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童年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贫穷和匮乏，但那并不意味着物质上一无所有而精神却格外充实，那时的精神世界其实也同样乏味无聊。如果一定要说在荒芜的记忆中还能寻觅出一点乐趣的话，那大概就是我曾在广播里听过一个相声，叫《扒马褂》。

《扒马褂》由三个人表演。从观众的视角看，舞台上的三个角色从左到右分别是甲、乙、丙。丙是马褂的主人，甲借了丙的马褂，乙则负责甲、丙二人之间的弥合调停。

丙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经常说出诸如“骡子掉到茶碗里烫死了”之类的话。乙不相信丙的胡说，丙就凭马褂要挟甲为其圆场。甲因为借了丙的马褂又想多穿几天，所以不得已就要对丙的胡说进行合理的解释。这个作品最精彩的地方，就是甲费尽周折对丙的胡说进行解释时表现出的窘态。

小时候仅仅对那些胡说和解释感到可笑，后来我学习理论和哲学，却发现这些胡说其实是一些颇具哲学意蕴的语言现象。《扒马褂》有许多不同的版本，至今还在舞台上频频演出。不同版本的区别主要在于丙编造出的各种胡说，但最经典的大致可以概括成三个陈述。

第一个陈述是：“骡子掉到茶碗里烫（淹）死了。”甲对这句话的解释是：丙（马褂主人）用骡子换了一只蝈蝈，但在喝茶的时候，蝈蝈蹦到茶碗里烫死了。因为蝈蝈是用骡子换来的，所以对丙来说，就相当于骡子掉到茶碗里烫死了。

这里的所谓“包袱”是骡子与蝈蝈的替代。你炒股赔了50万，就可以说赔进去一辆宝马。当然，如果你买了一辆宝马，也可以说自己屁股下面坐着50万。文学修辞中众多的比喻、借代都是这种形式。不同的是，文学修辞中的喻体和所喻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性，而骡子和蝈蝈恰恰在特征上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才产生了可笑的艺术效果。

这种替换是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语言系统由语词和语法构成，语词把世界拆分成各种不同的元素，对世界做出描述就是把语词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拼装起来。但按照语法规则拼装起来的句子未必都有意义，比如“凯撒是一个质数”，卡尔纳普喜欢用这样的句子来嘲讽形而上学。乔姆斯基则发现了生成语句的语法装置——转换生成语法，据此可以生成一种语言中的所有句子，包括诸如“无色的绿观念狂怒地沉睡”（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这种不知所云的句子。与“凯撒是一个质数”“无色的绿观念狂怒地沉睡”相比，“骡子掉到茶碗里烫死了”简直就是通俗易懂，因为骡子和蝈蝈虽无相似之处，但毕竟还属于同一个逻辑范畴。违背逻辑句法的语句在文学艺术中司空见惯，只是文学家和艺术家很清楚这些句子的作用不是提供事实和真理。但有些哲学家却十分严肃地对待这种句子，认为自己以此揭示了关于世界的真理。海德格尔有句名言：“那个虚无虚无着”（The Nothing nothings），据说这个“虚无”就大有深意。在这方面，我们的古人也不遑多让，比如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解释者说这里的“一”“二”“三”都意谓着某种东西如“混沌”“阴阳”等等。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不把自己要说的东西直接说出来呢？这与不说“蝈蝈死了”却说“骡子死了”有什么不同？究竟是蝈蝈本身就深刻呢，还是因为该说“蝈蝈”的时候说了“骡子”才变得深刻呢？

第二个陈述是：“从窗外飞进一只烤鸭。”甲对此的解释是：楼下有个小伙计扛着一根扁担，扁担上挂着一只烤鸭。小伙计因为与人产生纠纷，抡起扁担打人，结果就把扁担上挂的烤鸭从窗外甩进了楼上的房间里。这样，楼上房间里的人就看到从窗外“飞”进来一只烤鸭。

事实上，这句话如果脱离了相声舞台的具体语境，根本就没有任何可笑之处。从楼下小伙计的视角来看，自然可以说烤鸭是“抡”“甩”或者“扔”到楼上房间的，但房间里的人并不清楚烤鸭是如何进入房间的，他们除了用“飞”，还能用什么别的词来描述呢？你当然可以用“进来”“过来”“出现”“运动”等等，但似乎都不如用“飞”更准确。

