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情志篇

中国古代文论关于诗歌的认识有“诗言志”和“诗缘情”之说。周作人把中国文学的发展描述为言志与载道两派的此消彼长，在他看来，“言志”就是抒情的意思，而抒情与载道是对立的。[1]朱自清针对周作人的观点指出，先秦两汉时所谓“言志”并非今天所谓抒情，而是意在政治教化，其实恰好就是“载道”的意思。[2]在我们看来，二人对文学现象的认知其实并无分歧，问题出在他们对语词的使用上。朱自清是从观念层面考察“诗言志”在先秦两汉时期的本义，而周作人则是在创作层面用“诗言志”来描述诗歌的抒情作用。语词的不同使用带来的问题不仅出现在言志与缘情之间，魏晋时期关于“有情”“无情”的争论也存在这种情况。人们只注意到言志与缘情的对立，却忽视了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不仅与言志对立，而且与缘情也是对立的。本章除了考察诗言志和诗缘情这两个命题，又在古人的观念之外提出了“诗无情”这一命题，用来描述一种非常重要却被忽视了的文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