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唐诗中长安生活的胡化风气

长安流行异域风习，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H.Schafer）说：“唐朝人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了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整个唐代都没有从崇尚外来物品的社会风气中解脱出来”。长安和洛阳“是胡风极为盛行的地方”。[196]这种胡风进入诗人的歌咏和抒写，唐诗为我们透视长安社会生活和胡化风气提供了丰富资料。

（一）服饰方面的胡化风气

唐人在服饰方面追求新奇，喜欢模仿异域人装扮，波斯、吐火罗、突厥、吐谷浑、吐蕃和回鹘的服饰都成为模仿的对象，而以中亚和波斯服装最为流行，唐俑中折襟胡服的男像，即属波斯装。波斯萨珊王朝时代女性流行耳环，唐时妇女亦喜戴耳环。史载太宗之子、太子李承乾“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剪彩为舞衣。……又好突厥言及所服”[197]。刘肃《大唐新语》记载：

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198]

说明长安汉地人就习惯戴胡帽，仅凭戴帽无法确定是汉人还是胡人。长安时兴的胡帽有几种，表演胡腾舞者戴虚顶织成的蕃帽，柘枝舞者戴卷檐虚帽，波斯丈夫戴白皮帽。[199]

唐代前期妇女喜欢服用幂，即以缯帛制作的方巾掩蔽全身，是仿自波斯女性的服饰，北齐、隋代时已经传入中国，隋文帝之子杨俊“为妃作七宝幂”。[200]这种风气至初唐时始盛，武德、贞观年间，宫人骑马者承齐隋旧习，多著幂，幂“发自戎夷”。[201]这种服饰应该是对波斯妇女服大衫披大帽帔的模仿，这种大帽帔在今青海之地立国的吐谷浑人和白兰国丁零人称为“幂”，长安相沿称之。[202]高宗永徽以后，宫人出行有以帷帽、拖裙到颈，较为浅露。帷帽起自隋代，周围垂网，从吐谷浑的长裙缯帽、吐火罗的长裙帽发展而来。[203]中宗时，宫人已完全不用幂，玄宗时更加暴露，充仪仗队的骑马的宫人“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间，又相仿效”。女子露髻驰骋，着男子衣服鞯衫，尊卑难分，男女无别。开元以后“士女皆竟衣胡服”。[204]

唐人把社会盛衰归因于胡化风气，他们反思安史之乱，认为动乱的根源跟胡风有关，“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205]。服饰胡化即其表现之一。元稹《法曲》诗写“咸洛”风习：“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京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各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206]开元以后的衣着袒露在唐诗中也有描写，方干《赠美人四首》其一云：“粉胸半掩疑暗雪，常恐胸前春雪释”[207]；施肩吾《观美人》诗云：“漆点双眸鬓绕蝉，长留白雪占胸前。”[208]那种流行的袒领低胸的服装可能是胡装翻领的发展，也可能是受胡风感染的新式样。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写天宝年间宫中流行“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的装饰。[209]传统的宽博衣仿效胡服，改取紧身窄袖的目的是展示女性体态之美，这种样式也受到异域胡装的影响。[210]回鹘装说是以紧身为特点，五代后蜀花蕊夫人的《宫词》云：“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211]诗“末二语盖形容其窄小耳”[212]。向达说：“唐代长安对于外国风尚之变迁，每因政治关系而转移。回鹘装束之行于长安，当在安史乱后。”[213]但到了中唐时这种服装已经过时，上阳宫白发宫女因长期不与外界接触，衣着陈旧。

与服饰有关的是梳妆，唐代女性也模仿外族。白居易的诗《时世妆》批评当时流行的式样：“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椎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214]史载“元和末，妇人为圆鬟椎髻，不设鬓饰，不施朱粉，惟以乌膏注唇，状似悲啼者”。“唐末，京都妇人梳发以两鬓抱面，状如椎髻，时谓之‘抛家髻’。”“世俗尚以琉璃为钗钏。”[215]都是受胡风影响的结果。向达先生指出：“赭面是吐蕃风，椎髻在敦煌壁画及西域亦常见之，此种时妆或亦经由西域以至于长安也。”[216]

