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城市话剧地图
一 城市中的话剧空间
话剧，于城市来说，是文化的一个表征，它未必绝对代表着宽度，也未必绝对代表着广度，更未必绝对代表着一种深度——但是，当话剧在城市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欣赏习惯的时候，它就能够成为城市的一种仪式性姿态：
沉稳，安静，执着。
于今天来说，话剧这样的艺术门类，相比文学阅读和观看电影，自然不够便捷——她需要人们走出家门，走过市井，在各色狭长而又繁杂的市区穿行，最终通过检票、入场、找座、等待，并安静地欣赏完一场完整的表演，最终，恪守剧场礼仪，对每一个辛苦付出的工作人员报以掌声；而相比与大型网游、户外活动、密室逃脱等活动，话剧欣赏又显然不够刺激，她需要人们遵循剧场规矩，不可喧哗，不可随意走动，若是手机没有静音，还会被身边的观众所“侧目”……总而言之，话剧的欣赏，不便捷，不刺激，她充满了规范感，更充满了仪式性。
因此，在今天文化选项如此繁多的城市生活里，若是还有话剧欣赏的土壤和话剧的生长空间，那就说明，城市的人群，依然有一部分——愿意接受话剧欣赏的规范与仪式，愿意把剧场当作一个沉静的审美空间而非躁动的狂欢空间。
基于以上的观点，我认为，当话剧在城市中得以自然存在的时候，就说明，这座城市，有一种沉稳、安静而执着的姿态了。
问题是：昆明这座城市，有话剧吗？
若是在十年前，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但在今天，面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可以给出一个肯定的答复：
昆明，作为一座城市，有话剧。
相比十年前的昆明话剧演出状貌，今天的昆明，演出数量已有大大提高，演出数量的提高，与演出场馆数量的增加有极大关系，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之后，昆明的主要话剧演出场馆，由原来的4个（云南艺术学院实验剧院、昆明剧院、春城剧院、海埂会堂），增加了7个（艺术客厅、昆明市新工人文化宫、元动剧场、南强街88号、马家大院、品院、莲花池公园），而在这11个演剧空间当中，有7个是相对比较固定的话剧演出空间（云南艺术学院实验剧院、昆明剧院、春城剧院、海埂会堂、艺术客厅、昆明市新工人文化宫、元动剧场），具体的剧场配比如图1所示。
图1 昆明话剧演出场馆
除了以上专门剧院以及庭院剧场之外，还有部分高校剧场和会堂，都成为昆明话剧演出的可能性场所。
因此，2014年后的昆明话剧，在剧场空间的数量提升条件下，在昆明戏剧人持续不断的努力之下，渐趋让话剧的空间越发扩大，于是，昆明城市的话剧版图，初步形成了。
因此，翻检、整理、思考昆明城市话剧的时候到了。
二 昆明话剧的今日格局
昆明话剧，气候渐成，之所以这么说，除了演出场所的数量提升之外，演出剧目的提高也极为显著，而演出剧目的提升，就形成了昆明话剧气候日成的表层面貌（见表1）。
表1 昆明话剧表层样貌[1]
表1 昆明话剧表层样貌-续表1
通过以上的表格，从内容上看，1997年之后，昆明话剧的剧目，开始有了外来的引进与移植，如《与单身女人共渡除夕》《泥巴人》《青春禁忌游戏》《情人》等作品，皆由外来；从原创能力来看，2000年以后，昆明话剧的原创力量日益精彩，气势渐渐增强，并开始走向全国，除了囊括大奖的《小小聂耳》《打工棚》《搬家》之外，学院力量开始进入城市话剧创作的格局，如《老知青客栈》《我的西南联大》《黑白祭》等作品的出现，使得昆明城市话剧的创作力量日趋多元，审美追求也越来越多样；从创作主体来看，2013～2014年之后，昆明的城市话剧格局，则开始渐趋完整，除了院团力量、学院派力量之外，此时的昆明城市话剧，还汇入了民间独立戏剧人力量、民营剧团的力量以及校园戏剧的力量，而直到这个时候，昆明城市的话剧版图，才称得上是完整了。
1.院团话剧
首先需要我们注意的是院团的话剧创作力量。
