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广州与西洋钟表贸易

明末以来，广州一直是西洋钟表的贸易基地。据萧令裕撰《粤东市舶论》称：“往夷货之来，有税，有钞，有进口、出口之规，有分头匹头之算，箱包漆木，动辄规例之收，呢羽、钟表咸入彤廷之贡，此取之在上者也……国家富有四海，并非需此税银，与其以茶叶、大黄易呢羽、钟表无用之物，不如助筹得足食，利赖闾阎。”[14]

将西洋钟表作为商品首次输入中国的人，应该是葡萄牙商人。早在16世纪，葡萄牙商人在参加“广州交易会”时，曾携带钟表来广州销售：

葡萄牙人携来中国出售的货物如下：最畅销、最大量，利润最高，最保险的是八雷阿尔银元。在中国价值5个多托斯滕（toestões）。他们并非只喜欢这种银子，什么银子都要。分成小块，然后按照他们的方式花用，对此前有所述。葡萄牙人贩来葡萄酒，有葡萄牙的，也有印度的。还有深受欢迎的机械油。中国绝对没有，也不会生产的天鹅绒和红呢……有许多绵羊和羊毛。还有镜子，象牙及各色水晶及玻璃饰物。自鸣钟及此类的奇货最受青睐。[15]

徐萨斯（Carlos Augosto Montalto de Jesus）著《历史上的澳门》记载了明代后期广州交易会上葡商输入的商品：“一支王家舰队每年从里斯本起航，通常满载着羊毛织品、大红布料、水晶和玻璃制品，英国制造的时钟，佛兰得造的产品，还有葡萄牙出产的酒。”[16]

虽然西洋钟表已经成为广州外贸中的一种商品，但可能由于其昂贵的价格，到清乾隆之前，还没有成为主要的商品。据李侍尧、尤拔世编定的《乾隆二十四年粤海关征收各项归公银两更定则例》载，该年以前被列入洋货的商品为琐鞋喇羽缎、羽缎、哔叽缎、小绒、番斜绒、洋席、洋布、洋花被面、洋酒、洋手帕、翠鸟毛、孔雀尾、洋棉花等，[17]未列自鸣钟，可见在此之前，钟表还不是广州外贸中的主要商品。但从康熙为了满足其个人对西洋钟表的好奇心，从各种渠道收集了大量的高档西洋钟表来看，当时西洋钟表贸易规模应该不小。康熙收藏的西洋钟表数量之多，品质之高，曾让俄国公使感到吃惊。据参观过康熙藏品的马国贤（Matteo Ripa）记载：

一天，我奉命给俄公使和他的一些随员展示一下陛下的钟表收藏。一踏进房间，这么多数量和品种的钟表展示在他的目前。他开始怀疑这些东西是赝品，我请他亲手拿几件看看。他照办后，吃惊地发现，它们都是极品。当我告诉他，现在看到的所有钟表都是准备拿来送礼的，陛下拥有的钟表数量远不止这些时，他更是惊讶不已。[18]

这些名贵的西洋钟表其中有许多应该是从广州市场上购买的。外国商船亦将其载至澳门，在广州市场上销售。康熙五十五年（1716）八月初十日，广东巡抚杨琳奏称：“今七月内，又到英吉利洋舡一只，所载系黑铅、紫檀、棉花……自鸣钟、小玻璃器皿、玻璃镜、丁香、降香等项货物。”[19]

到了乾隆时期，在广州外贸活动中，钟表贸易越来越重要，进入中国的西洋钟表也越来越多。中国大量进口西洋钟表的原因，主要是清政府的大力提倡。由于此时清朝国力达到鼎盛，西洋钟表在乾隆朝是进口最多的时候。白乐嘉称：“乾隆皇帝对钟表表现得更为热情，因为他下令每年订购价值高达3万两到6万两（12000—25000英镑）的顶级钟表。这样，到十八世纪中叶，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伦敦购买价值2万英镑或更多的钟表带往广州。”[20]据来华访问的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称：乾隆皇帝“拥有价值至少两百万英国货币的各式玩具、珠宝、玻璃制品、音乐自动机，还有多种多样的装置，像显微镜、钟、表等等，都是伦敦制造的”[21]。

