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休的哨声尖锐地划破了车间持续了半天的轰鸣。机器带着惯性缓缓停歇，留下嗡嗡的余音和一片骤然安静下来的空旷感。工人们如同潮水般从各个角落涌出，摘下沾满油污的手套，拍打着身上的铁屑，汇入涌向食堂的人流。空气中，浓烈的机油味被另一种更具生活气息的味道——廉价的烟草、汗水、以及远处食堂飘来的、混合着米饭和某种炖菜的寡淡香气——所取代。
秦奋夹在人流中，被推搡着前进。他低着头，努力消化着这半天接收到的海量信息，同时小心翼翼地扮演着那个沉默寡言的学徒工。
这半天，他都在那台吱嘎作响的砂轮机前，和一堆活塞销毛坯较劲。这份工作对曾经掌控千亿帝国的秦征来说，简直是种匪夷所思的体验。然而，这具身体原主的肌肉记忆，以及秦征灵魂中残留的、早年创业时积累下的对机械加工的模糊印象，竟然让他磕磕绊绊地完成了任务，虽然效率不高，至少没有再出什么岔子，引来刘师傅更多的呵斥。
真正让他心神激荡的，是这间工厂本身——红星农机厂。
通过原主的记忆碎片和这半天的观察，秦奋对这个他“新生”的地方有了更清晰的轮廓。红星厂，是这座中原省份三线小城的支柱企业之一。一个典型的、庞大而臃肿的国营工厂。始建于五十年代末“大跃进”时期，辉煌时曾有数千职工，产品主要是“东方红”拖拉机的一些配套零部件，也生产一些小型的农用机械，比如脱粒机、粉碎机之类。厂区占地广阔，从铸造、锻压、金工、热处理到总装，车间一应俱全，甚至还有自己的子弟学校、医院、电影院、职工澡堂……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但五脏俱全的小社会。
这就是典型的“企业办社会”，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安全感是有的——只要不犯大错，基本能在这里干到退休，生老病死都有组织兜底，端的是一个“铁饭碗”。但弊端也同样明显。
秦奋一边随着人流挪动，一边用他那来自未来的、锐利的目光审视着周围的一切。
厂房是苏式风格的红砖建筑，高大、坚固，但也显得陈旧，墙壁上处处可见剥落的石灰和模糊的标语印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字样还能依稀辨认，旁边又刷上了崭新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新口号，新旧交叠，充满了时代的印记。
道路是坑洼不平的水泥路，两旁堆放着锈迹斑斑的钢材、废弃的模具和各种叫不上名字的零部件。管理上的粗放可见一斑。偶尔有穿着的确良衬衫、干部模样的中年人骑着锃亮的永久或飞鸽自行车经过，引来工人们敬畏或羡慕的目光。等级，在这个看似平等的工厂社会里，依然无处不在。
空气中弥漫的煤烟味提醒着秦奋，这个年代的能源利用效率是多么低下。高耸的烟囱吐着滚滚黑龙，将未经处理的废气直接排向天空。环保？在这个连吃饱饭都还需要粮票的年代，那是个过于奢侈的概念。
终于挤进了食堂。与其说是食堂，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空旷的水泥棚子。里面摆放着几十张长条形的木头桌子和长凳，地面油腻湿滑。打饭的窗口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工人们拿着大小不一、款式各异的铝制饭盒，伸长脖子看着窗口里那几个大铁桶里的“菜肴”。
今天的午饭是白面馒头，菜是清水煮大白菜加几片可怜的肥肉膘，还有一桶几乎看不到油星的白菜豆腐汤。这，已经是标准不错的伙食了。至少馒头管够。
秦奋排在队伍后面，看着前面的人熟练地掏出花花绿绿的粮票和几毛钱递进窗口，换来一份简单的午餐。他也从原主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口袋里，摸出了几张皱巴巴的毛票和几两全国通用粮票。
这就是1980年的现实。物资匮乏，生活必需品需要凭票供应。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煤票……这些在未来只存在于历史博物馆里的东西，现在却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原主秦奋一个月的学徒工资只有十八块钱，外加一些粮票补贴。这点钱，除了吃饭，几乎剩不下什么。他父亲退养金不高，母亲工资更低，还要供妹妹上学，日子过得紧巴巴。
轮到秦奋，他有些笨拙地递上钱和粮票，打了一份和别人一样的饭菜。两个不算小的白面馒头，一勺几乎全是白菜帮子的炖菜。他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同来的王大力端着饭盒凑了过来。
“奋子，今儿个咋回事？魂不守舍的，打个饭都慢吞吞。”王大力一边呼噜呼噜地啃着馒头，一边含糊不清地问道。
“没啥，可能昨天烧糊涂了。”秦奋敷衍着，拿起一个馒头咬了一口。口感粗糙，但带着一股朴实的麦香。那炖白菜更是寡淡无味，仅有的一点咸味大概是唯一的调味。
但在他那来自未来的味蕾记忆被唤醒之前，饥饿感占据了上风。这具年轻的身体需要能量。他默默地吃着，耳朵却捕捉着周围嘈杂的交谈声。
工人们谈论的话题无非是家长里短、车间八卦、哪个师傅手艺好、哪个领导又发了什么指示、最近副食品商店又来了什么“稀罕货”。偶尔，也会有胆子大一点的人低声议论几句国家大事，比如“包产到户”的争论，或是报纸上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文章。