这里的困境是，我们的语言中没有一个专门的词来描述烤鸭在空中的运动形态。不止烤鸭，其他诸如砖头、茶壶、手机之类的东西，如果被扔在空中，我们也只能用“飞”来形容它们。“从窗外飞进一只烤鸭”之所以可笑，是因为当时的语境以及丙的描述使观众把烤鸭的“飞”理解成了像鸟那样展翅摇翎的“飞”。而甲的解释，只是帮我们恢复了日常生活中对“飞”这个词的正常用法而已。

我们的语言系统很大程度上是靠一层层的隐喻建构起来的。“飞”最初只是用来描述鸟的飞，如果我们说本来不会飞的东西如雨雪、云彩、柳絮甚至沙石也“飞”，大概就是在使用隐喻。而后来，这些隐喻慢慢“死”掉，变成了直接的表达，从而飞雪、飞絮、飞沙走石等表达就不再是修辞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诗人炫耀着他们的天才，也成就了汉语的美妙。“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现代歌词里也有“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这些“飞”字的使用，“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但当前充斥网络的“让子弹飞一会儿”之类的修辞却败坏着我们的语感。以喻体形容所喻，多少带有增饰、丰富、提升的意味。子弹的速度本来就比鸟“飞”得快，用“飞”来形容子弹，起不到“形容”的作用。相反，在人类发明火器之后，我们更倾向于把子弹作为喻体去形容其他东西的速度，比如形容某物“像子弹一样发射出去”。“让子弹飞”已属不伦，再“飞一会儿”就更加不类，因为“一会儿”对庸才的构思而言算得上是机敏，但对子弹的运动来说却过于漫长，子弹不像苍蝇蚊子似的飞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我们关于鸟飞的经验还有自由、轻盈、优雅等内涵，而子弹的运动与这类感觉经验毫不相干。或者干脆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关于子弹“飞”的经验，尤其是视觉经验。也就是说，没有人能看见子弹“飞”。我们能够经验到的，只有开枪射击或击中目标时的声音。就像对于食物的消化过程，我们最重要的经验是开始的吃和最终的排泄。在这两个方面，我们有足够的语词来描述。但对于中间这个过程，我们缺少语词。我们没有一个专门描述大便在肠道中运动的词。但这并非言不尽意，而是生活不需要，生活需要描述之处，均不缺少语词。生活最有意义的地方，语词也最为丰富。

然则，“让子弹飞一会儿”这种粗劣的感觉是如何产生的？它十有八九是来自利用现代科技在影视中制作的慢镜头视觉影像。据此形成的关于子弹“飞”的视觉经验，就像隔了两层靴子搔痒，何况还戴着手套：作者企图创造一个自己的才华无法胜任的修辞。

第三个陈述是：“大风把井刮到墙外边去了”。甲对此的解释是：这里的墙不是砖墙或石头墙，而是草木扎成的篱笆墙。院子里的井本来在篱笆墙的里边，但由于篱笆墙根部腐朽，刮大风的时候，就被吹到井的另一侧，于是井就到了墙的外边。

有一类哲学家热衷于颠倒事物之间的相对关系。我来到井边，你不妨说井来到我身边。但世界上不是只有我和井，我除了到井边还要去河边等地方，而井却来不到河边，河也来不到井边。在我们的语言中，人类吃饭是把饭往嘴里送，嘴的位置是固定的；猪进食的时候是把嘴往食物里插，食物的位置是固定的。如果你硬要颠倒人嘴与食物的动静关系，那么猪那边同时也要颠倒，乃至整个世界的动静关系都要颠倒，这样我们的世界似乎就变成了一张胶卷的底片。

当然，对老子和庄子来说，这些区分都不重要。“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憰怪，道通为一。”只是我不确定阮咸“与猪共饮”的时候，是否真的像猪一样把嘴伸进酒瓮里。庄子的本意是教导我们取消物我、是非、对错、善恶、美丑的差别，但他在论证的时候用力过猛，以至于让我们感觉不是厉与西施一样美，而是厉比西施更美。

这种境界在禅宗那里更是空灵得一塌糊涂。“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按照惠能的这种语法规则，每当地震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不是大地摇晃，不是房子摇晃，是仁者的心在摇晃。于是，一个老师就摇晃着他自由的心灵，抢在那些愚钝的学生之前逃出了并不摇晃的教室。不，也许应该说：是教室把他排泄了出去。

哲学宣称自己是解释世界的，但到头来哲学自身却变得比世界还要难以解释。每当我看到学者们满头大汗地解释老庄、禅宗、海德格尔那些云苫雾罩的陈述，心中就会产生一丝不怀好意的欢乐：有这劲头你们自己买一件马褂不好吗？

赵建章

2024年3月于青岛西海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