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就到了北上的日子。
六月底，《十月》杂志社又给杨百川寄了一封正式的邀请函，邀他七月三号进京。
信里细致地标示了杂志社的位置，还附了张交通路线图。
到了那天，杨百川就揣着邀请函、介绍信、钱票和一些干粮，爬上了开往燕京的190次列车。
他也带上了《雾人》和《雾镇》的稿子，心里盘算着，等开研讨会的时候，要是碰到王濛、阿成他们，就直接把稿子塞到他们面前去。
到时候他们想跑都跑不了了。
杨百川在车上摇摇晃晃三十来个钟头，终于踏上了北方的土地。
这个年代，燕京已经通了一条地铁线，但《十月》杂志社离燕京站不远，走路也就半个钟头，杨百川便步行前往。
马路上跑着蓝白相间的“大通道”公交，冒着黑色的尾气。自行车贴着路牙子鱼贯通行。
国营副食店门口排着长队，人们攥着票证，踮着脚张望里面的货架。
墙上贴着“计划生育好”的标语，褪色的边角被风吹得卷起来。
路边的电线杆上，歪歪扭扭地贴着电影海报，《庐山恋》里张瑜的大眼睛，透过斑驳的纸页，和路过的行人对视。
杨百川照着地图拐进一条胡同，往里走，又拐过几道弯，一栋灰扑扑的老式木楼映入眼帘。门边摆着几盆吊兰、迎春花，叶子蔫巴巴的，半掩着一块木匾，“十月”二字已被太阳晒得发白。
杨百川从黑洞洞的门道走进去，穿过浓郁的霉味，眼前豁然敞亮，里面竟然是一座四合院。
西厢房塞满了旧桌椅、破纸箱。另两边的屋子窗明几净，透过玻璃能看见，里面齐齐整整地摞着书和稿子，是编辑们的办公室。
正房里，一个男人正伏案写作，听到了响动，仰起脑袋，瞧见杨百川，赶忙撂下手里的活儿，起身相迎：“同志，你找谁？”
杨百川一只手探入挎包，摸出邀请函，说：“我是来参加研讨会的。”
男人接过邀请函，目光一扫，脸上顿时有了神采，伸出一只手：“您就是杨同志，久仰久仰！我叫彭卫华，彭老总的彭，保卫中华的卫华。”
杨百川握住那只手时，就觉得这名字有点耳熟。略一琢磨才想起来，先前那封信里，提到过一个在研讨会上了解到大辩论的编辑，可不就是彭卫华。
彭卫华把他领进屋里。
刚踏进门槛，一股热碌碌的蚊香味扑在脸上，耳边回响着台扇转动的吱呀声。
门边堆着几捆新崭崭的杂志。彭卫华走过去，解开麻绳，撕开上头的牛皮纸包装，抽出一本，递给杨百川：“杨同志，你还没收到样刊吧，这是登你文章的那期。”
杨百川把行李往地上一甩，伸手过去，指尖微颤地接过那本草绿色封皮的杂志，闻到一股新鲜的油墨味。
他轻轻摩挲着封面。
封面上印着两个深绿色的人影，其中一个高大挺拔，衬衫下摆扎进裤腰里，手上还攥着一件外套。
另一个蹲在一旁，只能瞧见背影，看着小小的，又有些窝囊。
彭卫华咧嘴笑道：“封面画的是你两篇小说的主角，专门请央美的老师画的嘞。”
杨百川一惊，旋即又稳住情绪，笑着望向彭卫华：“太让你们费心了！”
彭卫华摆了摆手，说：“我们编辑部都很喜欢你那两篇小说。
第一篇《潮生》，单独寄过来的时候，看着也就够发表的水准，不算多出彩。
等第二篇《大暑，或暴雨将至》寄到，把两篇放在一起看，味道就不一样了。
一个是为了政绩瞎折腾的假改革派，一个是真心实意为人民的真改革派。最有意思的是这两人的身份，前一个是位高权重的厂长，后一个是劳改释放人员，做的事却完全反过来了，特别有反讽的意味。
这个封面也是为了更鲜明地突出这种差别，把假改革派画得光芒四射，而真改革派却只能瑟缩在他投下的阴影里，这也算是一幅社会讽刺漫画吧。”
杨百川听了这些话，暗暗赞不绝口，不愧是《十月》杂志的编辑啊，水平就是高，三言两语就把这两篇小说点透了。
他这时才想起正事：“彭老师，这次研讨会我要讲些什么？”
彭卫华摆了摆手：“喊我卫华就行。杨同志，你不用紧张的，你作为这场辩论的发起人，还原现场比发表观点更重要。
你就重点谈谈当时的情况，那些事儿怎么引发了你的思考。这两篇小说也可以着重谈谈，你从第一篇写到第二篇，中间发生了什么转变。”
彭卫华说得轻松，杨百川却丝毫不敢等闲待之。
杨百川拎着行李，到杂志社指定的招待所，办理了入住手续，就窝在房间里琢磨发言稿。
他比上回参加渝城作协的联谊会要紧张得多。
毕竟上回都是些同龄人，凭杨百川的文学储备，在他们中算得上佼佼者。
这次却都是些业内大佬。杨百川虽然有穿越前的知识，但在这些精明人面前，未必就很有优势。
按照会议安排，研讨会要开三天，每天都是下午两点才开始，五点半散会。这就意味着每个人得讲不少东西，起码也得撑够半个钟头。