此外，乾隆喜爱从欧洲进口的西洋钟表，认为质量更好，并肯为此花大价钱。如在乾隆十四年二月五日曾传谕两广总督硕色：“从前进过钟表、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进钟表、洋漆器皿、金银丝缎、毡毯等件，务要是洋做者方可。”[22]而对采办的钟表要求亦非常苛刻，并对不能将头等钟表进贡的官员进行处罚。[23]因此，各地采办官员都不敢掉以轻心，竭力搜罗奇钟异表，以满足乾隆帝的欲望。

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皇帝有钟表嗜好，必然引起中国上层社会的效仿，在上层社会中掀起了一股“自鸣钟热”。据昭梿撰《啸亭杂录》载：“近日泰西氏所造……制造奇邪，来自粤东，士大夫争购，家置一座，以为玩具，纯皇帝（即乾隆）恶其淫巧，尝禁其入贡，然未能禁绝也。”[24]正如1793—1794年来华的马戛尔尼所说：“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总无法否认和抵抗舒适方便的实际感觉。如同钟表和布匹一样，将来英国马车也将在中国是一大宗商品。”

而且西洋钟表亦从奢侈品转为实用品。这是从清初就开始的。顺治皇帝就已经以钟表计时了。雍正八年（1730）成书的《庭训格言》记录：“明朝末年，西洋人始至中国，作验时之日晷。初制一二时，明朝皇帝目以为宝而珍重之。顺治十年间，世祖皇帝得一小自鸣钟以验时刻，不离左右。”[25]康熙皇帝每日亦用自鸣钟计时安排自己的时间。康熙五十年，他作《咏自鸣钟》一首：“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轮行随刻转，表指按分移。绛帻休催晓，金钟预报时。清晨勤政务，数问奏章迟。”[26]清人沈初称：“诸臣趋值，各配表于带，以验咎刻。于文襄相国，于上晚膳前，应交奏片，必置表砚侧，视以起草，虑迟说也。”[27]

到乾隆朝，自鸣钟已经由稀罕的舶来品变得不稀罕了，使用者已经从达官贵人普及奴仆下人。清赵翼称：“傅文忠公家所在有钟表，甚至傔从无不各悬一表于身。”[28]清丁柔克则说：“今则商贾、奴隶，无不有表，且有多者。”[29]

中国社会对西洋钟表的大量需求与进口，促进了广州钟表贸易的发展。钟表成为广州外贸中一项重要的进口商品。据乾隆五十六年（1791）粤海关的行文称，当年由粤海关进口的大小自鸣钟、时辰表及嵌表鼻烟盒等项共1025件，可见数量之多。[30]因此，粤海关对钟表征收进口税，亦成为粤海关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其公布的税则中，均列明了钟表的税率，见表1。

表1 粤海关各类钟表税则一览

甚至在广州独口通商前，其他海关征收钟表的税率，亦是参考粤海关的税率来定，可见当时广州是中国钟表进口的重要基地，参见表2。

表2 粤海关与浙海关钟表税率比照[31]

巨大的需求亦促进了一系列的欧洲国家参与到对华钟表贸易，当时最重要的对华钟表贸易中心是伦敦、日内瓦、纳沙泰尔和汝拉。

英国在17世纪后期，控制了世界的钟表生产。英国钟表在17世纪后半叶开始进入中国市场，而在18世纪，已经控制了中国市场，故在此时，被贩运和作为贡物输入中国的钟表，多数是英国生产的。连《粤海关志》亦称：“其土产则有大小绒哔叽、羽纱、紫檀、火石，及所制玻璃镜、时辰钟表等物，精巧绝伦。”[32]

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雇员亦积极输入钟表，用于换取中国货品。白乐嘉说：“绝大部分昂贵的‘自鸣钟’，被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伦敦运到了广州。但是除开该公司输入该货物外，很明显，一些较便宜的钟表，是掌握在英国船只的官员与大班手里，甚至士兵们也参与了此项贸易。这些昂贵的商品，体积又小，又不占船只的载货空间。在中国，他们用自己的货品，交换诸如陶器、屏风、漆器、扇子、箱子、绘画、刺绣的披肩与挂毯，象牙、玉器及其他的雕制品等中国制品。这些制品都能在欧洲找到买主。绝大部分这些私人贸易是在广州进行的，但有一些受限制的贸易是在黄埔与澳门进行。”[33]

