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福建海丝文献的主要类型

福建海丝文献数量巨大，卷帙浩繁，类型多样。目前福建海丝文献的主要类型有地方志、谱牒、地方史籍、地方丛书、地方人士著述、侨批、碑刻、历史档案等。各类型文献反映海丝活动发展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也不一样。方志书写了古代福建海丝文化的发展沿革，家谱族谱记载了迁移海外的福建人的家族史，地方史籍、地方丛书和闽人著述反映了福建区域内的海丝文化发展的各个领域情况，侨批反映了福建华侨海外经商、谋生、奋斗和贡献的历程，碑刻见证了福建海丝活动的历史，而历史档案则是福建海丝文化的真实记录。

一 地方志

地方志也被称为“方志”，古代又称地记、地志、图经等，它是以特定行政区域为记录范围，根据特定体裁，对该地区的政治、经济、自然、文化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描述的一种地方文献，地方志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包含各地区情况的综志，如省、府、州、县、乡镇志等；另一类是包括特定专业类型的专门志，如交通志、物产志、山水志、人物志等。地方志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内容的广博性以及材料的真实性等特点，有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信息宝库，是了解一方自然风貌、经济发展、政治嬗变以及民情风俗的重要参考资料，目前现存的中国古籍中，超过1/10的是方志。

福建省作为古代海上商贸集散中心和文化交流要冲之地，拥有数量众多的地方志。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综录》《福建省旧方志综录》《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录》《闽志谈概》《福建旧方志丛书》《中国方志发展报告》记录，福建省历代所修各种通志（省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及专志、杂志等书目达2700余部。这些地方志是记载福建的历史文化、区域文明的重要载体，是打开福建历史文化之门的钥匙。

卷帙浩繁的福建地方志，记载了福建区域内的建置疆域、自然环境、历史沿革、职官典制、社会经济、风土人情、文化艺术、政治军事等，是福建一方之百科全书。特别是在展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史实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堪称传承文明、还原历史真相的最具区域性特色的标志性传统文化形式之一。如《厦门志》就有不少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记载。志书中的《防海略》（卷4）、《船政略》（卷5）、《台运略》（卷6）、《番市略》（卷8）等类目，用多卷篇幅对明清时期厦门的海外贸易做了详细记载。如《番市略》（卷8）中，介绍了厦门至东洋、南洋、东南洋，以及西南洋等多个海外国家（地区）的海上通道情况，据统计，《番市略》中记载了厦门至海外22个国家（地区）的海道水程情况，这表明彼时厦门的船只到过这些地方，开通了22条同它们往来的航线。再如《船政略·洋船》（卷5）中，“厦门准内地之船往南洋贸易”“厦门贩洋船只，始于雍正五年，盛于乾隆初年。时有各省洋船载货入口，倚行贸易征税。并准吕宋等夷船入口交易。故货物聚集，关课充盈。洋船、商船千余号，以厦门为通洋正口也”等记载，还原了乾隆年间福建厦门与海外许多国家互通贸易，海外贸易一度兴盛的历史。在漳州方志中可以找到许多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记载。其中，关于漳州海丝始发港月港的最早记录是明正德《漳州府志》（卷7）载：“月溪，在县东南五十里，俗呼月港，相传溪形谓如月得名。人烟繁盛，商贾辐辏，海艘溪舶皆集于此，为漳南一大市镇。”文中的月溪，就是月港。《正德府志》中一共提及月港有4处之多，所用词汇都是赞美之言，如记载桥的特征“路通镇海”，市镇“人烟繁盛，商贾辐辏，海艘溪舶皆集于此”等。明崇祯《海澄县志》是海澄县月港巅峰时刻的记录，也是中国海洋贸易高潮的见证，如书中记载：“月港自昔号巨镇，店肆蜂房栉篦，商贾云集，洋艘停泊，商人勤贸，航海贸易诸番。”说明当时漳州已成为“闽南第一大都会”。该志书注重海上贸易，对东西洋各国及海内外物产有翔实的描述。