昆明的院团话剧，原本有三支主要力量，即分别为：云南军区国防话剧团、昆明市儿童艺术剧院和云南省话剧院。在这三支院团力量中，国防话剧团因其军队特质，创作出了一大批军旅话剧作品，有如《边寨之夜》《遥远的勐垅纱》《边地夜歌》等，国防话剧团围绕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历史任务，展示的是边疆军队保家卫国的决心和昂扬向上的士气，正气浩然，气贯长虹，是云南和平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的话剧高点。但随着1980年代的军区调整，云南军区国防话剧团服从总体战略部署，一部分并入退休干部中心，一部分并入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此后，云南话剧的军旅一脉，也就渐趋衰弱了。
昆明市儿童艺术剧院，也是早期云南话剧格局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就在云南军区国防话剧团解散的同年，昆明市儿童艺术剧院（以下称“儿艺”）成立，成立之后的昆明儿艺，则在清冷的云南话剧格局中，添入了新鲜的薪火——文化相传，大抵如是，居然有些神秘的色彩，“革命自有后来人”，就在国防话剧团的退去和昆明儿艺的出现中，写下了戏剧性的一笔。昆明儿艺的前身，是具有新变精神的昆明市青年话剧团，儿艺成立之后，即有《远山红叶》《五个小景颇》《木偶奇遇记》《希望之歌》等作品，及至后来的《纳西小子》《小小聂耳》，更是成了昆明儿童剧的高峰。2006年，昆明儿艺并入昆明市民族歌舞剧院，在全国剧团的改企浪潮中，同行进退。
于是，就只剩下云南省话剧院了，一枝独秀，在国防话剧团与昆明儿艺隐没于历史之后，确乎成了云南省话在云南的写照，同时，也给云南省话剧院带来了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原本是三花聚顶的各有千秋，到如今，只剩下孤舟一叶的沧海一粟，是耶，非耶，可能都来不及评价，而只能鼓起勇气，迎头赶上了。
而云南省话剧院，也确实成了云南话剧的急先锋，在云南话剧陷入迷茫的历史阶段中，他们观星逐日，身体力行，走了弯路，也开辟出了坦途，到如今，在云南话剧的新局面中，云南省话剧院，倒是扮演了垦荒者、播种者与引领者的多重角色，筚路蓝缕，可堪不易。
根据以上分析，云南省话剧院近20年的演剧成果，可见一斑，此不赘述。但需要点明的是，目下，以云南省话剧院为代表的院团戏剧，总体说来，呈现出主流戏剧的色彩，这里的主流戏剧，表现为时代意志之主流与市民意志之主流两个方面。时代意志作用于主流戏剧，使得戏剧呈现出主旋律的色彩，如《搬家》《打工棚》《鲁甸72小时》等作品，即如此类；而市民意志作用于主流戏剧，则使得话剧作品呈现出大众市民的认同感，尤其是都市白领的减压话剧，如《钱多多嫁人》《一夫二妻》《爱情合伙人》《非情勿扰》等作品，定位于今日都市青年，针对都市青年的情感生活，进行有目的、有志向的演出，获得了良好的成效。
主流，作为院团戏剧的第一大特征，自然应有稳如磐石之效，而这，也正是云南省话剧院的自评定位与自我期许。
2.民营戏剧
民营戏剧在昆明的出现，是较为晚近的事情，但此类戏剧群落的出现，恰是云南话剧生态渐趋健全的标识——目下，在云南活跃的民营戏剧人，有紫宸轩戏剧工作室的杨洋、云南大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陈苏、“元动剧场”组织者之一的李魏及其他民营戏剧人。
所谓民营戏剧，不同于院团戏剧、军旅戏剧——不像国家院团有固定的财政拨款，民营戏剧，则完全以话剧演出为项目，资本投入以民间资本为主，并且，完全自负盈亏，因此，民营戏剧的追求，并不在于主流意志的宣传，也不在于个性、思考的表达，更不在于戏剧评奖的追逐——而在于，在城市海洋的一隅，各个民营戏剧组织，能够以戏剧的方式，获得观众的认同，得到票房的一定收入，并且，能够在城市中立住脚跟，并进一步做大、做强。
因此，民营戏剧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三点。
