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华语电影叙事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境遇》：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动力

华语电影命名就是在国际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而文化认同是文化交融与碰撞过程中身份迷失与焦虑的内在推动力。华语电影的叙事显然已经打破了自然地域的疆界，不再囿于原有的政治、经济版图。一个民族的文化危机意识在一个封闭的疆域范畴内产生的概率很低，却常常发生在文化彼此交融与碰撞的状况下。在电影叙事文本中，华语电影未走向世界的时候，并没有很多人关注在电影叙事中所表现的文化认同危机，浓郁的本土化意识和身份危机是在全球化大潮的激发之下兴起的。一个更广大范畴内的族群因为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性，有着无法割舍的源自语言与文化的同源心理，使得在影像叙事过程中不自觉地反映了一个族群跨越地域的身份建构意识。华语电影叙事在全球化时代所遭遇的危机与挑战有目共睹，但是随着香港和澳门的回归，随着我国电影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优势产业资源、人力资源和我们自身深广的文化传统将为华语电影叙事带来新的历史契机。在一个电影可以通过技术高度复制的时代，影像叙事征服观众是凭借其特定的文化品格，电影人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势必会成为影像叙事的源头活水。外来文化的入侵昭示着新一轮文化博弈的挑战即将来临，也同样为文化的现代性探寻提供了新的参照和借鉴，我们既不应包裹自身重回封闭的自大状态，也不应“投怀送抱”，放弃自身文化的血脉传承。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强大的文化整合力量，我们更需要激发自身传统中的异质元素，摆脱虚无的焦虑与恐慌，以跨文化的视野完成对自身的观照，找到华语电影走向国际的真正动力。在激发文化认同向心力的主色调背景下，亦应怀有开放包容的心态，构建多元共存的电影生态格局，既有核心阵地，又能提供国际接口。

“全球化”是20世纪末走红的学术关键词，它的足迹遍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诸多的学术探讨都难以离开全球化的语境而在限定的地域和文化界限内完成。脱离全球化语境的结论变得不再可靠，文化本身就是在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历史传统的碰撞和融合过程中完成的，在一个信息和文化交往如此频密的时代，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身份也无法真正脱离全球化的语境而得到合理的建构。对全球化的探讨也一度成为一种学术时尚，贴上“全球化”的标签似乎就具备了一个“全球化”的视野，其实诸多探讨常常只有一个不甘落伍的姿态。但是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现实告诉我们，封闭的文化只能逐步走向僵化。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华语文化需要开放的视野，不断地汲取传统有效的资源进而走向现代，在对话和文化的交融与碰撞过程中确立一个民族或社群新的文化品格。

一、“全球化”以边缘与中心的互动完成能量守恒

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到今天尚无定论。很多研究者大多以通信、商业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与经济的整合这一相互依赖的全球市场体系为出发点，把全球化理解为一种同质化的过程，甚至把全球化简单理解为“西化”或“美国化”。全球化显然不是狭隘的经济现象、政治现象和单一的文化现象。文化学视域中的全球化概念是同关于“世界文化”“全球文明”的争论紧密相关的，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作为一个批评概念而出现的。[1]在文化学家眼中，全球化是指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生长与加速发展的复杂整体过程，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和全球文明的形成过程。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现象，正如麦克卢汉（M.Mcluhan）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信息和实质性的交往的频密使得原本割裂的世界版图逐渐消弭了地域的界限，地球村正在由一个学术性的理论概括成为一种现实。[2]文化交往中价值和意义的凸显即便依然难以在短时间内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宏观调控”，但是作为文化市场中流通的文化消费品也同样遵循市场的规律，以“偏见”和“误读”效应完成自身自觉的取舍，让边缘与中心之间的裂缝在对话中逐渐弥合。边缘以向中心游动来凸显在文化秩序中的地位和价值，中心则以向边缘窥透来获得互补性的文化因子。我们在肆无忌惮地接受西方主流媒体推介给我们的“好莱坞”“肯德基”“牛仔裤”“NBA”的同时，中国的“茶文化”“功夫文化”“饮食文化”同样在全世界传播，尽管短期内所呈现的是主流与边缘不平等的力量对抗，但是从长远考量，边缘与中心的文化取舍并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一味地持守边缘而放弃与主流的碰撞与对话，只能让自身的文化变得更加封闭。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深层审美心理的凝结，是历史积淀和现实交会的产物，既需要从传统中汲取必要的文化基因，也需要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不断打破稳定的文化发展模式，在碰撞与交融过程中保持文化发展的动态平衡。“中心”与“边缘”的定位并非确立了某种文化的绝对强势地位，它只是文化价值导向差异的虚拟性描述，是动态而非僵化的存在，是相对而非绝对的界定。华语电影叙事富有现代性的追求，不应以对传统的舍弃为代价，边缘叙事在强力的传统文化资源的支撑之下，同样可以建构起与中心对话的种种可能。域外的边缘化定位并不妨碍华语文化在华人社区中形成强大的影响力，他者视界中的边缘化也并不妨碍华人社群内部的中心定位。