（二）长安生活中胡食流行

饮食方面，唐代长安流行胡食。胡食早在汉代就流行中国，史载汉灵帝“好胡食”。魏晋时已成风气，“胡床貊槃，翟之器也；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来，中国尚之，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宾皆以为先”[217]。唐代更加盛行。《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开元以后贵族之家的饮食：“贵人御馔，尽供胡食。”[218]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云：“油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胡食者，即、烧饼、胡饼、搭纳等是”[219]。当时长安人喜欢吃的油煎饼、烧饼、胡饼、抓饭等都是这种胡食，从西域传来。唐代街市上往往有专营胡食的商铺，胡饼最为常见。胡饼在汉代时已经传入，所以称为胡饼，有两说，一说有胡麻著其上，“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胡饼作之，大漫冱也，亦言以胡麻著上也”[220]。另一说以为“胡人所噉”，即胡人的食物。安史之乱发生，玄宗逃出长安，至咸阳集贤宫正值中午，“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221]。卖胡饼者大概常常是胡人，长安有胡人卖饼者。沈既济的小说《任氏》写到“有胡人鬻饼之所”。[222]唐人皇甫氏《原化记》记载有“鬻饼胡”的故事。[223]长安流行胡饼，日本僧人圆仁记述在长安的见闻，开成六年正月六日，“立春节，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皆然”[224]。白居易《寄胡饼与杨万州》云：“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225]说明胡饼制法从长安传至外地。

在长安人的食物中，使用了来自域外的佐料。例如，唐代从西域引进了“石蜜”及制作工艺，“西番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太宗遣使至摩伽佗国取其法，令扬州煎蔗之汁，于中厨自造焉，色味逾于西域所出者”[226]。摩伽佗即印度。石蜜即蔗糖，中国虽然种植甘蔗，却不会用来熬蔗糖。太宗遣人出国学习制糖技术，所得蔗糖用于长安人的饮食烹饪之中，色味俱佳。寒山诗写到石蜜：“四运花自好，一朝成萎黄。醍醐与石蜜，至死不能尝。”[227]外来调味品影响最大的是胡椒。胡椒原产于东南亚、南亚和非洲，胡椒籽粒含有挥发油、胡椒碱等。唐人苏恭《唐本草》云：“胡椒生西戎，形如鼠李子，调食用之，味甚辛辣。”[228]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胡椒，出摩加陀国，……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229]还有莳萝子，又名小茴香，“生波斯国”“善滋食味”[230]。这些调料被用于长安人的胡食烹饪中。裴迪《辋川集二十首·椒园》：“丹刺罥人衣，芳香留过客。幸堪调鼎用，愿君垂采摘。”[231]高适《奉赠贺郎诗》：“报贺郎，莫潜藏，障门终不免，何用漫思量。清酒浓如鸡，臛肫与白羊。不论空蒜酢，兼要好椒姜。姑娣能无语，多言有侍娘。”[232]其中提到的“椒”来自域外。

西域美酒为唐人所爱，唐代西域入贡的物品仍有葡萄酒。鲍防《杂感》诗写盛唐社会：“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233]葡萄酒酿制方法至迟在东汉末年就从西域传入，唐代继续引进先进工艺，西域名酒及其制作方法传入长安，有西域的葡萄酒、高昌（今吐鲁番一带）的马乳葡萄酒、波斯的三勒浆、乌弋山离的龙膏酒等。[234]唐初将高昌的马乳葡萄及其酿酒法引入长安。唐平高昌，其地马乳葡萄酿的酒引起太宗极大兴趣，亲自监制，酿出八种色泽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235]。“依高昌法制之葡萄酒及波斯法之三勒浆，当俱曾流行于长安市上。”[236]唐代诗人喜饮葡萄酒，由此产生了许多歌咏葡萄酒的佳作，“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蒲萄酒，金叵罗”脍炙人口，因为饮用葡萄酒的饮器往往也是进口产品，因此唐诗中便连同这种舶来品一起歌咏。唐人还喜欢一边饮酒，一边欣赏乐舞，而这时表演的乐舞有的也是来自域外的胡舞，这就更增添了异域情调。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描写来自中亚的艺人在长安一位官员家里表演舞艺：