第一，大众审美。盈利，是民营戏剧主要的追求，因此，作品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认同，就是必要的条件了。而目下，昆明民营戏剧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即杨洋紫宸轩戏剧工作室的话剧《问心》，该作品取材古玩行旧事，依托民国风味，具有传奇性、趣味性和观赏性，符合大部分观众的文化需要，文化人可在其中看到文脉承续，普通市民可在其中看到传奇故事和民国风骨，专业人士可在其中看到空间处理、情境设定、人物关系等戏剧活动因子，是现在昆明最有潜力的一个民营话剧项目。目前，《问心》在昆明已创造了近百场的演出场次，堪称昆明民营话剧的代表性力量。
第二，投入不多。由于民间资本的有限，话剧，作为文化项目，并不能一本万利，而今日的昆明话剧市场，还处于起步期，因此，大多数的民营戏剧，都采取了比较俭省的投入方式，在舞台设计、剧场租赁、演员酬劳、剧本购买等方面，基本本着俭省的原则，以大幕文化《雀儿》、紫宸轩工作室《问心》为例，导演、编剧基本为一体，甚至在《问心》中，制作人就是导演、编剧和演员一体，而舞台布景，也基本以俭省为原则。那种动辄几十、上百万的投入，是不存在的。
第三，善于借势。由于资本有限，因此，民营戏剧人，大多善于借势，即借助其他文化项目、文化资源，来打造自己的戏剧作品，如《问心》，最初依托于昆明南强街建设的文化项目，为南强街的建设进行文化项目的造势，同时获得的是免费的演出场地——南强街88号庭院，及至2016年，又借势于云南省小剧场戏剧展演季，进一步发展口碑，目下，又将《问心》持续打造为广播剧，其后，在《问心》的基础上，还有续编的空间。此类借势，借助一个文化项目，拓展多方的生存、发展空间，极为坚韧，也充满热情。
因此，民营戏剧，是城市话剧的活泛因子，在城市的话剧氛围中，它可能不那么精致，可能也不那么华丽，但，不可或缺。
3.独立戏剧
昆明的独立戏剧，也是晚近出现的事情。目前，在昆明活动较为活跃的独立戏剧人，即为张小原戏剧工作室的张原。张原本为媒体人，因对戏剧充满热爱，故终于辞职，投入所有精力入戏剧，目下，张小原戏剧工作室的独立话剧作品有《黄泉旅店》《滇都斜阳》《遇见》《死神光临》等作品。
除了独立戏剧人张原之外，近日，昆明独立戏剧人，还有其他的零星呈现，如近日《鼠辈》，就是新面貌的呈现。这些呈现，或者是昙花一现，或者是灵光一闪，也或者是新势力的真正汇入，但至于未来如何，我们都要交给时间检验。
独立戏剧，具有独特的品格，不同于院团戏剧的主流特点，也不同于民营戏剧的营利性追求，独立戏剧的品格，就在于“独立”二字，不顺遂、不妥协、不逢迎，是独立戏剧独一无二的精神。目下，昆明的独立戏剧，还没有形成气候，而张原戏剧及其他，还处于迷茫、困顿的阶段，但不论如何，昆明的独立戏剧，已然开始起步了。
既然起步，那么，征途就在脚下，未来，应该不远。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独立戏剧人的坚持，就尤为重要了。
4.校园戏剧
昆明是一座有着校园戏剧传统的城市。
云南的校园戏剧，起步于20世纪初。中国自甲午战败，民族深受刺激，于是，积极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以学习日本如何赶超西方的经验——在这些留学生中，就有一批来自云南的学子。云南最早的校园戏剧雏形，就与这些云南留学生有关。据悉，留日期间，这些留学生办了一个叫《滇话报》的刊物，而《滇话报》中，就有了最早的校园戏文。
紧接着，随着国家历史的纵横捭阖，辛亥、护国、护法几次革命，奠定了云南的民国局面，新学堂渐渐出现，如东陆大学、昆华艺术师范专门学校等，及至抗战爆发，西南联大进入云南，更是将云南校园戏剧充实了起来。就此，本土、外来、专业、非专业，学生们共同构筑了云南校园戏剧的传统。
在这段时间里，在昆明城市的各个角落，只要是能够进行演出的地方，就有校园戏剧活跃的身影，如《雷雨》《原野》《黑地狱》《告地状》等作品，或经典搬演，或新兴尝试，或慷慨悲歌，或勇往直前，校园戏剧的精神，在青年学子身被国难的时候，恰恰彰显到了极致。
