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崇廉尚洁”优良传统形成的历史原因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崇廉尚洁”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说到底，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对于其中的具体原因，学界有不少学者都曾进行过探讨，并取得了一些颇有见地的成果。这些成果，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我们认为，中华民族“崇廉尚洁”优良传统形成的历史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从原始氏族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机器之后，仍然较多地保留了原始氏族社会中形成的习俗、制度、观念。众所周知，原始氏族制度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和巩固的。人们为了处理、巩固各种血缘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必然要制定在实际生活中应该遵循的礼节仪式和基本准则。这些礼节仪式和基本准则，就是所谓的“伦理”。这种传统“伦理”的长期延续和作用，造就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伦理化的基本特征。其具体表现则为家国一体的组织架构。家国一体的组织架构，则决定了治国理政基本方针的道德化倾向。在家国一体的组织架构下，道德成了治国理政的工具与力量的源泉，官员则成了民之父母。为民众谋福祉，也就成了各级官员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众所周知，在原始氏族社会里，由于生产力的极端低下，生产资料是属于公有的。在这种原始形态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长期存在和不断延续的过程中，人们会很自然地在思想上形成公有观念、群体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这种公有观念、群体观念便被不断地固化下来，从而造就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以群体为本位的基本价值观念。在这种以群体为本位的文化价值观念指导下，必然要求人们，特别是要求各级官吏，一定要把群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克己奉公、忠于职守；也必然要大力倡导“大公无私”精神，并以这种精神为指导来绘制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比如，大家所熟知的《礼记·礼运》篇对未来理想社会情境的描述就是如此。“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显而易见，在人们心目中，未来理想社会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天下为公”。这种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第三，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农业经济是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是以家族、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消费的。而对于族群的管理，则主要依靠道德的力量。道德修养成了人们立足社会、成就事业的根本和基础。这就决定了人们必然要以道德修养为重。同时，由上述群体观念所决定，人们又将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家、国、天下的安定和发展密切联系起来，把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视为促进家、国、天下安定与发展的根本。孟子就曾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21]《大学》中也曾强调：“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既然人们视道德修养为个人立足社会、成就事业的根本，视个人修养为促进社会安定、发展的根本，那么在社会实践中必然要将道德品质修养作为品评个人的首要标准。对于各级官吏的选拔、任用与奖励，尤其如此。诚如孟子所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22]因为“仁者爱人”[23]，“仁者”行使公权力，必然清正廉洁，能够给民众带来福祉，因而“宜在高位”。与“仁者”相反，“不仁者”爱的是自己，“不仁者”行使公权力，必然借机损公肥私，坑害百姓，给百姓带来灾祸。因此，选任各级官吏的首要标准必须是道德修养。

概而言之，正是上述诸因素，促成了中国传统廉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然而，在我们从正面研究、总结促成中国传统廉洁文化形成和发展诸因素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在历史上剥削阶级统治的私有制社会中，贪污腐败现象一直存在的客观事实。历史上不少朝代的衰亡，究其原因，无一不是由于君主、官吏贪腐行为的恶性发展造成的。正是这些历史上不断重复出现的触目惊心的客观事实，促使人们对直接关系政权存亡的贪腐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特别是那些开明君主和官吏中的有识之士，他们对贪腐恶行危害的揭露和批判尤为深刻。他们在对贪腐恶行危害进行揭露、批判的同时，还制定了一些具体制度与措施，打击和遏制贪腐恶行。例如，始于先秦并为后世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完善的监察巡视制度等。对于传统廉洁文化的培育和发展，这些揭露、批判、打击和遏制贪腐恶行的思想、举措，应当说也是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的。

历史的发展，是合力推动的结果。正是在上述诸因素的合力推动下，传统廉洁文化得到了不断丰富和发展，为今天的人们积累下了一笔非常丰厚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这笔历史文化遗产，能够为当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丰富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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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85页。

[2] （清）孙希旦撰：《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65—467页。

[3] （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01页。

[4] 江灏、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周秉钧审校，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5] 杨伯峻：《论语译注·宪问》，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8页。

[6] 杨伯峻：《论语译注·季氏》，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0页。

[7] 杨伯峻：《论语译注·宪问》，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9页。

[8] （东汉）王逸注《楚辞章句》，岳麓书社合集本1989年版，第192页。

[9]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925页。

[10] （东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祝敏彻、孙玉文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0页。

[11] （东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祝敏彻、孙玉文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0页。

[12] 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诸子集成》第六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页。

[13] 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诸子集成》第六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页。

[14] 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诸子集成》第六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4页。

[15]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东林校，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0页。

[16]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 东林校，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0页。

[17]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东林校，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49页。

[18]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东林校，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19页。

[19]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东林校，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25页。

[2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

[21] 杨伯峻：《孟子译注·离娄章句上》，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3页。

[22] 杨伯峻：《孟子译注·离娄章句上》，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8页。

[23] 杨伯峻：《孟子译注·离娄章句下》，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