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化”

有一次，吴起外出，遇到了一位老朋友，便邀请对方一起进餐。老朋友有事，吴起说等他办完事回来后再一起吃饭。谁知天都黑了，这人也没来，吴起就一直不吃饭等着。次日早上，吴起请人去把老朋友找来，直到老朋友来了之后，吴起这才和他一同用餐。

这是吴起在“有法必行”之外所持的另一理念：为人有信。后来，他又将其演化为“赏罚必信”。

吴起以为，凭借其“有法必行”“赏罚必信”的理念，他一定能够得到卫国国君的赏识并大展宏图。可惜他还是太天真了，卫国国君可以买其妻兄的面子，为其调解家庭纠纷，对吴起的政治理念却毫无兴趣。不仅如此，因为休妻并拒绝与妻子复合，吴起得罪了妻族，也进而得罪了国君以及很多权贵，他在卫国的政治前途一片渺茫。

韩非在“经文”中认定，吴起坚决休妻与文公挥泪斩心腹一样，非其本愿，同时还为此忍受了内心的极大痛苦。他说吴起在那种情况下休妻，就像针砭背上的疮疽，固然可以借此清除毒疮，然而其间的苦楚，也只有当事人自己能够深切体会。

或许吴起因为休妻确实承受了不小的压力，但更令他不堪的，恐怕还是理想不得施展，志不获遂。

休妻后果之严重，显然大大超出了吴起的预计。

《红与黑》中的于连对于走女人这条“捷径”，倒是比吴起清醒和透彻多了。虽然他也失败了，但失败在他缺乏像吴起这样正正经经联姻的条件，而只能暗中以情人的方式与贵妇结交，其中所蕴藏的莫测风险，自然为吴起所不及。

某种程度上，吴起是自己把自己的锅给砸了。

回过头来说，按照吴起的条件，只要他愿意，也并非无任何仕位可居，但问题是他不甘心于此。

无独有偶，于连在社会上得到的第一份职业，是去市长家做家庭教师。在一般人眼里，这是一份值得羡慕的工作，但于连的第一反应不是激动与欣喜，而是“我不愿做奴仆”, “让我和奴仆一起吃饭，我宁可死掉”。吴起和于连的相似之处，是他们都需要一个不同于他人的起点，都担心平稳的生活会磨掉自己身上的棱角和锐气，都认为只有“在伟大事业的舞台上显露身手”，才是自己的宿命，这样的生活才值得一过。

《红与黑》中写道，“世界好比一根竹竿，每个人都顺着竹竿往上爬”。屈服不是吴起的本性，面对似乎已无路可走的困境，他的选择是：既然眼前没有现成的向上攀爬的梯子，没关系，那我就自己打造一个。

困厄的外在环境往往更能激发人的智慧和力量。情急之下，吴起想到了散金求仕的策略。这也是先秦时期入仕的一个常见法门，就如同经商需要投入本钱一样，从政也需要进行必要的投资。尤其在那个时代，纵横家和士人们拿着银子四处打点，寻找入仕的机会，乃是屡见不鲜的事。

吴起豁出去了，他四处奔走，不惜千金。然而，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除了卫国当时的政治氛围根本不可能接纳吴起的理念外，当然也不排除“休妻事件”负面效应的持续发酵。妻族既痛恨于他的决绝和执迷不悟，便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资源，不遗余力地对吴起入仕予以全面封杀，这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情景。

吴起千金散尽，但最终还是未能如愿以偿，回到家中依旧两手空空，本来殷实的家境也由此开始败落了。

现代心理学家分析认为，吴起的人格中含有两种特质：进取性和侵略性，而且二者都非常强烈。正是人格中这种强烈的进取性，驱使吴起在即使什么都不做也照样可以衣食无忧的情况下，选择了不惜代价地四处谋求发展，然而现实却给予了他无情的重击。

对于年轻的吴起而言，求仕不成倒也罢了，因自己的一意孤行而给家庭带来的破败才是最让他难以接受的。

正当吴起被严重的挫折感和焦虑情绪所包围，对前途也感到极度迷惘之际，门外又传来了各种嘈杂之声：几乎是一夜之间，吴起沦为了人尽皆知的“败家子”。街坊四邻都嘲笑他不自量力，明明日子已经很好过了，还非要痴心妄想，白日做梦地一心谋求做高官，结果愣是让家里的一座金山化为了乌有。

世界一下子变得冰冷彻骨。乡邻们的无情嘲弄犹如在伤口上撒盐，使吴起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心理上也因此濒临崩溃。

痛苦不堪的吴起突然暴怒。他心中尚未平息的紧张、焦虑情绪，迅速转移到了周围那些嘲笑者身上，他的人格中的第二种特质，即侵略性人格在此时终于被彻底激发出来。

吴起抽出宝剑，冲出门去，对着还在继续嘲讽、毁谤、非议他的人，如同砍瓜切菜一般，见一个杀一个。后来一数，竟杀了三十多人！

此即“诛邻止谤”事件。吴起的所作所为令人瞠目结舌，这也成为其人生履历上的第一个污点。

《红与黑》中的于连亦有着极端个性，作者在描写于连的外貌时，用了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文字：“（他）平静的时候，闪耀出沉思和热情，一瞬间却流露出最凶狠的憎恨表情。”

就如同于连在环境逼迫下逐渐从一个纯真青年转变为“黑”的象征一样，在人生理想之路都被堵死的情况下，吴起也“黑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