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普拉东诺夫生平与创作

安德烈·普拉东诺维奇·普拉东诺夫（1899—1951），原姓克里缅托夫，普拉东诺夫是作家在父亲名字普拉东的基础上给自己起的姓。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独特时期赋予了普拉东诺夫独特的使命感。他出生和成长于沃罗涅日附近的驿站村，父亲是手工艺人普拉东·克里缅托夫（1872—1952），母亲是钟表匠的女儿马利亚（1876—1929）。跟高尔基一样，作为多子女家庭长子的普拉东诺夫很早就进入了社会底层这所“大学”。他13岁辍学，跟随父亲一起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火车司机的助手、管道工厂的铸工、机车修理工，这些社会底层的经历，让这个未成年的男孩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也体味到底层人民的疾苦。十月革命爆发以后的1918年，普拉东诺夫进入沃罗涅日铁路综合技术学院电机工程系学习，毕业后以电气工程师和土壤改良专家的身份投身到家乡的建设事业，并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写作，积极参与沃罗涅日的文学生活，发表了不少以革命和建设为题材的诗作、政论作品，成为沃罗涅日文化生活的建设者和活跃分子。1927年，普拉东诺夫迁居莫斯科，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

普拉东诺夫是俄罗斯经典作家，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最独树一帜，最令人不安，也是对所有发生的事情最为敏感的作家。甚至无法为他的那种伟大找到同类，他是一种独特的存在”[5]。作为悲剧性的20世纪的同龄人，普拉东诺夫热情地拥抱革命，担任过铁路工程师、土壤改良师、蒸汽机车工，亲自参与建设发电厂，做过战地记者。普拉东诺夫以诗歌《蔚蓝色的深处》（1918）初登文坛。他的创作以小说为主，兼及诗歌和戏剧，他还整理过民间故事，写过政论文和文艺评论。普拉东诺夫作为诗人、评论家和宣传员同几家报纸合作。卫国战争期间，以《红星报》战地记者的身份奔赴前线，写了大量揭露法西斯暴行、歌颂红军战士为国牺牲的崇高精神的短篇小说和战地报道。1951年1月5日，普拉东诺夫死于肺结核，凄凉地走完自己坎坷的人生道路。

普拉东诺夫是20世纪俄罗斯文坛上“一位深刻的人民作家”[6]。在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普拉东诺夫史诗般地记述了苏维埃时代几乎所有的时政大事——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大清洗运动、伟大的卫国战争，真实反映了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民众的生存状态。普拉东诺夫的作品唤醒了人们的思想，唤起了生动的情感和强烈的感受，有时甚至令人困惑不解。

毫无疑问，普拉东诺夫是一位针砭时弊的作家。革命塑造了作家的精神气质，并给他的每一部作品打上了烙印。但是他的创作并不局限于当下，而是把社会现实置于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进行深邃的反思。正因为如此，普拉东诺夫的作品才能常读常新，成为永恒的经典。

作为苏联回归文学的代表，普拉东诺夫对苏联社会生活中所出现问题的揭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很有价值，而且对社会生活中某些倾向的、敏锐的感知和分析能力使得回归文学作品显示了出奇的预见性。正如普拉东诺夫研究专家弗·韦林所言：“与其说他是从过去，不如说他是从未来和我们交谈，他在解释我们昨天和今天遭受痛苦灾难的根源和前景。”[7]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立足当下，预见未来”的人民作家，在去世30年以后的苏联解体前后，其全部创作才得以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苏联解体以来，普拉东诺夫及其作品一直是俄罗斯本土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不仅作家的大量作品以各种语言不断出版，而且关于作家及其作品的学术研究也越来越丰富。作家的声望与日俱增，其创作也获得了应有的评价。普拉东诺夫的研究者通常把他的思想和创作大致划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指他的早期创作，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的创作。代表作有《以你之名》（1920），《红色的劳动》（1920），《电的黄金时代》，《修整土地》，《论科学》，《无产阶级诗歌》等。《致初入文坛的无产阶级诗人和作家》（1919），《工人阶级兄弟联盟》（1920），《论我们的宗教》（1920），《无产阶级文化》（1920），《但是人只有一个灵魂》（1920），《基督和我们》（1920），《让你的名字神圣闪光》（1920），《新福音书》（1921），《上帝的终结》（1921），《不可能之事》（1921/1922），《意识交响曲》（现代西欧精神文化练习曲）（1923/1924），《人和荒漠》（1924），《论爱》（1925）；科幻作品有《太阳的后裔》（1922），《月亮炸弹》（1926），《以太[8]通道》（1926—1927），《马尔孔》（1921）；历史剧《叶皮凡水闸》（1927）和《傻瓜伊万》（1927）等。