杨百川基本还是按照彭卫华所说的做的，把那次报告的主旨、报告被篡改的经过，以及后来写《谁在偷走我们的故事》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写了下来。
这还是他第一次公开承认，最早登在《渝城日报》上的那篇社论，其实是他自己的手笔。
杨百川没把发言稿写成枯燥无味的议论文，反而更像是一篇散文。
他在里面添了不少外貌、心理描写，比如做报告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底下的老作家们是什么表情，都娓娓道来，很像一篇报告文学作品。
第二天上午，杨百川在宿舍里来回踱步，把发言稿念了三遍，总算能精准地卡在四十五分钟左右。
下午一点钟，杨百川早早地摸到了会议室门前，打嗝还带着中午吃的卤煮的气味。
门口已经有一个工作人员候着了。杨百川走过去签到，顺便将整张表都扫了一眼，眼睛陡然睁大。
【王濛——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章光年——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章洁——燕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苏羽——《十月》主编
李沱——《燕京文学》编辑
牛心武——《人民文学》编辑
谢免——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这，这规格也太高了！
杨百川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寄给王濛的那封信肯定收不着了，因为他还没到文化咅阝任职。
好在杨百川随身揣着一份《雾镇》的备份稿，正好能当面给王濛看。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杨百川在表格的末尾找到【杨百川——青年作家代表】，签上字，走进会议室里。
会议室宽敞亮堂，四个墙角各摆了一盆摇钱树，一面墙上扯着横幅，“新改革思潮研讨会”。
虽然杨百川的名字排在花名册最后，但座位倒不错，挨在张成志旁边。
张成志此时是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员，去年发表了中篇小说《黑骏马》，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一时名声大噪。
在穿越前，杨百川读过他的《黑骏马》和《北方的河》。
书中描摹广袤的草原，刻画草原上奔腾的生命力，倾诉对游牧文明深沉的眷恋，这些都把杨百川深深吸引住了。
他仿佛能感受到，那些文字裹挟着青草的气息和大河的涛声。
杨百川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桌面上摆着一份议程和一个带盖的白瓷杯。
第一次出席这么高规格的场合，他内心十分紧张，手紧紧攥着发言稿，眼睛不停地扫着，时不时端起瓷杯抿一口，研讨会还没开始，杯中的茶水就见底了。
茶水在他胃里晃荡，发言稿的字句在脑海里晃荡。
不知不觉间，他又把稿子默念了几遍，越念越觉得顺畅，心也渐渐平静下来。
约莫过了一刻钟，参会的人陆续来了。
都是一个圈子的，彼此熟悉，见了面不是嘘寒问暖，就是握手大笑。
张成志踩着点来，顶着个寸头，笼了一件黑色的短袖衬衫，走进来时扫了一眼众人，闷声不响就坐到了杨百川旁边。
杨百川不住地往那边瞟，那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眼神冷冷的，利落的短发衬出硬朗的侧脸轮廓，透着一股来自草原的英气。
杨百川不知道该说什么，俩人就这么沉默地坐着。
他觉得这人身上罩着一层生人勿近的隔阂感，很难把他和激情岁月里青年人的前锋联系到一起——“洪位兵”这个词就因他而来。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张成志从年轻时狂热拥护社会zy，到后来成了最不“唯物”的宗教代言人，这似乎是一件让人难以参透的事情。
但细细想来，也能明白，这两个阶段其实都是理想主义的外化表现。
这会儿，也许正是张成志刚丢了原先的信仰，还在搭建新的信仰的空窗期。
那副平静如水的面孔下酝酿着一场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