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袖小。手中抛下蒲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四座无言皆瞪目，横笛琵琶遍头促。乱腾新毯雪朱毛，傍拂轻花下红烛。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槿花西见残月。[237]

诗中写到胡儿、蕃帽、细氎胡衫、胡腾舞、葡萄酒、葡萄酒盏、锦靴、横笛、琵琶等，意在渲染一种异国情调和域外风情。这种风情弥漫在长安这个国际大都市里，非常自然和谐。

唐代食具也有外来文化色彩，如水晶盘、夜光杯、玳瑁筵、象箸等。水晶盘即玻璃盘，来自域外。杜甫《丽人行》写杨氏兄妹春游野宴：“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238]玳瑁生活在东南亚和印度洋等热带和亚热带海洋中，不光作为美味佳肴食用，美丽的甲壳又被用作器物装饰。食物中有玳瑁、食器或坐具用玳瑁装饰的豪华宴席被称为“玳瑁筵”。南朝江总《今日乐相乐》诗：“绮殿文雅遒，玳筵欢趣密。”[239]唐诗中成为常见意象，形容筵席的精美与豪华。太宗《帝京篇》之九云：“罗绮昭阳殿，芬芳玳瑁筵。”[240]李白《对酒》诗云：“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241]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云：“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242]象箸或象箸即象牙制的筷子。李咸用《长歌行》诗云：“象箸击折歌勿休，玉山未倒非风流。”[243]《富贵曲》云：“雪暖瑶杯凤髓融，红拖象箸猩唇细。”[244]中国本来有大象，并用象牙制作筷子。《韩非子·喻老》云：“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245]《史记·龟策列传》云：“犀玉之器，象箸而羹。”[246]但汉代时已少见大象，唐代象牙来自域外，象箸的描写意在突出餐具的贵重和宴会的豪华。

（三）域外建筑方式和居室文化

居住方面，长安人也引入了域外建筑方式。向达先生说：“采用西亚风之建筑当始于唐。”他举出《唐语林》记载的唐玄宗的凉殿、京兆尹王鉷的自雨亭子，与《旧唐书·拂菻国传》记载的拂菻国建筑形制相同，认为“当即仿拂菻风所造”。[247]拂菻即东罗马。此种建筑因极其少见，未见诗人吟咏，但宫廷中建筑使用来自异域的材料则有诗人写及。李白《清平调》词云：“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248]沉香亭，或以沉香木装饰之亭，或以异域香木命名亭子，总之带有异域风味。

唐朝有人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毡帐感兴趣，“追求突厥人生活习俗的热情，竟然使一些贵族能够忍受那种很不舒服的帐篷生产，他们甚至在城市里也搭起了帐篷”[249]。唐太宗的儿子李承乾为太子时就曾经出于好奇，在东宫让宫中相貌类胡者“五人建一落，张毡舍”；并在东宫空地搭建一座毡帐，“设穹庐自居”。[250]贵族之家出游，喜搭毡帐野餐。杜甫《丽人行》写杨氏兄妹曲江游宴：

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沓实要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