抗战胜利后，高校回迁，昆明接纳的避难人群，旦夕之间，又纷纷回归原地，这时的昆明，失去了文化人，失去了内地的高校，刚刚经历了战事警报、货币危机和白色恐怖的昆明，也就陷入了校园戏剧的失落当中。
21世纪到来之后，昆明的校园戏剧又渐渐回暖，据悉，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等高校，都有校园戏剧的身影，2015年，云南艺术学院首次参加全国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第一次在大舞台上集中展示云南校园戏剧的精神，引起了话题式的关注，同年，云南艺术学院飞翔剧社面对昆明市民，首次出场，演出的剧目是开心麻花授权剧目《夏洛特烦恼》，2016年，在首届云南省小剧场戏剧展演季中，云南校园戏剧则更全面地完成了一次集体的亮相，其中，原创剧目《逃匿》因其互动性引人瞩目，更甚的是，在这次集中的校园戏剧亮相之后，云南省首届大学生戏剧节也应运发动，就此，云南校园戏剧在城市中的空间，日益拓展。
这是一件好事情。
但值得注意的是，校园戏剧的概念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可以指在校园场所中，由学生主要创作演出的戏剧；另一方面，它指的是具有校园戏剧精神——新锐、思考、青春、奋斗的一群。前者的意义，是广义的校园戏剧之意，后者才是狭义的校园戏剧。
三 昆明城市话剧的变化
在整理了昆明城市话剧的面貌和格局之后，则应瞩目的是，在这样的格局之下，昆明话剧的变化体现在何处？
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出现了新的戏剧力量。
如我们之前所示，2014年之前，昆明城市话剧的主要创作力量，是云南省话剧院，其实，2011年之后，云南本土的话剧创作力量，已经开始渐趋松动，到了2014年后，开始出现了独立戏剧、民营戏剧和校园戏剧的本土力量，这样的变化，是可喜的。
第二，城市话剧的题材内容，涉及了新的领域。
在第一部分所整理的演出剧目表中，我们可知，2011年之前，话剧创作的主要题材，大多来自现实日常，而艺术处理，大多是对日常生活的提升；但到了2011年之后，话剧创作的题材，则扩展到新的领域，除了现实题材、历史题材等方面之外，还增添入了魔幻题材、超现实题材，并涉及了先锋、外国译作、现代寓言等多方面的领域，使得昆明城市话剧，在各个角度都呈现出别致的色彩。
第三，在昆明话剧创作中，我们还看到了不同以往的新思路。
重视观众。对观众的重视，是2011年之后至今的大范围改观。自2011年之后，以云南省话剧院为首，率先开始以艺术客厅为依托，针对昆明市的潜在话剧观众，进行了一系列的讲座活动，以培养观众，此外，云南省话剧院还针对非专业观众群，购买了一批白领减压话剧的版权，并持续进行了三届小剧场戏剧邀请展，目下，昆明市的话剧观众情状得到了极大改观；而话剧进校园的活动，也培养、吸引了一大批身在高校的潜在话剧观众，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潜在的话剧观众，最终如戏剧人张原一样，从观众变成了未来的、充满诚意的从业者，也未可知。
重视市场。对话剧市场的重视，其实是从中国话剧失去市场的时候开始的。从1980年代的戏剧危机，到1990年代的商业化中国，中国对“市场”二字，从讳莫如深，走向了主动追求，不仅关注商品市场，同样关注到文化市场。在整个时代浪潮的变化中，昆明的城市话剧，也身在其中。对市场的重视，首先带来的自然是创演主体的“有的放矢”——作品的受众群如何？作品是否能够贴合今日观众的审美文化需要？若是观众不喜欢，则会出现灵活的调整机制，而在这样的驱动下，昆明的城市文化，也日益繁复多样，这应属一座城市的精彩。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应保持警醒，那就是：市场的调控功能，所依据的标准并不是艺术价值，而是资本价值，因此，在一定情况下，市场的自行流动，也有可能带来一定的反效果。