二 谱牒

谱牒也称族谱、家谱、宗谱等，它是以亲缘作为纽带，是记录家族世代人物和族裔事迹的文献。谱牒系统地描述了一个家族的发展历史和家族成员情况，包含传统文献研究中无法获得的资料，因此具有良好的研究价值。学者郑山玉曾经将谱牒的作用及功能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能够弥补正史的不足，印证史家的论断；其次是调查历史事实错误，解决历史悬案；再次是可以作为编写地方志的资料库；最后，它还是华侨华人寻根问祖的重要依据[21]。由此可见，谱牒是记载海丝文化交流、人口迁移、家族发展与海外联系的重要史料，是展现海丝历史的巨大宝库，对研究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福建族谱种类众多，约有2500种。在历史上，福建的海外移民众多，故福建地区特别重视家族谱系和血脉，海丝谱牒文献主要记录出洋家庭成员的信息，如姓名、从事行业、出生年份、死亡年份、出洋地点、死亡地点等内容。福建谱牒文献产生于唐宋时期，然而，由于时代久远，多数宋元时期编撰的族谱目前已经不可得了，至今所能看到的福建族谱大体上产生于明朝以后。其中，从清朝到民国时期编撰的谱牒占了绝大部分[22]，这些谱牒详细记录了当地民众的出国时间、原因、侨民居住地、职业、成就等各种信息。这些谱牒文献部分流传于民间，由家庭各房成员自行保管，也有相当部分被交给当地图书馆等文化职能机构长期保存，以供查阅。此外，考虑到家族的变迁，这些文化机构作为文献的固定保护场所，也可为后代寻根提供直接而便利的查询途径。

目前，福建省各地市的档案馆均自发搜集和收藏族谱文献，在全省各地发掘和抢救濒临失传的谱牒档案。这些谱牒档案已然成为海外华侨华人寻根谒祖的依据之一，同时也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家庭文献资料[23]。当前，泉州市图书馆、安溪县图书馆、晋江市图书馆等机构均收藏了大量的谱牒文献原件，它们是研究福建华侨移居国外的珍贵历史资料，现存的福建谱牒多为明代以后，特别是清朝末期产生，1949年以前的谱牒主要为线装繁体纸本，有《蒲楼林氏族谱》《儒林宋氏族谱》《上卿欧阳廖氏族谱》《桃源凤山康氏族谱》《延陵锦霞吴氏族谱》《桃源蓬莱黄氏族谱》等；而在1949年后则多为平装，精装横排简体纸质本，如《参山二房黄氏族谱》等。除此之外，还有较大一部分谱牒属于对线装谱牒的影印，排版属于竖排繁体，在装订上使用平装或精装方式，例如《桃源东熙王氏族谱》《[福建南靖]书洋萧氏六世士鼎系族谱》《[福建诏安]秀篆龙潭楼王游氏族谱》等。

三 地方史籍

地方史籍就是关于某一地方的历史典籍，它与其他类型文献的本质区别在于“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它是指能反映某一地区政治、经济、历史、风俗、人物等诸多方面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性的历史文献，是该地区历史文献资料的总称，能够从各个方面反映这一地区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发展概况，帮助人们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状况。

福建地方史籍众多，记载了大量海丝文化交流内容，如记载海疆、航海交通的《指南正法》《顺风相送》《海疆要略必究》《靖海论》（李廷钰撰）、《外海纪要》（李增阶撰）以及《舟师绳墨》（林君升撰）、《渡海方程》（吴朴撰）等；记载海丝沿线各国概况的《海国闻见录》（陈伦炯撰）、《东西洋考》（张燮撰）、《海岛逸志》（王大海撰）、《吕宋纪略》（黄可垂撰）、《噶喇吧纪略》（程日炌、王大海撰）等；记载对外港口贸易的《厦门港纪事》（窦振彪撰）、《金薯传习录》（陈世元撰）、《荔枝谱》（蔡襄撰）等；记载妈祖信仰的《天妃娘妈传》《天妃显圣录》《敕封天后志》（林清标撰）等。还有反映华侨对福建经济影响的书籍，如郑林宽的《福建华侨的汇款》（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出版，1943年）记载，20世纪30年代华侨汇款占福建省华侨家庭收入的80%以上，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侨汇在福建华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几乎成为他们维持生活的唯一来源[24]。此外，一些综合性史籍中也有对福建海丝相关内容的记载。如《宋史》《宋会要》《四库全书·明史》《四库全书·卷二》等史籍就有福建海丝文化交流的相关记载，对莆田地区港口的历史记载中，涉及唐代、宋代、元代、明代和清代的主要港口包括湄洲、三江口、枫亭港、平海、白湖、吉廖、端明（亦称“涵头”）等地，此外，还有著名的天然水道——湄洲湾天然航道和南日水道。这些历史文献作为古代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证据，详尽地保存了福建古代民众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前往海外的历史事实。

