命阶级手中的转移，并且是通过激烈的社会变动而实现的。[69]革命代表着社会的重建，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革命意味着摧毁旧的社会基础，建设一个新的社会。

而政治变革则既包含有政治改革的内容，又有超越改革的范畴。政治变革往往伴随着社会的大转型，此时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已有激化的成分，通过改革已不能改变这种激化的状态，但又尚未具备彻底更新社会形态的条件。变革包含有对某些涉及统治根基的传统与规则的动摇和革新，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更明显地涵盖了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消解，以及对西方文明的吸纳，并最终通过中西文化的较量而导致了几千年的政治文化传统的濒于瓦解，由此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础，而这种变化是改革或革命所不能完成的。就变革的内容而言，其涵盖的领域也远大于政治改革，不仅是对原有制度、规范的改善，更会涉及政体等涉及统治基础的领域。需要变革的社会，通过改革不但不能消除原有的矛盾，还可能会因为社会各领域的相对平衡因改革遭到破坏，而造成社会革命的因素，反而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

因此，王韬所处的时代转型背景，及其思想所承载的特殊使命与独特特色等，都决定了其所倡导的变法自强，属于近代政治变革的范畴。它内在地包含了政治改革的所有成分，却也超出了一般性改革的框架范畴，因而也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与地位。

二 驭外

“驭外”一说由王韬所创，是其近代外交观念形成的标志之一。所谓驭外，王韬将其解读为“办理外交”，这是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对外思想的全新外交观念。他曾在《弢园文录外编》的《治中》篇中指出，“我国今日之急务，在治中驭外而已。治中不外乎变法自强，驭外不外乎简公使，设领事，洞达洋务，宣扬国威而已”。由此可见，他的驭外一说中所蕴含的皆为近代国家办理外交事务的内容。王韬在驭外观中较为成型地提出了带有近代外交思想特征的变革主张，其中便有涉及制度改革的内容。他曾明确提出过清廷应设立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结构，培育和选拔外交人才，甚至指出地方官员应悉知外事，提高处理地方所涉的对外事务的能力，以达到上下一体，一致对外，维护好本国权益，同时也树立本国国威的目的。但同时也应看到，尽管王韬的对外观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而他所使用的“驭外”一词，却暴露出其思想中未能彻底摆脱中华帝国优越性的意识，某种程度上仍持有居高临下地处理对外事务的姿态，这种局限性是他以及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普遍具有的特征，也是其思想中矛盾性的重要体现。

三 早期维新派

早期维新派也称为早期改良派，是在19世纪60年代进入“变局”以后逐渐形成的，发轫于洋务思想，“洋务思想出现分化，其左翼转变为早期维新思想”[70]。因为有一些代表人物，虽然出身不同，地位不一，但在一些认识上有基本相同之处，故此常常称之为早期维新派或早期改良派。

应该说早期维新派是在维新派出现以后，人们以这些人的思想中有维新意识而加以区分的。因为“某些有代表性的人物正经历着从传统的旧式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他们目睹时艰，本人又经历坎坷曲折，逐渐从依赖清政府和片面仿行洋法，进行洋务活动的挫败中认真反思，并逐步由表及里，对中国的国情和外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进行权衡比较，痛感到某些传统的意识观念已经过时，某些长期使用的‘经世’措施已经无力适应‘变局’，以旧式官僚作风主持洋务运动难期振作，他们要求从新的视野的角度观察中国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医国方案”[71]。在重商方面，反对官督，主张商办；在澄清吏治、革除腐败方面，已经不再局限于整顿吏治，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国家的“以法治国”了；在国家政体方面，提出“借法自强”，特别是对西方议会的介绍，已经较为明确地提到君民共主之政，甚至设想了中国议会民主。而“早期维新思想，提出了‘君民共主’的政治要求，这实际上是要求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先声”[72]。这种思想上的发动，也为实践打下基础，“当19世纪末叶中国政局险象环生、惊涛骇浪四起时，早期改良派诸君子救国匡时的思想言论，必将转化为重大的物质力量”[73]。维新思想是在早期维新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维新变法虽然失败，毕竟在传统的中国出现第一次爱国救亡运动。

早期维新派或早期改良派，虽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也没有付诸实践，其思想也局限在经济上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在文化上主张兴办新式学校，在政治上主张革新。但不能够否认，在“变局”之中，其不同于传统的理念，已具有振聋发聩的效用。因为“早期维新派的著述已经触及政治学说、政治制度的一些重要方面，要求涤去宿见，仿行新法，改弦更张，这在当时是具有重大感染力的，其胆识和见解是可贵的，为19世纪60—90年代的爱国政治思潮铭刻着历史的碑记”[74]。也正因为如此，对于王韬思想的研究，也就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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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页。

[2][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页。

[3]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4]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页。

[5]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

[6]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7]王尔敏在《清季学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一文中认为：“‘额外权力’的名词是王韬所创，他把外国所获得中国的一切侵及主权部分的特权，都视为额外权利，认为必须用武力方式向列强争回。此名词已清楚的代表其主权观念的含义。”

[8]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国学社1961年版，第86页。

[9]现存世的近1900份《循环日报》主要藏于大英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明治文库。其中，大英图书馆藏有1874年2月4日—7月4日的《循环日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有1880年7月5日—1884年12月29日的《循环日报》；东京大学法学部明治文库藏有1874年5月16日—8月10日，1880年2月13日—1886年1月30日的《循环日报》。本研究获得了日本收藏的《循环日报》大部分版面内容，而1974年2月4日—1874年7月4日的部分报纸政论内容则从香港大学图书馆复印得来。