整个氛围，是一种介于沉闷和躁动之间的奇特状态。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运动，让人们习惯了循规蹈矩、谨言慎行。但改革开放的春风毕竟已经吹起，一些新的思想、新的信息正通过各种渠道渗透进来，撩拨着人们的心弦。渴望改变、渴望过上更好生活的念头，像地下的种子，在悄悄萌发。
秦奋注意到，食堂里泾渭分明地分成了几个区域。老师傅们、技术员们通常会聚在一起，他们的饭盒里偶尔能看到一些“硬菜”，比如炒鸡蛋或者红烧肉，谈论的话题也更“高级”一些，比如某个技术难题、厂里的生产计划。而像他们这样的年轻学徒工，则大多缩在角落，埋头吃饭，或者小声地开着玩笑。
“唉，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王大力啃完馒头，望着自己饭盒里剩下的几根白菜帮子，叹了口气，“听说隔壁市的红旗拖拉机厂，人家工人的奖金都发到十几块了！咱们厂，这个月能发个三块五块就谢天谢地了。”
奖金。这个词在这个年代，带着特殊的魔力。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是改革带来的最直观的变化之一。
秦奋心中一动，问道：“咱们厂效益不好吗？”
“好啥啊！”王大力撇撇嘴，“就咱们生产那几样老掉牙的玩意儿，‘东方红’拖拉机厂那边都嫌弃，要不是国家计划硬性摊派，谁要啊？听说南方那边，农民都喜欢小型的、更灵活的手扶拖拉机，咱们厂也想搞，技术科捣鼓了半天，弄出来的样机傻大黑粗，还老出毛病，根本卖不出去。”
他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凑近秦奋：“我听我爸说（他父亲是厂里的老工人），厂领导正为这事儿头疼呢。生产任务完不成，产品积压，再这么下去，别说奖金了，工资能不能按时发都难说。”
秦奋默然。王大力的话，印证了他的判断。
红星厂，就像当时中国千千万万的国营工厂一样，正面临着转型的阵痛。技术落后、产品陈旧、管理僵化、缺乏市场意识……这些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积累的弊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竞争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如果不能及时调整适应，被淘汰是迟早的事。
但他，秦奋，拥有领先这个时代几十年的知识和眼光。
这些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他眼中，却并非死局。
比如，技术落后？他脑子里储存着从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几乎所有主流机械加工技术的演进路线和关键节点。哪怕只是拿出一些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成熟技术进行“微创新”，对现在的红星厂来说，都可能是颠覆性的。
产品陈旧？他清楚地知道未来几十年农机市场的发展趋势，哪些产品会畅销，哪些技术会成为主流。手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还是更精密的播种、植保机械？他甚至可以根据中国的地形地貌和农业发展特点，设计出更符合国情、更具竞争力的产品。
管理僵化？他更是深谙现代企业管理之道。从精益生产、TQM全面质量管理，到供应链优化、市场营销策略……这些在未来企业界如同常识般的理念，在这个年代，却如同“屠龙之技”。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他需要先获得说话的资格，需要积累足够的力量和资源。而现在，他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学徒工。
“想那么多干啥，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王大力见秦奋不说话，以为他又在为前途担忧，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跟刘师傅学技术，争取早点出师，转正了工资就能涨到三十多块，到时候娶个媳妇，安安稳稳过日子，比啥都强。”
安安稳稳过日子？秦奋心中失笑。如果他只是原来的秦奋，这或许就是最好的人生轨迹。但他是秦征，那个曾经站在世界商业之巅的男人。让他一辈子窝在这个小厂，守着一台旧机器，重复枯燥的劳动，直到老去？
不，这绝不是他想要的人生。
他要改变，不仅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许，还能改变这家工厂，甚至更多。
午后的阳光透过高大的窗户，在布满油污的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车间里的轰鸣声再次响起，新一轮的工作开始了。秦奋站在砂轮机前，手中握着冰冷的活塞销，感受着砂轮高速旋转带来的震动。
这一次，他的眼神不再有丝毫的迷茫和怯懦，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静的专注和一种深藏的锐利。
红星一九八零。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间坐标，一个地点名称。
这是他的战场，他的熔炉，也是他传奇开始的地方。
他深吸一口气，将活塞销稳稳地抵在飞转的砂轮上，火星四溅。
新的人生，从打磨好每一个零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