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话剧院：亮点与责任

只要是在云南的戏剧界人士，基本会人手一本册子，叫《舞台·人生——云南省话剧院55周年记》（以下简称《舞台·人生》）。这本册子，很厚，很重，不管我把它藏在我书架的哪个角落，都能一下子找到它。从这本册子开始，来谈谈云南省话剧院，是有意思的。

《舞台·人生》这本册子，讲述的是云南省话剧院从1956年建团到2011年间的一段历程，至于什么时候拿到这本出版物，我记得不太清了，但是，我心里清楚的是，自这本出版物出版之后，云南省话剧院，走上了一条新的路子。

一方面，是转制使单纯的话剧院变成了有限责任公司；另一方面，是在戏剧定位上更加多元，既有对主旋律院团的节庆作品的坚持，也关注到了都市减压类的市场受众，在院团的运营上，也更加接近市场，接近年轻观众，这是焕然一新的地方。

所以，《舞台·人生》，不是一个巧合，而是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是云南省话剧院对过去的一次回望，对未来的一次思索；想想过去是怎样的，再想想未来应该如何开拓——所以，《舞台·人生》，应该是云南省话剧院的一个界碑，往前是过去，往后，是新生；这没什么不能接受的，过去不是腐朽，而是基础，新生不是终点，也会成为过去——这就好像中国集大成的明清之后，必然有文化的新生一样——当然，国家实在太大，新陈代谢自然是要慢些的，但一个剧团就不一样，一个国家要花上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彻底完成细胞的代谢，但剧团，只需要花上两三年，就能完全做到了。

因此，即便到了2015年，只是两三年的时间，云南省话剧院的新生，已然开启。目下，不妨就从云南省话剧院2011年后的几个亮点来谈一谈吧——

一 身为国家院团的责任

亮点一：主旋律话剧之《鲁甸72小时》

这部作品的首演时间是2014年11月，其时，鲁甸地震过后并不太久。我们一行人依然是长途跋涉，来到剧院观看演出。剧院是云南艺术学院实验剧场，剧场无可挑剔，纵深很深，声音效果也很棒，整个硬件毫无问题。作品主要表现的是，一个女大学生村官，在鲁甸遭遇地震，地震过后，带领劫后余生的村民们，在绝境中完成了自救的故事。舞台的主体是一个巨大的转台，随着剧情的发展，转台会发挥该有的作用，比如换场、抒情、山重水复、救死扶伤……

看完演出第二天，是我生日，嗯，那天，我约了师弟师妹师姐师兄以及老师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老师问我们，昨天晚上的演出怎么样？

大家笑而含混作答。

老师显得有点不满意，非要一个个追问。

依然语焉不详。

终于到小师妹，师妹说：我喜欢那个舞美。

……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都成了我们的笑谈。

今天想来，也许是年轻的学生们，对宏大题材会本能地有所排斥吧。其实，《鲁甸72小时》，与以往的主旋律话剧是不一样的。

首先，选材上，没有选取宏大主题，不是那些少数人面对的问题，选取的是地震当中，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自救。这与那些关注国家干部如何如何力排众议，反腐倡廉的戏剧类型不一样——自救，是每一个人的事情，在地震中，每个人都是主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境，而在这个处境当中，每个人的行动，都有很强的推动力，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求生——这样的选材，更加贴近“每个人”，而不是“少数人”。

其次，人物设置上，更多关注到小人物，尤其是小人物的成长。在这部剧中，每一个人都是我们身边的人物，村口的老李，村上的小孩子，隔壁家的王大妈……单纯的、粗鲁的、市侩的、善良的……其实，我们无法估量一个普通人的潜力，也许那个普通的看似猥琐的大叔，到了危急时刻，可以成为与歹徒搏斗的英雄——无数的天灾人祸当中，我们看到普通人创造的奇迹，是什么力量，让这些普通的人，在绝境中变成英雄呢？其时，反观历史，很多时候，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发挥出重要作用，肩扛住历史闸门的，往往不是那些达官显贵，而是被激发潜力的普通人。从平凡，到伟大，这期间，看似离奇，其实真切。

最后，在个体与国家的意志之间，建立了血脉相连、声气相通的联系。主旋律的作品，并不是简单地呼喊口号，更重要的是，找到生命个体与国家意志之间的契合点，只要把这个契合点找到，生命个体的声音，也就是国家的声音，就好像初唐的边塞诗人群体，他们的声音，就是国家征伐天下的号角，也好像盛唐之后的杜甫，他的悲歌呼号，也是整个国家的悲歌呼号。因此，个体与国家，并不是对立——而恰恰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怎样在戏剧事件中找到两者的契合点，是需要下功夫的，《鲁甸72小时》，在这里面，做得不错，在同类型的救灾作品中，也是别致的。