重视新类型。随着时代发展，今日昆明的戏剧观念，也渐趋先进，而先进的表现在于，今日昆明的话剧空间，容量得到大大提升，除了传统的话剧之外，先锋实验作品、肢体戏剧作品、本土或外来，混搭或越界，都在昆明的城市话剧空间中恣意生长着，今日气象，也许还处于萌芽状态，也许还存在不少故作姿态的样貌，但只要有这类作品的空间，就一定有未来走向大观的一天。此外，应用戏剧的出现，也是昆明城市话剧容量扩大的表现，据悉，目下，针对普通人群以及特殊人群的应用戏剧，都有一定的市场和认同度，从2011年至今，有针对不同阶段的幼儿及少年、高校学生以及特殊行业人群的应用戏剧训练，取得良好成效，这是可喜的。
出现以上现象，究其原因，大略有如下两点所示。
首先，作为一座城市，昆明的学习能力和接受胃口，是极为强大的。云南省自古即是多民族地区，因为，文化资源极为丰富，而在历史上，又经历过多次大规模人口内迁，在历史轨迹中，渐渐成就了云南人善于接纳、友好热情的地域性格，而这样的地域性格，同样体现在对文化的吸收和认同感方面——如对不同民族、宗教文化的认同与尊重、西南联大时期对西化、洋派作风的认同与接受等。直到今天，云南性格中的主动接纳方面，依然是昆明这座城市的性格，因此，面对新事物，昆明是会主动学习的，也许未必能在短期内掰开揉碎地消化，但友好而谦逊的姿态，是文化新陈代谢的重要基础，也是未来开拓的有力保证。
其次，近些年，国家话剧市场的回温，形成了当下话剧及其他文化品种发展的大环境，昆明虽地处西南，但于市场的环境当中，并未游离，以云南省话剧院为代表，积极引入制作人制，引进北京上海等地的戏剧演出，积极培养城市的票房氛围——只看今日，昆明的话剧市场中，格局、类型、模式，与国家话剧的总体格局图谱，是一致的；国家话剧市场的回温，带动了各地话剧市场的回热，这也是目下昆明城市话剧新面貌的一个原因。
城市的性格、国家的大势，自然是昆明话剧市场新变的重要原因，但要注意的是，外在的原因是助推，昆明文化人、戏剧人的不懈努力，才是昆明城市话剧图谱得以渐渐铺开、最终蔚为大观的保证。在话剧图景最为低落的时候，在昆明经历过国防话剧团建制撤销、其他剧院团在时代浪潮中改企转制的阵痛和不适期，是昆明的戏剧人坚持对话剧的未来培土育林，对他们来说，坚守住戏剧的土壤，就是文化守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成功的未来是话剧的新变，而失败的结果，是城市话剧的渐趋消亡。今天，前赴后继的昆明戏剧人守住了阵地，在这场战役当中，确乎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历史还在行进，战斗依然在继续，未来的希望，在于我们自己对话剧的信心和坚持。
我相信，人们可以做到。
四 城市中的文化亮点
那么，在昆明城市话剧近几年渐趋拓宽、活水渐开的行进轨迹中，阶段性胜利的表征在何处？
优秀个案的异军突起，是话剧实践的胜利表征。
个案一：话剧《问心》
作为一部商业话剧，《问心》的独特性，体现在三点。
第一，庭院空间的运用。从演出空间来看，演出区主要有两块，第一块，就是上文中所提到的天井空地；第二块，是依建筑自身所开辟出的其他空间，如面对建筑出口大门的一小段走廊，此走廊布置为一面中堂；中堂后有两个房间，中有灯光铺设，用以部分演员的上下场；此外，二楼空间亦有走廊，此为闺阁家门进出走道，也可有剧中人凭栏表演；楼梯是观众进出的场所，也是剧中人上下的场所……这是一个完全立体、多维、丰富并且可以共享的空间，其间才思，可堪玩味。
第二，艺术水准的稳健。目下，昆明的本土话剧制作、演出，数量已然越来越多，市场不但是回热——甚至是走向了热闹；但在这热闹当中，有多少是捧场，又有多少是泡沫？鉴别的标准在于艺术水准的高低。《问心》，在目下昆明城市话剧的总体版图上，是比较成功的一部，从编剧技法来看，将古玩世家的前尘往事编织在规定情境中，选取了抗战时期作为剧情时间，将古玩街作为剧情空间，人来人往，人物关系万缕千丝，而其中涉及民族危亡的历史潮流，前仆后继的浪逐奔涌，更使得这部作品呈现出厚实的质感，在当下昆明的城市空间，能够上演几十场依然座无虚席，甚而开发出衍生文化产品，获得巨大效益，不能不说，这与其艺术水准之稳健有极大关系。