二、“全球化”最终将要完成的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向建构

“全球化”已然从学术领域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在我们质疑和寻找应对方式的过程中，在全球学者的关注、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信息的交流和对话正在以最为“全球化”的形式得到直观的展现，各种文化输出与输入已然成为文化全球化多元的表现形态和各种可能的探索。面对复杂多元的文化表现形态，任何对全球化的理解都不能走极端。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本质上则是一个内在的充满矛盾的过程。全球化的历程既单一化，又多样化；既集中化，又分散化；既国际化，又本土化。一方面，在日趋开放的文化市场环境下，要让自己的文化真正“走出去”，除了具备对异质文化包容的心态之外，还需要让自身的文化具有开放的“全球性”的身份，为异域的他者提供一个可以消费和接受的意义和价值，满足一个族群对他者文化的想象。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族群生存中文化身份意识的诉求，我们同时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有与自身传统相关的民族文化品格，不能切断本土文化的血脉，除了“全球性”的文化表征外，还要具备“本土化”的文化身份，以此作为一个族群安身立命的根本。在电影叙事层面，恰恰是充满悖论色彩的双重文化诉求造就了华语电影人在抉择上的不同取向，成就了华语电影文本中不同的叙事策略。“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的特殊化’与‘特殊主义的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也即全球化的影响一般表现为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也曾说过：“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能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明显更新的传播技术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一些大城市的雄厚的现代化城市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4]借助现代传媒，文化得以在更广阔的空间播撒，以种群类别为归属的民族文化需要借助现代媒介，以便于消费的他者形式将自身富有特色的文化推向世界，也需要在国际化的过程中确立自身清晰可辨的族群文化属性。国际化是对本土文化现代性的积极建构与发现，而本土化则确立了国际化大趋势下差异性建构的可能。

三、“全球化”有利于华语文化拓展更广泛的空间

随着华人社群在政治、经济上融入世界的程度提高，国际地位也得到了迅猛的提升，这使得华人社群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原有的大众传媒业也将在一个新的平台上确立自身的品格和方向。很显然，在新的文化格局中，全球化令风格各异的电影文化在更广阔范围内的交流成为可能，由此带来的文化间的交往与碰撞，将会导致各民族富有多元意味和独特审美价值体验的文化传统面临新的挑战，以及得益于经济和政治上优势的主流文化势必对边缘文化产生极大的冲击。华语电影叙事同样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充满悖论的抉择。一方面，本土化获得了走向世界的可能与机会，从而奠定了本土化更为稳固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本土化面临着他者文化对自身的消解。正如有论者所言：“文化的全球化与文化的民族性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过程中，全球化在未来的一个时期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利益主体的。不可能有哪个民族、国家真正站在人类文化的立场上对文化的全球化作出公正的回应。加入文化的全球化，尽管可以吸收先进的文化来装备自己和提升自己，但其目的还是为了民族、国家在国际竞争间争取更为优越的文化地位以及拓展更大的文化空间。”[5]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一直强调不同文化各自为政的独立性，发展出了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但是我们如果以静态的观点来看待文化相对论，把彼此的文化看作是一种僵化的存在，势必要走向民粹主义的极端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也势必导致对抗全球化的积极影响的粗暴对抗。对中国文化而言，不但拥有遍布全球的社群网络，而且还有五千年历史文明的积淀，中国文化借助影像走向世界不但是华人社群对自身文化品格的进一步完善和建构，儒道合流的文化传统和多元杂糅的文化个性也势必为世界文化平添一道绚丽的风景。为了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华人社群的国际形象更需要中国文化的支撑，借助中国文化并不边缘的地位，借助电影叙事所凸显出华人知识分子对自我的认知、评价和本土化的文化定位，现代传媒输出的不仅是华人社群深层次审美内涵的文化成果，更是向世界范围内传达在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过程中应该秉有的自信、从容和大气。通过与他者电影文化的正面对垒，凸显华语电影在商业、艺术以及人文方面的优势与缺陷；通过比较放大自身文化中的弱势，过滤掉不适宜构建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因子；借助华人社群与世界不同种族、不同文化国家的交往，以文化外交不断推动政治外交和经济外交，全力塑造华人社群在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形象。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事实已经证明，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文化地震”——文化全球化，从中心到边缘，从发达地区到不发达地区，抑或反之。它几乎涉及地球上信息可以抵达的每一个角落。在文化领域，全球化既不是一个从中心到边缘给定的承诺，也不是边缘文化群体所感知的在媒体中被无限放大的威胁。在文化层面上它只是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选择，只是原有的习惯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历经了新的文化层面的碰撞，在碰撞过程中出现了裂痕，精神层面稳固的信念、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融入了更多带有异质特征的文化基因。全球化为虽在文化上具有同源性，但发展历程又有着各自特殊性的海峡两岸和港澳电影人重塑华人社群的文化身份提供了契机，在挑战无法规避的前提下，充分认识和利用挑战带来的新机遇才是华语电影真正的发展方向和策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动力给华语电影所带来的机遇无疑是一列“开往春天的列车”。这种积极、开放和多元的心态将有助于我们理性地评估好莱坞电影给华语电影叙事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与建构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行进的过程，都不是孤立完成的。都是在中国参与国际、国际影响中国的过程中互补共生的结果。中国文化固然有自己传统且优秀的基因，但孤芳自赏式的生长是不可取的，狭隘的民粹主义与激进的西方主义也不可取。合理地借鉴，深度地开掘，才能更好地催生中国文化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注释

[1]陶东风：《全球化》，《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第95页。

[2]杨龙芳：《西方全球化学术思潮的历史审视》，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200页。

[3]王宁：《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5期，第187页。

[4]王宁：《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5期，第187页。

[5]颜纯钧：《全球化和民族电影的文化资本》，《福建艺术》2004年第5期，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