但在这里描述《鲁甸72小时》，还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作品的认知，我是想，借这个作品，传达一个意思，那就是：国家院团，要有国家院团的责任。

责任，要从云南省话剧院的起点开始说起。云南省话剧院，建立的年份是1956年。这个年份并不简单。

不仅仅是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双百方针”。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一下云南省各大院团的建立年份：1956年，组云南省歌舞团；1956年，建云南省话剧团；1960年，建云南省滇剧院；1960年云南省京剧院建团。在这短短的几年间，云南省的几大艺术院团纷纷建立，并且，规定了云南省的艺术演艺格局。

这些院团的建立，不仅仅是某几个院团的个体行为，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省文化建设的整体规划——甚至再放大了说，这是整个共和国初期的文化缩影；以小见大、小中见大——实际上，建团与新中国之间，存在着彼此同构的互文关系。

所以，所有的国家院团的建立、发展，都和国家的建设、发展保持着同样的步调，这是国家建构的一部分。因此，国家院团，在一个国家的建设行进发展中，有自己的责任，那就是，对国家负责。

所以，当汶川地震爆发后，中国国家话剧院立刻火速排练演出了话剧《坚守》，鲁甸地震之后，云南省话剧院积极投入演出了《鲁甸72小时》——这绝不是应景，而是每个院团，甚至是公民，对国家的责任。

二 身为戏剧团体的责任

亮点二：培养昆明观众之各色讲座活动

2012年之后，“艺术客厅”进入我们的视野。以“艺术客厅”为主要场地，云南省话剧院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首先是讲座活动。

讲座活动，借座昆明的艺术客厅，邀请全国知名专家，面向社会层面进行戏剧讲座——既然是讲座，那么，在内容方面，就能够很直接地跟大众关心的问题相勾连，而讲座这种形式，也是最直接地启蒙观众、培养观众的课堂模式，就我在场的几次讲座来看，参加讲座的群体已经比较多元，包括了大学生、中学生、文化工作者、部队文艺工作者、教育界人士以及公务员等社会层次，甚至还发现有偶尔经过被吸引进来的路人——就这样，一点点慢慢拓展，细细开发，原有的观众基础会更加稳固，同时，也会进一步扩充、培养观众群体，这是有好处的。

接下来是演出活动。与艺术客厅的讲座活动相配套，云南省话剧院近两年，排演了为数不少的“白领戏剧”或“减压戏剧”，如《假如我不是我》《拯救大兵友友》《www.com》《非情勿扰》《钱多多嫁人记》……这类戏剧，不生涩，年轻化，吸引人——特别是，能够争取到一些为数不少的接触戏剧不多的观众，如果他们接触这类都市轻喜剧之后，业余时间——也愿意把看戏当作跟看电影并列的选择，那么，这就争取到了昆明的青年戏剧观众；而从效果来看，还是不错的。

亮点三：小剧场戏剧邀请展

云南小剧场戏剧邀请展，从2014年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小剧场剧目邀请展。从2014年邀请的《顶针儿》《疯狂的谎言》《皆大欢喜》《悍·爱》等作品，到2015年邀请的《你好，疯子》《庄先生》《求偶》《我的祖宗十八代》《拜金一族》《枕头人》等作品，规模更大，层次更多，类型更丰富，指向更多元，声势也越来越大。

在第二次邀请展中，我欣喜地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昆明的观众水准，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还是在6月份的时候，英国TNT剧院在昆明演出《哈姆雷特》，昆明的观众表现，极为糟糕——中学生把演出当作英文教科书，一边观看，一边学习口语；中年妇女带着小孩坐在第一排，一边吃薯条，一边看演出；演出现场并不安静，时有手机作响，然后有人站出来打电话……总之，那一次的《哈姆雷特》，让我对昆明观众的水准跌入历史低谷。不独如此，早在昆明召开第五届华文戏剧节的时候，也是邀请了诸多国内顶级戏剧来到昆明演出，其中，除了云南艺术学院的师生作品外，还包括来自中国国家话剧院的《青春禁忌游戏》《死亡与少女》，广州市话剧院的《白门柳》，香港话剧团的《金池塘》等作品，但在演出时候，昆明的观众依然表现出了极大的“不专业”，抱小孩的、开场半个小时还到处找座位的、打电话的……让当时的主办方暗自汗颜多年。