第三，大众审美的定位。《问心》的成功，也与大众审美之准确定位有关。《问心》以传奇与历史为主导，将民国风貌还原，又贯穿着文化立心的主流价值观——这明显与大众的审美和价值观念相接，因此，《问心》不以“先锋”为帽子，也不以“大投入”为噱头，但却因其与大众视点的一致与统一，获得了巨大成功。
因此，在民间戏剧方面，《问心》是一个成功的个案。
个案二：《护国忠魂》
如果说，在城市的话剧版图中，昆明《问心》是民间戏剧的代表个案，那么，涉及主流院团戏剧，个案就多了起来。斟酌之下，我选取了《护国忠魂》作为个案。
之所以选择《护国忠魂》，而没有选择2014年的《鲁甸72小时》，是因为后者具有一定的应景性和时效性，而前者因其历史题材和价值容量，更能说明主流院团戏剧艺术的特点和职责，加之，在《护国忠魂》的渐趋成型完善的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到的是，国家院团在国家、地区文化建设当中，坚韧厚实的力量。
《护国忠魂》原名《大国忠魂》，从2015年至2016年，演出版本共计三个，三个版本的共性是：围绕以蔡锷为首的滇军，塑造历史中的人物形象，将云南从重九起义到护法运动的整段历史烽烟作为表达对象，主题立意在于表现，云南滇军、蔡锷都督的英雄形象。
由于历史太过漫长，而内容又太过庞杂，无论是《大国忠魂》，还是《护国忠魂》，都有其再度打磨的空间，但在这三个版本的更替中，应该肯定的是，剧情线索与作品内涵渐渐开始清晰，人物的血肉也渐趋丰满，若按照现在的势头继续行进，第四版、第五版，应该会越来越好。
就此，可以看到主流院团作品的两点特性。
首先，重视国家意志。国家院团一方面是艺术院团；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建设的文化军队，文化的建设，应与国家意志相统一，彰显正能量与主流价值观，方能稳定国脉，立人立心。《护国忠魂》选择云南起义作为历史背景，正是注意到，在历史的行进过程中，云南作为中华大地的一部分，为国家之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当下将文心文脉强力续接，正应国家院团的职责。
其次，能够获得各个层面的大力支持。《护国忠魂》，自首演以来，三易其稿，其中的精力投入，极为艰巨，而每一次修改过程中，积极筹备会议，听取各方意见，参加各色展演，获得各种支持——一面是听取意见；另一面，也因为有政策层面的支持，才有这样的能力（经济、联络、平台）来一次次修改——这样的优势，是民间戏剧、校园戏剧、独立戏剧等城市话剧群落不能比肩的，因此，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国家院团的主流戏剧，在各个方面，都应成为城市话剧的引领者与风向标。
个案三：《尾生与丘》《11站台》
作为校园戏剧，《尾生与丘》和《11站台》，应是值得注意的两部。
两部都属于学生原创作品，其创作主体，都来自云南艺术学院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团队，其中，《尾生与丘》的剧本，由云南艺术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子方创作，导演是来自云南艺术学院2014级研究生高敏，主要演员也都来自云南艺术学院各个不同年级，包括表演、导演、戏剧文学、舞美等各个专业的学生。《11站台》，则由云南艺术学院2011级戏剧文学班集体创作，指导老师为云南艺术学院戏文系教师杨军，而其舞美、演员、剧务、舞台监督，全由班级学生构成。
2015年，《尾生与丘》参加该年度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因其内容和表现方式的独特，吸引了北京观众的注意力，从内容方面，以儒学为文化背景，以文化猜想为情境构成的契机，以孔子与尾生的观念论争为主要脉络，以尾生奇遇为主要情节，使得整部作品别具一格，并具有思辨的文化高度：面对人生苦难，人们要么转而他顾，避世逃离，要么油滑作恶，累加罪恶，要么逆来顺受，生如蝼蚁，但更坚韧的，确是直面人生，以微薄之力，润泽人心——而人在生时的意义，就注定了生命的分量和价值，这部话剧试图传达出生死的命题和对人类的思考，就此而言，智慧之光，是可见的。
