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尚书》无“也”字说兼论“也”的句读标识功能
一部《尚书》竟没有一个文言中常见的高频词“也”。这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所有的文言语法书几乎都认为“也”在文言中是个语气助词,主要用于句末,表示判断语气。《尚书》也有大量的判断句,为什么没用“也”表示判断语气?进而言之,现代汉语判断句不用“也”,“也”在现代汉语中也没有对译的词。文言中的“也”用在句末与用在句末的句读二者有没有联系?“也”和其他主要句末语气词“矣、乎”有何区别联系?
研究证明:“也”的产生是为了离章析句,“也”的主要功能是句读标识功能,也就是文言“也”用于句末相当于一个句号或逗号。
《尚书》为何不用“也”离章析句?这与《尚书》的文体特点有关。《尚书》是记言体政史资料汇编。《荀子·劝学篇》说:“《书》者,政事之纪也。”《尚书》的大部分篇章是古代君臣的谈话记录。其语言就反映了鲜明的口语特点:多用方言词,词义古僻。例如,《周书·大诰》:“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宁王大命?”“卬”,汉代孔安国释为“我也”。《尚书》中仅出现两次,皆见于《周书·大诰》,《诗经》中也仅出现五次。《大雅·生民》:“卬盛于豆,于豆于登。”《毛传》:“卬,我也。”清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卬者,姎之假借。”《说文·女部》:“姎,女人自称我也。从女,央声。”“卬”在西周时是一个使用频率很低的第一人称代词。管燮初先生《西周金文语法研究》统计208篇比较长的铜器铭文没有发现“卬”。学者们一般认为“卬”是一个仅用在记言体或诗体中的岐周方言词。
《尚书》中还有许多史官直录之迹。例如,《周书·洛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章太炎说:“正当言孺子其朋往。”重言“孺子其朋”,周公殷殷切切、叮咛再三的神态情貌跃然于史官直录笔端。又例,《周书·大诰》记载周公决定东征,平定管、蔡、武庚之乱,诸侯和王室大臣反对,有这样几句话:“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与上文“艰大,民不静”接不上气,肯定省略了主语。主语是什么,根据上下文意是难以确定的。然而,在当时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主语很明确。当指“管叔、蔡叔和武庚”,管叔和蔡叔是周成王的叔叔,是王室的人。武庚是商纣王的儿子,武王灭商后被册封为邶国的国君,所以说“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这种既不承前又不蒙后的主语省略,在文献中是少见的,亦见史官笔录之迹。
史官秉笔直书,理当有什么写什么,君臣言谈政令中没有“也”,史官笔录当然也不会出现“也”。
同时,在甲骨刻辞中亦无“也”字,甲骨文是最早成体系的文字,其“六书”皆备,单字总数以千计。古文字学家尚未发现句末语气词“也”,也未发现用于句末的“矣、乎”。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甲骨刻辞的内容多与占卜有关,仅有小部分是记事刻辞。卜辞多简短,上百字的很少见,多数是几十字、十几字,甚或仅有几个字。二是卜辞都有固定的格式,分为前辞、贞辞、占辞和验辞四个部分。前辞记载占卜的时间、卜者名字,有的也记载占卜的地点。贞辞记载卜问的事情。占辞记载占卜时对吉凶祸福作出的判断。验辞记载占卜的结果和应验的情况。
甲骨刻辞内容简短,又有固定的格式,自然没有句读标识的“也”,人们理解起来亦无困难,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使用“也、矣、乎”。
证明“也”字具有句读标识功能,可以先考察一下句读的产生发展以及在上古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句读萌芽于殷代,形成于周秦,在唐代天台沙门湛然的《法华文句记》中已明确:“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宋代岳珂《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已记载宋代刻书开始用句读符号。但是,古人作文一般不标用句读。这不仅表现在今存绝大多数古籍没有句读,还表现在即使已标用句读的古籍里也不是所有的句子都有句读。1959年,武威出土西汉《仪礼》简策是书面语各种符号用得最多的一部古籍,绝大多数句子没句读,有句读的句子极少。甲本《泰射》句读符号最多,全文6858个字,仅标用115个句读号,约60个字才有一个句读号。实际上,一个句读号是一个句群或一个小节的标识。
“也”和“矣、乎”这些句末语气词,不能充当句子成分,也不能表示句子成分之间的语法关系,较之别的文言虚词有明显区别。实际上这些句末词就相当于句读号。历代语法学家仅仅认为“也、矣、乎”的作用是帮助句子表达各种不同语气,而忽略了其句读标识这一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功能。这一功能帮助古代读者得以阅读没有句读的古籍,同时,这一功能也可能为古人作文不标用句读提供了重要条件。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证明“也”的句读标识功能。