第二阶段的创作主要是指从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期作家的创作。普拉东诺夫在长篇小说《切文古尔镇》（1927—1929）；中篇小说《驿站村》（1927），《隐秘的人》[9]（1928），《科片金奇遇记》（1928），《疑虑重重的马卡尔》（1929），《国家公民》（1929），《尤申卡》（1929），《基坑》（一译《地槽》）（1930），《有好处——贫农纪事》（一译《有利可图——贫农纪事》）（1931），《垃圾风》（1934），《龟裂土》（一译《黏土地带》）（1934），《初生海》（1934）等。

第三阶段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为主的后期创作。特写《切—切—奥（州组织—哲学特写）》，悲剧《14个红房子》（1937—1938）和抒情喜剧《手摇风琴》；中篇小说《章族人》（一译《江族人》或音译为《德然》）（1938）；短篇小说《弗罗》（1936）、《波图丹河》（一译《波土丹河》）（1937）、《怜悯逝者》（1943）、《阿芙萝季塔》（1944—1945）、《尼基塔》（1945）、《回归》（一译《归来》）（1946）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作家在1937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波图丹河》，并在1942—1945年陆续出版了四部战争短篇小说集：《精神崇高的人们》（1942）、《祖国故事》（1943）、《铠甲》（1943）、《日落那方》（1945）。此外，这一阶段普拉东诺夫还创作了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幸福的莫斯科娃》（1932—1936）。这一阶段的儿童文学作品《还有一个妈妈》《母牛》《乌利亚》《祖国之爱或曰麻雀的旅行》等写作日期不详。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较之前的创作，作为《红星报》战地记者的普拉东诺夫创作于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的小说获得公开发表的机会更多了，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未能及时发表。作家还在肖洛霍夫的支持下，整理出版了三本民间故事集《菲尼斯特——光明之鹰》《巴什基尔民间故事集》和《魔环》。

不同于对普拉东诺夫创作分期的传统三段论，基于对普拉东诺夫创作周期性的想法，来自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普拉东诺夫研究专家科尔尼延科（Наталья Корниенко）提出了新的创作年代分期原则。按照该学者的设想，每一个周期均以一部长篇小说的发表为标志。长期以来针对作家创作手稿所做的文献学工作，其中包括整理近年来发现的档案资料，使得科尔尼延科确信，作家生前共构思了五部长篇小说：《切文古尔镇》（1925—1928），至今未发现文本的关于Стратилат的长篇小说（1928—1932），《幸福的莫斯科娃》（1932—1936），遗失的长篇小说《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1937—1941），不出名的长篇小说《通往人类的旅行》（40年代）。围绕每部长篇小说都有一个独特的创作场域：大量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戏剧。这种创作分期更多体现了作家创作风格和体裁的变化。

普拉东诺夫的创作由于暴露和揭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种种弊病而成为被禁的对象，许多重要作品在临近苏联解体之时才迟迟与读者见面。正如普拉东诺夫研究专家格列尔所说：“普拉东诺夫研究的悖论在于‘西方可以看到作家的作品，却无法接触其档案资料，而俄国可以接触档案，却看不到作家被禁的作品’。”[10]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的“解冻”浪潮以及80年代“回归”大潮，有关普拉东诺夫的档案资料及其创作遗产逐渐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长盛不衰。就连当年挥舞大棒批判普拉东诺夫的叶尔米洛夫也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我未能进入安德烈·普拉东诺夫的艺术世界……我用了一把远离生活复杂性和艺术复杂性的抽象的尺子去衡量这篇小说。”[11]

苏联解体后重新编撰的各类文学史和教科书无一例外地将普拉东诺夫收录其中，甚至设立专章进行探讨。他作为俄罗斯经典作家的身份已经举世公认。不仅作家的大量作品以各种语言不断出版，而且关于作家及其作品的学术研究也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