此外，由于校园演剧的贫困与经费的有限，《尾生与丘》的整部呈现，都以精简而质朴的麻绳作为统一风格，服装也选择麻衣，鞋履也选择麻鞋，同时，以灵活的人表演替代繁复的物造型，极大发挥了创演者的创造性。
《11站台》，由十多个片段共同构筑出一个神奇的站台空间，铁轨接通着心灵与心灵、时间与空间，一个个故事展示的是现实、想象、过去、现在、未来的种种悲欢离合，中间的瑰丽想象、浪漫情思，令人感动。演出之后，获得了观众与评委的一致好评，并获得了该届戏剧节优秀剧目奖和最佳演出奖的优异成绩。
值得注意的是，今日，校园戏剧虽然在中国星火燎原，但根据一些省份的校园戏剧调查，大部分人群对于校园戏剧的理解，仍然不那么准确，表现在实践方面，仍然停留在小品模仿创作、经典作品还原等方面，而在自主性方面，由于经济限制和学生群体的流动性，大多处于被动地位。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人们对校园戏剧的定义依然模糊。真正拥有校园戏剧精神的戏剧，基本不依赖学校经费，不是学院团委的附庸，不是学生小打小闹的礼堂，而是在其戏剧作品中，充分展示学生的思考、桀骜的性格、独行的气质和才华的灵光，因此，《尾生与丘》与《11站台》两部作品在2015年的演出与出征，正是云南校园戏剧的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宣言：身处院校，但胸中藏丘壑，身居边关，但文心能续传。
阶段性胜利的另外表征，还在于评论力量的丰富与充实。
在传统的媒介时代，针对戏剧作品的评论力量，除了人们口耳相传的观点交流之外，传播性强而又具权威性的，则为杂志评论；杂志评论的写作者中，不乏才华横溢而又学识渊博的评论家，但随着近年学术弊病的出现，杂志评论，愈加成为为创演者刻意立碑宣传的自留地，其中，要么是羔雁之具，要么是吹捧之风，翻开杂志，真实的观众心声，则越来越难看到了。
而到了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介就不再是唯一的评论阵地，APP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而网络传媒的出现，更是使得文字公开的权利得到下放——于是，人人都是评论者的时代到来了。
在这个时代中，就出现了一批新的评论力量：公众平台上的专业评论。
此类评论，一方面，依然包含着传统期刊阵地的类型，即期刊阵地开辟网络平台，将评论置于网络世界，这极大地克服了杂志时效性低、出刊周期长的弊病，有一定的好处；另一方面，新锐力量，借助新媒体的力量，迅速成为网络评论的主力军，文字更加直接，观点也更明朗，如豆瓣评论，即为此类。
于是，今日云南的话剧演出格局中，杂志评论与网络评论共生，任何演出之后，人们都能够通过APP或者纸质媒介，看到观众的真实反馈，其中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这些反馈能够更迅捷地被创演主体捕捉，并对创作演出的进一步完善，有极大帮助。
这就是新媒体时代的评论力量，这种力量的出现，极大地充实了当下的评论话语系统，是可喜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体的迅捷与便利，一方面带来的是评论话语的丰富，但另一方面，也容易陷入众语欢喧的乱弹——这就需要人们对新媒体时代的网络评论细加辨别，究竟何种话语包含评论精神，而何种话语是应景宣传，应心中有数。
正因评论话语权利扩散的双刃剑效果，目下，昆明城市话剧的总体样貌，还处于一个阶段性胜利的地位；因此，我们更应警醒，当下阶段性胜利的基础上，依然存在的隐患——生于忧患，积极思考，只有如此在未来的历史行进当中，昆明城市的话剧力量才能够成为一个刻度，昭示着一座城市文化高度、深度、广度的坐标。