(1)“也”用如句读例。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一句一个“也”,语句起止,了然于目,“也”的句读标识功能显而易见。最后一句用因果连词“故”与上文四个“也”呼应,整个语段脉络清晰,文意显明。
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此积形之成乎地者也。
《列子·天瑞》
一气四个“也”,前三个“也”明显标识并列词语间的停顿,用如逗号。
今郑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郑擅进退,而罪二也;女误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亲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
《国语·晋语三》
四个并列分句,句末一、二、三、四,句子次第清楚,复各继之“也”表示停顿。“也”用如句读号。
(2)同义语言材料证“也”用如句读例。古籍中有许多同义语言材料,往往早一点的典籍不用“也”标识句末,易生歧解;晚一点的引用或译写则添加“也”,以明句界,用如句读。例如《论语·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这是两个并列的判断句,意即:君子的品德好比是风,小人的品德好比是草。由于当时《论语》不施句读,读者容易误解“德风”“德草”连文,是偏正结构。《孟子·滕文公上》引用这两句语时,“风”和“草”字后各加一个“也”。“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读者就不会误解“德风”“德草”为偏正结构了。
又例如,《尚书·益稷》有这样两句:皋陶曰:“俞!师汝昌言。”帝曰:“迪朕德,时乃功。”
《史记·夏本纪》改作:皋陶曰:“然!此而美也。”帝曰:“道吾德,乃女工序之也。”
《尚书》无“也”,司马迁征引《尚书》史料时,就用汉代通语译写在句末加“也”,用如句读号。
(3)早期典籍“也”使用的广泛性亦可证成“也”用如句读。文言语法著作一般都认为“也”是表判断的语气助词,用于判断句句末,是判断句的标志,但在早期典籍中“也”与别的句末语气助词并无明显分工,不仅仅用在判断句句末,也可用在陈述句、感叹句、祈使句,甚或疑问句、反问句、选择问句的句末,用如句读。
“也”用于陈述句例: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
《孟子·告子上》
今者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也。
《史记·项羽本纪》
“也”用于感叹句例:
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庆父闻之,曰:“嘻!此奚斯之声也!”
(《公羊传·僖公元年》)
是何楚人之多也!
《史记·项羽本纪》
“也”用于祈使句例:
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
《史记·魏公子列传》
孔子闻之,告门人曰:“参来勿内也!”
《说苑·建本》
“也”用于疑问句例:
南冠而絷者,谁也?
《左传·成公九年》
孟尝君怪之,曰:“此谁也?”
《战国策·齐策》
责毕收乎?来何疾也?
《战国策·齐策》
“也”用于反问句例:
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
《论语·宪问》
若为佣耕,何富贵也?
《史记·陈涉世家》
“也”用于选择问句例:
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将腹背之毳也?
《新序·杂事》
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识臣之力也?君之力也?
《韩非子·难二》
文言的语句标识符号没有感叹句、问号,句读号用于表示各种语气的句末,“也”亦可用于表示各种语气的句末,“也”用如句读。
诚然,“也”亦用于句中。“也”用于句中不能用句读号点断,确实是文言中常见的一种现象,诸如《论语·泰伯》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庄子·逍遥游》的“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诗经·卫风·氓》的“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但是这些现象不仅不能否定“也”的句读标识作用,而且促进我们研究“也”的演变消亡,进一步佐证其句读标识功能。
金、甲骨文无“也”,《尚书》无“也”,《诗经》里出现“也”。向熹先生《诗经词典》统计用于句末的“也”,《风》54次,《雅》8次。用于句中的“也”,《风》21次,《雅》4次,《颂》1次。《诗经》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可知“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并伴随《左传》《国语》《国策》以及诸子散文的出现,渐次增多。到了汉代,诸如《史记》《汉书》这样大部头的作品已经问世,书面语的信息容量日益庞大,书面语的表达也日渐复杂,没有明显的句子标识,要读通那些长篇巨制已绝非易事。句末“也”开始大量出现,其他句末语气词如“乎”也开始大量出现。有的是写书时加的,有的是抄书时加的。例如,《老子》:“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抟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知乎?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反言省乎字例》指出:“河上公本,此六句并无‘乎’字。盖无‘乎’字者,古本也;有‘乎’字者,后人以意加之也。”东汉“五经无双”的许叔重已认识到句末语气词的句读标识功能。他在《说文解字》中已指出:“矣,语已词也。”“乎,语之余也。”“语已”即“语之余”,就是句末词或句末多余的一个词。文言简练,何需“语之余”词,实际上就是提醒读者一句话的结束。以此亦可类推“也”之句读标识功能。