四 地方丛书

地方丛书指的是根据一定的目的，将多种地方文献汇编形成的集群式图书，有时也被称为地方文献汇编或地方文献丛刊，形式有综合型、专门型两类。地方丛书具有汇集、辑佚、提供精本善本及普及的功用。

福建古籍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类型多样，因此编辑出版的海丝历史文化相关丛书较多，如《福建文史资料选辑》《福建文史丛书》《福建侨批档案文献汇编》《闽粤侨乡卷》《八闽文献丛刊》《福建文献汇编》《明清东南海岛史料选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闽南文化丛书》《福州文史资料》《马尾文史资料》《王审知谱志汇编》《厦门文化丛书》《厦门文史丛书》《泉州海外交通史料汇编》《妈祖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妈祖文献史料汇编》《妈祖文献》（中国华东文献丛书·第8辑）及《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近代妈祖经卷文献与郑成功信仰资料》《漳州文史资料》等。这些地方历史丛书中，保留了珍贵的福建海丝文化记录，为我们深入研究福建海丝历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五 地方人士著述

福建历史上人才辈出，经济、文化与海外联系密切，著书立说的福建地方人士较多，其中涉及海丝内容的书籍真实地记录了福建人民参与海丝活动的历史。特别是明清时期，闽南中心港口经历了“泉州—月港—厦门”的转移阶段，厦门日渐成为闽南人出洋的重要门户，并带动了闽南海上交通贸易的持续发展，成为闽南海外商贸的重镇以及闽台政治和军事要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开阔了福建人的眼界，在他们认识海洋、征服海洋和利用海洋进行经贸活动以及围绕海洋展开一系列活动的过程中，产生了一批反映闽南人海洋观念和记载闽南人海洋活动的著述，题材涉及非常广泛，包含了海洋地理、航海技术、海洋军事、海外见闻等方面的文献。如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详细记载了中外沿海各国的地理民俗情况和航海技术，资料性极强，是清代第一部海洋地理著作；李廷钰的《靖海论》和《海疆要略必究》分别论述了海疆用兵之道以及东南沿海海疆概况。此外，李增阶的《外海纪要》（又名《外海水程战法记录》），曹履泰的《靖海纪略》，林郡升的《舟师绳墨》，吴必达的《水师要略》，孙云鸿的《嘉禾海道说》《台澎海道说》《潮信说》，许温其的《防海蠡测》，林树梅的《闽安记略》《沿海图说》《战船占测》以及相关典籍文献，如杨浚所撰的《岛居随录》，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林鍼的《西海纪游草》，窦振彪的《厦门港纪事》等，这些著述典籍皆颇具特色，反映了彼时福建人海洋意识的觉醒，是闽南海洋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福建海上交通与海外贸易来说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六 侨批

侨批是海外华侨华人借助国际邮政机构或民间渠道汇回到国内的家书或带有简单附言的支付凭证，是一种“信款合一”的家书，因闽南语称“信”为“批”而得名，又称“银信”。福建人素有“漂洋过海，过番谋生”的传统，目前，居住于海外的闽籍华人约有1580万，分布于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福建是著名的侨乡，侨居在海外的华侨华人人数约占全国的1/3，因此福建侨批具有系统完整、持续时间长、数量庞大、来源地域广等特点。作为华侨历史文化记忆的组成部分，福建侨批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关系，它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产物，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重要见证。2013年6月，“侨批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是福建省首个入选世界文献遗产的项目。