[10]对王韬当时在上海文化界的影响可见于日本和中国学者的游记记载中。邹弢的《游沪笔记》（光绪十四年牡月咏哦斋刻本，1888年版）中有“海上诗词书画铁笔名家”一节，将王韬列于诸名家之首。书中另记载了上海诗人倪鸿在回答日本学者冈千仞问及上海名流时说，上海文坛名流有胡公寿、杨佩甫、葛隐耕、袁翔甫、钱昕伯、……“而王君紫诠为第一流”。1884年，日本学者冈千仞曾在中国游历长达三百多天，在其游记中也有相关记载。[日]冈千仞：《航沪日记》，甲申年七月十四日《观光游记》卷1，明治十九年日本铅印本。

[11]胡适曾说：“他（王韬）自传中说他入学后‘旋易名瀚，字懒今’，也是自讳其名字。他入学之名当时王畹，字兰君，取‘余既滋兰九畹’之义。后改名瀚，而仍字兰君，有手迹可证。官名不常用，改了不为人所注意，而别号表字则友朋间通行已惯，不易改了。他上太平天国书中用‘黄畹’，是他原入学的学名，以示郑重，后来他出了乱子，就永讳其名畹，但‘兰君’之表字仍不易讳饰，故取音略同之‘懒今’。懒今即兰君之变文，而兰君之字可证他本有‘畹’之名。”见胡适《胡适之与顾起潜书》,《胡适选集》，台北：文星丛刊1966年版，第72页。

[12]陈复兴：《王韬和〈扶桑游记〉》,《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13]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1—67页。

[14]段怀清：《试论王韬的基督教信仰》,《清史研究》2011年第2期。

[15]段怀清：《对异邦文化的不同态度：里雅各与王韬》,《二十一世纪》2005年第91期。

[16]傅美林：《论王韬的洋务思想》,《历史教学》1996年第8期。

[17]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18]雷颐：《从冯桂芬到郑观应》,《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6期。

[19]朱英：《中国近代最早提出“变法”口号的思想家——王韬》,《史学月刊》1982年第5期。

[20]朱建华：《“治中以御外”——王韬改良思想的主旨》,《贵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稿》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1页。

[22]钱钟书：《弢园文新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14页。

[23]以上引文见王一川《中国的“全球化”理论——王韬的“地球合一”说》,《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24]以上引文见王一川《王韬——中国最早的现代性问题思想家》,《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25][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

[26]忻平：《王韬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

[27]忻平：《王韬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

[28]王守正：《王韬的“道器说”对中国近代历史前途的认识》,《史学集刊》1997年第2期。

[29]吴泽：《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53—354页。

[30]邝柏林：《从古代传统的变易史观到近代历史进化论》,《孔子研究》1988年第3期。

[31]姚海奇：《王韬的政治思想》，台北：文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68页。

[32]傅兆君：《进化还是复古：对中国史学中几种循环论的剖析》,《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33]易慧莉：《中国近代早期对西方社会进化论的反响——以受传教士影响的知识精英为考察对象》,《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34]忻平：《论王韬的史著及其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

[35]王也扬：《王韬的史观与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4期。

[36]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187页。

[37]俞祖华、赵慧峰：《民主思想的演进：从戊戌到“五四”》,《江海学刊》2001年第3期。

[38]陈其泰：《儒学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对中国史学近代化趋势的审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39][美]Paul A.Cohen,“Wang Tao and Incipient Chinese Nationalism,”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6,No.4,January 1967,pp.56-58。

[40][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213页。

[41]李国祁：《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9—21页。

[42]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华世出版社1982年版，第211页。

[43]王立新：《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近代中西方关系》,《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

[44]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华世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页。

[45]李国祁：《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19—43页。

[46]焦润明：《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

[47]刘仁坤：《王韬民本主义新探》,《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2期。

[48]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49]刘世军：《近代中国的政治理念嬗变与政治文明转型》,《探索与争鸣》2001年第6期。

[50][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7页。

[51]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

[52]申满秀：《从“抑商”到“重商”观念的转变——龚自珍、魏源、王韬、郑观应经济思想个案简析》,《贵州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53]王双：《近代沿江三家的商本思想——王韬、马建忠、薛福成经济思想试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54]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55]姚海奇：《王韬的政治思想》，台北：文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132页。

[56]忻平：《王韬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8—144页。

[57][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6页。

[58]朱建华：《论王韬的外交思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59]台湾“中华”文化总会、王寿南主编：《中国历代思想家》，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60—61页。

[60]忻平：《王韬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页。

[61]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270页。

[62]关学增、郭常英：《王韬人才思想述论》,《史学月刊》1984年第4期。

[63]黄新宪：《王韬人才思想论略》,《教育研究》1996年第10期。

[64]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349页。

[65]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

[66]美国学者李文森（J.R.Levenson）在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中，曾论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思想转变过程中所经历的理智与情感分离的状态，也即他们在理智上对于西方的价值给予积极肯定，但在情感上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恋恋不舍。

[67]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4页。

[68]朱光磊：《政治学概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49页。

[69]朱光磊：《政治学概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39页。

[70]朱日曜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48页。

[71]韦庆远、高放、刘文源：《清末立宪史》，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页。

[72]朱日曜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59页。

[73]韦庆远、高放、刘文源：《清末立宪史》，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58页。

[74]韦庆远、高放、刘文源：《清末立宪史》，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