五 车水马龙中的隐患
根据当下昆明城市话剧的样貌，市场是热的，但未必能够长盛不衰，演出是多的，但未必能够出现立得住脚跟的保留剧目，若是沉浸在当下的美好图景中，可能不久的将来，“戏剧危机”的论调还会再度出现，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昆明的城市话剧，存在着些许隐患。
从表征来看，昆明当下的话剧演出图景中，表现扎实稳健的作品，并不多，而民间戏剧、独立戏剧的领域中，弥漫着一股浮躁的情绪，这种情绪的蔓延，很可能导致话剧作品图景中的鱼目混珠。
2016年，昆明以佴家湾中的一个名为“元动剧场”的演剧空间作为基地，发起了一次名为“剧变昆明”的系列活动，在这场活动中，主办方号称，将彻底改变昆明的城市演剧空气，在持续一年的活动时间里，要在昆明完成180场戏剧以及相关演出。
这是一个大目标。
但从实际的成效看，持续至今，“剧变昆明”实则有限——且不说180场演出是否能够如数如约完成，就从目下演出的若干剧目来说，如《天崩地裂》《黄泉客栈》《任菲尔德的葬礼》，由于作品总体趋向都比较晦涩，社会影响相对有限，加之“剧变昆明”的演剧空间较为偏远，周边设施难以配套，更使得“剧变”的范围无法辐射到整个城市，而只能在佴家湾的某几条街道上有一些动静。
除此之外，“剧变昆明”的实际目标，也不免让人疑惑——究竟是要让昆明的戏剧生态更加完整，培养更多的戏剧观众，还是要追求话剧发展的独立空间？或者，是追求票房的收入和商业的价值？
解决不清楚这个问题，目标就会陷入混乱，就会显得浮躁而着力不均，选择剧目的眼光，也会缺乏固定的标准，而陷入鱼目混珠——而这，就直接带来的是第二个隐患，即进一步失去观众。
对于戏剧人来说，失去观众是可怕的，1980年代的“戏剧危机”，至今都是戏剧人心头耿耿于怀的关口——目下，昆明的城市话剧之所以回温，也是因为观众数量的增多和总体质量的提升，在这其中，与云南省话剧院的有的放矢、《问心》此类符合大众口味的剧目创作、各大演艺公司的其他剧目引进努力有关，面对昆明曾经的“观众缺席”，各方合力，八面来风，终于让观众对昆明的话剧有了信心，于是，走入剧场的人群越来越多。
市场渐趋形成，城市话剧格局也渐趋形成，却出现了鱼目混珠的浮躁情绪——也正因此，据悉，一夜之间，由于观念不同，“元动剧场”与“剧变昆明”分道扬镳，独立表达的执拗精神与抢占市场的商业驱动难以兼容——观众之势还未聚合，裂缝已然出现，这不能不让人慨叹。
但我并不认为，“元动剧场”与“剧变昆明”的分裂，会成为昆明城市话剧的一次分裂，因为在昆明这座城市中，“剧变昆明”系列活动，尽管时长与数量在计划上极为大胆，但由于其“特立独行”的自我表达姿态，未必能撼动一座城市的主流文化，剑走偏锋的奇招并不稳妥，刻意先锋的表达未必深刻，因此，无论是“元动剧场”时代，还是“剧变昆明”时代，若按此类方向行进，佴家湾依然是城市话剧版图中，身处边缘的一支，构不成主流，甚至，能不能有长远的未来，都需画一个问号。
但“剧变昆明”的分裂事件，无疑可以带给我们一个思考，那就是：昆明城市话剧，需要进一步固化应有的格局，而这个格局的理想状态是：以云南省话剧院为支柱，辅之以学院派团队的支撑，此外，民营戏剧应热闹而通俗，加之校园戏剧之热情力量，以及独立戏剧的自主表达——总体格局如此，才能让昆明城市话剧的格局日益稳固，而城市的文化风景，也会因此而更加精彩。
同时，在总体的格局框定下，各支戏剧文化力量，也应清晰明了自己的处境与定位，是营利还是表达，是艺术还是功利——定位明晰，处境清楚，才不会顾此失彼，无功无用。
于是，昆明，作为一座城市，要让话剧文化走向“沉稳、安静、沉着”的姿态，还需走更长的路——城市中充满人群，人群可以形成市场，但又因为城市实在太过繁华，繁花似锦处，又容易乱花渐欲迷人眼，因此，车水马龙孕育希望，也潜藏隐患——自然是长路漫漫的，但无论长路是否漫漫，我们正在路上，这才更加重要。
[1]作者根据资料整理了近20年的昆明演出状貌，以便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