杨家奢侈的宴会不是露天举办，而是在临时搭建的“云幕”中进行。这一点从“当轩下马”也可知道，“轩”是有窗的房，此指带窗的毡帐。杜甫还写杨氏兄妹两性间暧昧的关系：“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251]这种行为当然也发生在毡帐中。这种游牧人的居室简便灵活，也为一般人所喜爱。白居易在洛阳履道坊宅内曾设青毡帐，不仅自己居住，还在这里待客。他在诗中多次吟咏，并明确说明其形制、用料和颜色都仿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毡帐。其《青毡帐二十韵》诗云：“合聚千羊毳，施张百子弮。骨盘边柳健，色染塞蓝鲜。北制因戎创，南移逐虏迁。”[252]他说毛毡是羊毛毡，材料是“边柳”“塞蓝”，形制模仿“戎创”之“北制”，其青毡帐显然是模仿北方游牧民族的毡帐建筑。在《别毡帐火炉》诗中写到他天寒时入住，天暖时离开。[253]帐内有火炉，模仿胡人的取暖烤食。据统计白居易诗中至少有13处写到他的青毡帐，表达他的喜爱。[254]白居易喜欢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写入诗中，我们才知道他有青毡帐，当时可能有不少人像他一样有这种毡帐，只是习以为常，未及形诸吟咏而已。

唐人居室装饰陈设多有异域风味，诗人往往有诗咏及。长安人喜用椒泥涂壁，取其香味和增加室内温暖。用椒泥涂壁过去只有皇室才能使用，所以后宫称“椒房”。韦庄《抚盈歌》云：“凤縠兮鸳绡，霞疏兮绮寮。玉庭兮春昼，金屋兮秋宵。愁瞳兮月皎，笑颊兮花娇。罗轻兮浓麝，室暖兮香椒。”[255]写的是后宫。长安皇室之外显然也有人如此。张孜《雪诗》云：“长安大雪天，鸟雀难相觅。其中豪贵家，捣椒泥四壁。”[256]室内燃香熏香也很普遍，而其香料往往来自海外。李白《杨叛儿》诗：“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咽一气凌紫霞。”[257]和凝《宫词百首》其八：“红泥椒殿缀珠珰，帐蹙金龙窣地长。红兽慢然天色暖，凤炉时复爇沈香。”[258]沉香产于东南亚、南亚。薛能《吴姬十首》其二：“龙麝薰多骨亦香，因经寒食好风光。何人画得天生态，枕破施朱隔宿妆。”[259]“龙”指龙脑香，来自海外的香料，龙脑树生长于东南亚。居室内的坐具则有胡床。李颀《赠张旭》诗云：“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260]李贺《谢秀才有妾缟练改从于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嘲谢复继四首》其四：“寻常轻宋玉，今日嫁文鸯。戟干横龙簴，刀环倚桂窗。邀人裁半袖，端坐据胡床。”[261]胡床最早是古埃及人的发明，东汉时已传入中国，唐代更加流行。

（四）出行中的宝马香车

出行时的宝马香车往往用来自域外的珠宝和香料美化装饰。卢照邻《行路难》写长安贵公子之游：“春景春风花似雪，香车玉舆恒阗咽。若个游人不竞攀，若个倡家不来折。倡家宝袜蛟龙帔，公子银鞍千万骑。”[262]韦应物《长安道》写贵族之家春游：“春雨依微春尚早，长安贵游爱芳草。宝马横来下建章，香车却转避驰道。”[263]其中香车玉舆、宝马香车都是达官贵族的交通工具，也是其身份的象征，称香车即用香木造车或以香料熏染。唐人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是马，骑马或以马驾车是当时较普遍的出行方式，诗人笔下常常写到来自域外的良马和马身上的佩饰。虞世南《门有车马客行》：“财雄重交结，戚里擅豪华。曲台临上路，高门抵狭斜。赭汗千金马，绣毂五香车。”[264]达官贵族之家乘汗血宝马和宝盖香车终日驰逐。车马的佩饰也很重要，往往佩以银鞍、明珠、香料等，都是来自域外的奢侈品。杜甫《房兵曹胡马》诗云：“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265]《高都护骢马行》写将军高仙芝的坐骑：“安西都护胡青骢，声价欻然来向东。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养随所致，飘飘远自流沙至。”[266]高仙芝晚年居长安，杜诗写于困居长安时。兵曹是基层官吏，都护是高官，从这两首诗可知唐代从高官到一般官员都可能骑用从域外输入的洋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