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7点，老段踏出家门进入电梯，伸出手掌对准楼层按键的位置，一道浅浅的绿光滑过，用了不到半秒，老段手掌上的二维码显示为绿色，然后瞬间消失。老段按了1的数字，电梯开始向下运行。
老段掏出手机看工作上的消息，他今天下午要去拜访一位很重要的客户老刘，如果谈成功，公司会给他拨一笔钱，他独立组建一个部门，自负盈亏。如果两年内发展稳定，他和公司将不再是雇佣关系，公司会做他最大的投资人，他就能带着项目出去开自己的公司了。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老段就想着要创业，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现在他已经45岁了，在一家外贸公司勤勤恳恳干了15年，才坐上总监的位置。公司是家族企业，他知道自己的升职之路到头了，不过二代董事长是个开明的年轻人，他看出来了老段的潜力，便对他承诺，只要他能证明自己有管理一个公司的能力，就做他最大的投资人，支持他创业。
进地铁站的时候，老段伸出手掌对着闸机口扫了二维码，出站的时候他也是用的这种方式。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多，他们对这个动作已经习以为常，刷储值卡、投票、用手机扫码乘地铁的方式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现在用手掌刷二维码，不仅方便还极快，摊开手掌，不待手指伸直闸机就会有反应。
二维码和生活完全融为一体是30年前的事情，从那一天开始，所有新生婴儿体内会被植入一块微小的芯片，芯片会记录婴儿这之后的所有行为和经历，医疗记录、学习成绩、每天的活动轨迹、社交情况、工作经历、资产明细、犯罪记录等等。这些信息会被详细保留在芯片上，相关机构和本人授权的公司和个人可以通过扫码读取想要的和法律赋予的信息。每个人的信息都被严格保密，跨机构是无法越权提取信息的。举个例子，你去新公司入职，他们只能扫描到你工作相关的经历和信息，其他信息如社交情况、医疗记录等他们是无权扫描的，非法提取会遭到法律严厉的制裁。
扫码器的样式各种各样，但为了美观，大多数扫码器还是植入式的，老段公寓的电梯扫码器就植入在电梯按键里，他公司的扫码器植入在大门的锁里，每天到公司他就会伸出手掌对着那个锁，获得授权进入的同时也是打考勤卡。
按理说，二维码发展到如今，就是科技的奇迹，称“超维码”也不为过，但人们还是习惯性称呼它为二维码。具体原因没有人做过社会调查，或许这就像历史推进了这么多年，人还是叫人一样，没人想过改变这个亲切的称呼。
全民开始植入二维码的那一年，老段15岁，正上高一。他们这些在技术出现以前有过众多生活轨迹的人植入的芯片和新生婴儿差别不大，只是芯片在植入以前会把和个人相关的信息全部从管理系统里提取进去。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们有选择权。
在一年时间内，有接近三分之二的人选择了植入芯片，他们是紧随潮流的一批人，对这种能提高生活效率的科技是很欢迎的。三年之后，只剩下少数人还在坚持拒绝植入芯片，这些人里除了少部分崇尚灵魂与生活自由的文艺青年之外，大部分以中老年人为主。这其中包括老段的父母。
当时老段一家住在城中村，他父母开了一间小饭馆，起早贪黑地忙碌着，没有请任何员工，所有的工作都被老段父母承包。老段从来不知道父母睡觉和起床的时间，晚上他睡觉时父母在忙，早上起来时父母也在忙。
当老段和同学在讨论芯片会给生活带来哪些改变时，他父母问：“又没有生病，往身体里扎个东西做啥？”处于叛逆期的老段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解释，没好气地说：“大家都在植入，你们也植入就行了，反正没坏处。”
和父母争执了两个月，最后只有老段一个人去植入了芯片。后来城市往外扩张，老段父母小饭馆的地皮成为了一家西餐厅的一部分，那时候老段已经开始工作，他的父母便选择了退休。但忙碌半生的二老坐不住，租个小摊做起了水果生意。
随着二维码芯片植入的普及，城市中没有芯片植入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因为他们在这里生活不下去，只好搬去了更远的郊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