但在2015年的小剧场戏剧展演中，我惊喜地发现，昆明的观众表现，与以往的劣迹完全不同。在这一次邀请展中，与以往不同，出现了一些普通观众觉得沉闷的作品，代表作品就是《庄先生》。但是，在观看演出的体验里，我感觉到剧场空间——居然是安静的。在那一刻，我为昆明的观众感到自豪，因为，高级的观众，不仅仅只是表现出演后的热烈，更多的，表现在观剧时刻对剧场的尊重。也许，这次邀请展的观众群相对固定，大多数来自戏剧从业人员、知识分子和各高校的学生——但我相信，只要保持着这个趋势，继续往前走，昆明的观众水准，一定会在整体层面，得到极大的提高。

以上两个亮点，是云南省话剧院针对目下昆明观众市场，做出的行动。将这两个亮点罗列，意在突出——戏剧团体的责任。

戏剧的团体，有没有责任呢？

绝对有。

中国当代的话剧低谷，从1980年代开始，到了1990年代，开始复苏，但是，复苏的主要重镇，还是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国际都市——其他全国各大省会的话剧市场，依然不那么令人满意。

在这样的背景下，话剧和观众之间，似乎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沟壑，如何去搭建桥梁、填平沟壑，多年以来，是全国各大戏剧团体共同面对的课题，同时，也是共同的责任。

解决课题的方式有过很多。

曾经有这么一种方式——尽可能地吸引观众。既然戏剧有了危机，危机的表现，又是观众的不买账，那么，就想办法让观众买账吧！于是，不可避免，舞台上开始出现了“宽衣解带”“情色勾引”等噱头，这种噱头，到今天也仍未消失，《青蛇》之青蛇盘踞男僧、僧人破戒取乐、男女各色交欢，即是这种噱头的延续，而《甄嬛传》《盗墓笔记》这一类抱着固定死忠粉的作品，也是以原作作为基础的再度消费，算不得真正的戏剧作品。这一类作品，尽管在短期内，靠着吸引人眼球的信息，吸引了不少上座率，但是，观众在这里的上座——并不是为了戏剧艺术，而是为了某种噱头，借助吸引眼球的噱头，表面上吸引了观众，但实际上，却丢掉了艺术的本体；反而，让死忠粉对话剧这样的形式失去信息，最终起到反效果。

另外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地双向改变——先调整自身，再改变观众。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非一时之功，但是，只要坚持做下去，就一定会取得成效。云南省话剧院在2012年之后，迅速转型，一路风风火火往前走，到现在，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效。在包括云南省话剧院在内的整个云南戏剧团体的努力下（演艺公司、独立戏剧、校园戏剧、国家院团），目前，云南省的话剧市场正在复苏，观众群越来越多，戏剧形态也越来越丰富，戏剧的主创团队同时也越来越年轻——这样的趋势会越来越好，相比靠博人眼球来吸引观众的戏剧活动，此为正路，而非旁门。

这才是值得赞许的。

当然，除了以上亮点之外，云南省话剧院还积极与校园合作，一方面是戏剧作品进校园；另一方面是积极招募校园志愿者。一方面扩大影响力；另一方面，也积极培养了未来的戏剧储备军。这是非常好的活动亮点，只是，这类的活动还是不够多，覆盖面不够广，希望接下来，可以跟校园搭建更多的桥梁，如组织云南校园观剧团，吸引学生参观话剧排练场等活动，加强与校园的紧密联系——在这样的趋势下，云南省话剧院，自然越来越好。

回到开头，我们说到，《舞台·人生》，是云南省话剧院历史的一个界碑，以上文字，只是说到了《舞台·人生》后这两三年的亮点，那么，这个界碑之前的基础又是如何？

不妨推荐一本书：《云南当代话剧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作者：吴卫民、王佳磊。

该书把包括云南省话剧院在内的云南话剧历史梳理了一遍，从各个方面考量云南省当代话剧发展，有系统，有局部，文风晓畅，甚至才思飞扬，时间跨度从1950年开始，一直讲述到2012年，正好把《舞台·人生》之前的那个阶段说尽写完。

若是还有兴趣，把历史往前追溯，则有《云南现代话剧运动史论稿》，云南大学出版社，作者吴戈。从1930年代起步的云南话剧开始，一直延续到1950年——这就把云南话剧百年都给连上了。

所以，写到这里，还是感慨，云南话剧的历史，说长不长，但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保留着这段历史的神经末梢——百川入海，话剧的未来，可不就在我们身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