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

一个国家，国民崇尚礼乐，乐于研读《诗》《书》，注重品德修养，讲求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忽视了军事力量的建设，那么它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将无法自保，最终一定会衰败甚至灭亡。

相反，如果一个国家虽然在文化、道德方面有所欠缺，但能够重视军事力量的建设，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可能通过战争来扩张领土、增强国力。这样的国家，最终一定会兴盛，甚至能够统一天下成为王者。

这是战国后期商鞅的观点，虽然其言论过于偏激，不过应用在鲁国，也确实能给人以很大的启发。

吴起悟到了这一点，他决定学习兵法。

在小说《红与黑》中，“红”与“黑”各有隐喻，有人认为“黑”象征着黑暗的社会现实，“红”则象征着红色军服，更确切地说，是拿破仑军队的红色军服。

主人公于连内心非常崇拜拿破仑，他极度渴望生活在拿破仑的时代。因为他认定，只有那样纵马驰骋的英雄年代，才能够任其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使自己如鱼得水。可惜于连所生活的是一个由旧贵族复辟的时代，平民出身的于连，就连入伍参军、为国家建功立业的资格都没有。

与之相比，吴起就要幸运多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阶层有所谓“国”“野”之分，“国”是“国人”，主要指居住在城郭里的居民；“野”是“野人”，主要指居住在城郭以外广大农村地区的人。在春秋早期，国人是军队的主要兵源，野人没有服兵役的资格，此时的征兵制度是“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

到了春秋中晚期，随着战争越来越激烈和残酷，一方面，每次战争期间及战后都需要大补充兵员，另一方面，在冷兵器时代，军队的数量对于战争的胜负走向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军队人数也因此迅速膨胀。

春秋时期以前，军队数量较少，从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西周时期，最高军事编制仅为“师”级。进入春秋时期后，各国已普遍采用“军”制，从春秋中期开始，军级编制又进一步扩大，相继出现了“二军”“三军”“四军”“五军”“六军”乃至更多。

一师的人数在两千五百人至三千人之间，一军则大致在一万人以上。实际上，从春秋中期到晚期，各主要诸侯国的军队数量都达到了数万乃至十万人以上，像齐、晋这样的诸侯霸主，甚至能达到数十万人的规模。当年西周王朝所仰仗的主力部队为“六师”“八师”，算起来最多也不超过三四万人，这在春秋中晚期也就仅相当于一个中等诸侯国或曰次国的军事力量。

如此扩军狂潮之下，光靠贵族和国人应征显然远远不够，于是，原先没有资格当兵的“野人”也被允许参军了，早期的贵族军队开始逐渐平民化，人人皆可当兵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士兵累积战功，或其才能获得君主青睐，亦可升为将相，因此，一个前所未有的“布衣将相之局”亦随之打开。与此同时，随着军队规模的扩大、战场投入兵力的增加，以及战争持续时间的延长，先秦兵家对战争的研究也变得更加深入和广泛。

何谓兵家？战国杂家名著《吕氏春秋·荡兵》有一个颇有意思的探讨，它追溯战争的起源，归纳了八种情况：心里想打；怒目而视；外表发作；互相责骂；彼此推搡；小群殴斗；聚众大打；建立军队互相攻伐。

作者认为，这八种情况其实都是战争，只是战争规模大小不同而已。换言之，战争就是起源于打架，因此，往小了看，兵家也可以理解为一群专门研究“怎么打架”并为之著书立说的人。

西周的开国元勋姜太公（姜尚）向被奉为兵家始祖，早期古兵书中文字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六韬》（也称《太公兵法》），相传即为太公所著。

兵家多出自名将。正所谓乱世出名将，西周时期相对平稳，没有出过什么名将，兵家的发展也就基本停滞于《六韬》。进入春秋时期后就不一样了，春秋战国整整五百年乱世，名将如同雨后春笋一般，一茬又一茬，层出不穷。兵家也由此进入成熟阶段，对后世具有极大影响的先秦兵家开始崭露头角。

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兵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皆出自齐、鲁两国。春秋末期，齐国的田穰苴因军功卓著，被任命为掌管齐国军事的大司马，后世也多称他为司马穰苴。他所著的《司马法》（也称《司马穰苴法》），被认为是先秦兵家理论知识的首次面世之作。大约三十年后，同为齐国人的孙武在南方的吴国一鸣惊人：实战中，辅佐吴王阖闾打败了当时所有的强国、大国，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理论上，写下了享誉千古的《孙子兵法》，后者被称为历代兵法的顶尖之作，难以超越的兵家经典。

鲁国兵家的影响不及齐国，但只要提及“曹刿论战”，则几乎无人不晓。没错，曹刿就是鲁国人。春秋初期的长勺之战中，时任鲁国将军的曹刿指挥军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大败齐国。通过那场战役，曹刿也为后世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军事智慧。

吴起的幸运之处在于，虽然他在鲁国处于流寓身份，但却不用像小说中的于连那样为能否参军而犯愁，同时在兵法领域还拥有极其丰厚的学习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