明清以来，随着西方国家对东南亚的殖民开发，一批又一批我国闽南沿海民众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移民到东南亚谋生打拼，在此历史背景下，侨批诞生。在鸦片战争后，福州、厦门成为通商口岸，闽人通过福建各港口跨洋过海谋生的人越来越多，迄今为止，福建境内已发现的侨批档案总数为8万余件[25]。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促进了福建与海丝沿线国家的人员交往和人口迁移，福建有大量民众移居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从福建侨批来源分布看，从海丝沿线国寄往福建侨乡的侨批数量庞大，成为这些海外华侨与国内家眷沟通交流、金钱往来的重要纽带[26]。现存已知最早的福建侨批形成于1885年，是菲律宾颜良瞒寄给福建石狮钞坑妻子蔡氏的侨批。厦门是闽南侨批的中转中心，根据资料显示，目前厦门发现最早的有侨批局信息的实物为壬辰年（光绪十八年，即1892年）葭月（农历十一月），自新加坡寄往鼎美后柯社的侨批，该封封面盖有“合德信局住夏/太史巷隆德内”名址章。1908年南安码头寄菲律宾的回批。批内结尾还附上中药处方。这些遗存下来带有深刻华侨文化符号的侨批，承载着过往华侨与福建之间的历史记忆，见证了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地区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它们详细记录了先辈们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下南洋谋生的迁徙、生存、创业和发展的历程，以及明清时期闽南地区与东南亚各国间的风土人情、社会生活、交通航运状况、开发建设路线、金融来往情况，是海外移民活动的珍贵档案史料。

通过侨批，后人可以得知历史上福建移民所产生的资金流、物流和文化流在全球各地的流动，也可以了解到福建移民在海丝沿线地区开发中产生的积极影响。侨批的流动路线分布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如槟城、万隆、井里汶、仰光、马尼拉、西贡、三宝垄、巴达维亚、新加坡、曼谷等地区合计有400多个福建批信局，直至今日，在海丝沿线地区和福建闽南地区仍有批局遗址（见表2-1）。

从上述分析可知，侨批是闽籍华人与福建故土的联系纽带，承载着海外华侨的亲情，侨批内容见证了我国与海丝沿线国家的融合与交流，反映出历史上侨乡与旅居地的历史记忆。侨批不仅是一部南洋华侨移民史，也是一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是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在华侨移民史、海上交通史和海外贸易经济史研究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遗产价值和史料价值。

七 碑刻

碑刻是重要的历史遗存，碑刻所记载的文字多有涉及海丝内容，是海丝文化真实的见证。福建历代碑刻较多，类型多样，这些碑记碑刻记事存史，文字精练，准确生动，涉及的社会层面广，堪称“活”的历史。福建碑刻史料较多，仅《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录》著录，现存金石碑刻著述就有30余种，史料价值较高。

碑刻中的碑文内容翔实，其中涉及福建海丝文化内容的主要有商人会馆碑，此类碑刻反映商人群体（即商帮）的活动内容，碑文通常载明了会馆建置和修葺的历史年代（文献一般只载会馆落成年代）、会馆的倡议者和参与者、建置和修葺的资金来源及其金额、实际开销、馆舍房产及其规模大小，会馆的功能与宗旨，以及当地的经商人数、所属行业及其商业规模等，为闽籍商人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如福州台江新港里新港庵保存的一块清朝光绪年间的“建新港庵竹商会馆”古石碑，福州仓山清凉寺内保存的三块浙江木商公馆所立石碑，这些石碑是研究福州商业史、港口史的重要文物资料。有反映宋代莆田海运事业的碑刻，如宋绍兴八年（1138年）所立《有宋兴化军祥应庙记》石碑上，刻有“往时游商海贾冒风涛、历险阻，牟利于他郡、外番者”，其中有“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的记载。有反映泉州海外文化交流的墓碑，如泉州市博物馆的珍贵藏品元代的羽翼双飞使墓碑，碑面正中两侧各有一浮雕飞天，两侧的飞天均双手捧持“圣物”，头顶各浮刻一个小十字架。该墓碑见证了宋元时期泉州“东方第一大港”与海外的文化交流。