“也”相当于一个句读号,句读代表停顿,舒缓语气,延宕音声,提示强调,调整节奏,都需要停顿,“也”有时用于加强语言的感情色彩,用于句中,可以用“啊、呀”等对译,有些不可点断,有些亦可点断。例如,《论语·公冶长》:“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也”后可点断,断成:“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译成现代汉语:“颜回呀,听到一点,可以推知十点;我子贡啊,听到一点仅能推知二点。”这样,“也”不仅具有句读标识功能,同时也具有修辞功能。几乎所有的语法书都说明句中“也”表示语气的停顿延宕,这不仅说明句中“也”和句末“也”都具有表示停顿的作用,而且也可证明句中“也”的修辞功能是句末“也”的句读标识功能的发展。我们既不能把“也”的句读标识功能和修辞功能混同起来,也不能因“也”的修辞功能否定其句读标识功能。
宋人刻书开始运用句读号离析章句,句末“也”在书面语中的使用频率逐渐下降。既有句读号,何需句读的标识呢?语言的发展,文言句读与语言表达的矛盾日益加剧,促进人们寻找新的符号系统,它不仅能表示句子起止的界限,而且能表示句子内部、句子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句子的各种各样的语气。近代,西学东渐,许多人看到西式标点的作用,开始直接移用于自己的著作,1904年,严复的《英文汉诂》就使用西式标点。“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系统的新式标点,于是句末“也”完成其句读标识的历史使命,渐趋消亡。句中“也”因其修辞功能渐为现代汉语的“啊、呀、么”代替。
文言语法书基本都认为:“也”是一个静态性的语气助词,用于判断句;“矣”是一个动态性的语气助词,用于陈述句;“乎”是一个表疑问的语气助词,用于问句。三者不能互换。
文言语法书的看法立足于整个文献语言,然而,“也、矣、乎”的功能分开曾经经历过功能混同的过程。如前所述,“也”的使用在早期典籍中具有广泛性,“矣、乎”亦然。“矣”不仅用于陈述句,也用于感叹句、祈使句,甚或问句。“乎”不仅用于问句,也用于陈述句、感叹句和祈使句。
“矣”用于感叹句例:
善哉!技盖至此矣!
《庄子·养生主》
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矣”用于祈使句例:
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
《庄子·列御寇》
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
《史记·魏公子列传》
“矣”用于问句例:
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
《论语·季氏》
曰:“子来几日矣?”曰:“昔者。”
《孟子·离娄上》
“乎”用于陈述句例:
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乎。
《韩非子·解老》
寡人欲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
《战国策·秦策》
“乎”用于感叹句例: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孙子·虚实》
惜乎!子不遇时!
《史记·李将军列传》
“乎”用于祈使句例:
由,诲女知之乎!
《论语·为政》
子曰:“毋,以予尔邻里乡党乎!”
《论语·雍也》
汉语在无比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里演变发展,如同字词有多个形体一样,表示句读标识功能的句末词也会有多个形体,既有“也”,也有“矣、乎”。“也、矣、乎”上古声音也有联系。也,喻纽,模韵。乎,匣纽,模韵。矣,匣纽,咍韵。三者或声纽相同,或韵部相同,或声韵相近。“也、矣、乎”出现的地域或不相同,出现的时间或亦有先后。例如,《尚书》无“也”,却有“乎”和“矣”。全书句末“乎”一见,句末“矣”六见。“乎、矣”用于问句、陈述句、感叹句和祈使句的都有。“也、矣、乎”起初的功能或是单纯的,都是句读的标识,可以混用,后来,或是某词常用于表示某种语气的句末,或是各词本身形音义的内在原因,其语法功能和修辞功能渐趋不同,以致约定俗成,不可互换。例如,古音学家拟测“乎”在上古是平声,“也、矣”是上声。平声是扬调,利于问句,有可能这是“乎”用于问句句末的主要原因。“也”“矣”上声是抑调,发声舒缓,则利于表示判断和陈述语气。各自的用法经常化、定型化后,一般也就不再互换了。
“也、矣、乎”具有相同的句读标识功能,不同的语法功能和修辞功能。我们不能因其具有不同的语法功能和修辞功能而否定其相同的句读标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