福建涉及海丝历史最珍贵的碑刻当数福建现存的“郑和行香碑”和“天妃灵应之记”碑。“郑和行香碑”立于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即伊斯兰教三贤、四贤墓）的右侧回廊上，记载了永乐十五年（1417年）的第五次下西洋泊舟长乐期间，身为穆斯林的郑和特地到泉州穆斯林圣迹灵山圣墓进香，通过这一宗教仪式，有助于取得各伊斯兰教国的信任，也有利于推进其远航西洋的事业。碑文如下：“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立碑者为泉州人蒲和日。“天妃灵应之记”碑（俗称天妃碑、郑和碑）现存于长乐孔庙的化龙池旁，系明宣德六年（1431年）冬，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前在长乐候风时镌立的石碑。碑文合计1177字，详细叙述了七下西洋的目的、经过和成果，以及在长乐地区建造寺庙、宫殿、石碑的情况，在碑文中，后人可以得知郑和如何率领在当时规模庞大的舰队，到访亚非共计数十个国家的基本情况，其中涉及航行的时间、地点、人员、船舶设备等翔实的资料。这是目前记录郑和在福建地区活动的极少数珍贵文物之一，是研究明代航海史的重要史料。

八 历史档案

一些珍贵的历史档案也有福建海丝文化历史的记载。如明代《武职选簿》中就有跟随郑和下西洋船队中人物的介绍；明徐学聚《报取回吕宋囚商疏》中记载：“吕宋本一荒岛，魅魑龙蛇之区，徒以我海邦小民行货转贩，外通各洋，市易诸夷。十数年来，致成大会。亦由我压冬之名，教其耕艺，沿其城舍，遂为隩区。”[27]记录了福建华侨以自己的勤劳才智对侨居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相关档案还有清乾隆七年（1742年）福建巡抚刘於义关于苏禄国王遣使进贡事题本；清乾隆八年（1743年）福建巡抚周学健奏请从暹罗（泰国）、安南（越南）等国进口米石时，免除其船货税银以示鼓励的奏折；乾隆十二年（1747年）福建巡抚陈大受请准许内地商民赴暹罗国买米事奏折；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闽浙总督杨廷璋关于苏禄国人搭内地船只前来贸易事奏折；咸丰八年（1858年）督办南台口西洋各国通商税务协镇关于英和记洋行请减轮船资费给英国驻福州领事馆照覆等。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能够展示出福建海丝文化的优秀文章和诗赋。例如，庄亨阳撰写的《禁洋私议》、蓝鼎元撰写的《论南洋事宜书》、潘荣撰写的《中山八景记》等，在这些文献中，有些记录了漳州的海外交通贸易状况，有些则表现出作者的海洋意识。随着闽人海洋活动的扩大和福建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产生了许多与海洋相关的诗篇，它们构成了福建海丝文化历史上灿烂的华章。以福建漳州地区海丝内容的诗赋为例，描写月港景观为主题的诗赋，如邵庄《镇海卫》中的“万里闽天景象新，世平何处不阳奏”，描写了诗人登上月港标志性建筑——晏海楼近俯远眺所观所感；又如明代杰出学者张燮笔下的《登晏海楼》，有声音、有色彩、有意境、有感情地展现了月港平倭后的恬静美丽的夜景画面。还有以咏唱月港社会风情为主题的诗赋，例如，漳州著名学者郑怀魁所著的《海赋》一文以长达2000字的赋体散文形式，描写了漳州月港上漳州商人开展海外贸易的盛况，表达出作者对海丝活动的赞赏。另外，歌颂历史上漳州抗击倭寇的诗赋也有较多存留。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漳州民众多次抗倭，在此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诗篇，如明代福建巡抚邹维琏在《镇远楼赋诗》中表达了抗倭后的感慨，明代知县徐秩在《望海》一文中歌颂了漳州海防的坚固，学者李世奇则在《祭阵亡义士张明许界》一文中盛赞漳州月港民众抗击倭寇的英雄事迹。除诗赋外，书画、民间契约、舆图等类型的海丝文献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福建海上丝绸之路文献是反映古代福建和海丝沿线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录和重要载体。做好福建海丝文献的整理和开发工作，有助于全面了解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史，继承和发扬海丝文化，发展海丝文化事业，在全面把握海丝文化的精髓的基础上，探索海丝文化与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契合点，继而推动社会事业的发展。结合福建地区海丝文献整理和开发特点，对福建海丝文献的整理开发机构进行梳理，分析和研究福建海丝文献的整理开发方式，可为福建海丝文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