在所有的英国生产厂商中，最有名的一位是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他与广州的钟表业曾经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1766年，考克斯就开始了对华钟表贸易，当时他生产的一对精美的钟，被东印度公司作为礼物送给了乾隆皇帝。在之后的15年里，他生产的许多钟通过其他的代理商被送到了中国。1778年，考克斯因给中国行商赊账太多而宣告破产。当时垄断对东方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作为其债权人，要求其他儿子詹姆斯·亨利·考克斯（James Henry Cox）前来广州，进行为期3年的出售自鸣钟的工作。其子于1781年1月27日来到广州，以独立商人的身份，根据东印度公司的许可，在广州开设了一家名为“詹姆斯及儿子”（James Cox and Son）的商店，出售钟表和自鸣钟。东印度公司的许可为3年，但该店一直运作到1788年，它亦是后来著名的英商怡和公司的前身（Jardine，Matheson & Co.）。首位驻广州的美国领事山茂召（Major Samuel Shaw）说他是“一位英国绅士，其父亲开设过一间驰名的钟表馆，他销售过许多各类的钟表与珠宝，是许多这类商品输华的承销人”[34]。

1787年，该店改名为考克斯和比尔公司（Company of Cox and Beale）；1792年，改名为考克斯·比尔·劳伦特（Cox，Beale and Laurent）。在以后，它又多次改名。尽管考克斯已经死于1791年且该店也多次改名，但该店生产的钟表仍然是对华贸易的重要商品。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马戛尔尼就将其生产的一座音乐钟送给乾隆皇帝作为礼物。[35]英国对华钟表贸易维持了很长的时间，到鸦片战争之前，钟表仍然是对华贸易商品的组成部分。据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说，“1832年到达中国的挂英国旗的船只总计达74艘……这些船只运到中国来的有……钟表、铅、铁……”[36]

继英国之后，是瑞士的钟表逐渐占据了中国的钟表市场。在1750年至1785年间，汝拉（Swiss Jura）的钟表生产者进入了中国市场，并在19世纪控制了中国市场。在瑞士的生产者中，下列这些很有名，即皮埃尔·雅克德罗[Pierre Jacquet-Drot（1721-1790）]及其子亨利·路易[Henri-Louis（1752—1791）]和让-弗雷德里克莱施特[Jean-Frédéric Leschot（1746—1824）]。[37]而贸易商中，查尔斯·康斯特·雷贝特格[Charles de Constant de Rebecque（1762—1853）]很有名。他曾在澳门与广州两地活动，出售钟表，而且他很了解中国人对钟表的欣赏习惯。据帕加尼（Pagani）称：“在大约1750至1785年，汝拉的钟表制造商进入了中国市场。这个市场是它们能在19世纪取得垄断地位的市场……他在1789年至1793年进行了来广州的第三次旅行……康斯特对经商有强烈的兴趣，对中国人的习惯是一位良好的观察者。他自己以进口商与出口商的身份进行着各类机械产品的贸易……对于他自己的业务来说，他精于销售他希望的钟表。至少有两次在与其家族的通信中，他提到钟表要一对对地出售，而且两者要完全一模一样的，以至于一眼看上去，都无法分辨。”[38]

由于中国是当时世界最大的西洋钟表消费市场，大量的西方商业公司、商人及外国商船的船长们均涌入广州，输入西洋钟表，在18世纪的中后期，还曾经导致广州市场上西洋钟表过剩，价格下跌。许多西方经营商损失惨重。“由于机械装置的贸易增加了，商人获得了大量这类钟表的订单，不久‘自鸣钟’就充斥了[广州]的市场，以至于许多钟表要以低于其制造成本的价格出售。对于‘詹姆斯·考克斯及儿子’及其他一些希望从此贸易中获利的公司来说，这导致了它们蒙受重大损失。1794—1795年，荷兰的伊萨克·德胜（Isaac Titsingh）使团翻译若瑟夫·吉涅（Joseph de Guignes）报告说，钟表要打折出售。例如，一只值120古银币的金表，只能以其价值的零头22两白银出售。让行情变得更糟糕的是一批私商亦来竞争，占有了一些市场份额。这些竞争者包括东印度公司驶入中国的帆船船长们。他们获得的免费载货空间多达56吨，并在他们的船只上载货贸易。他们意识到中国人感兴趣的货物只是‘报时钟表与八音盒’。”[39]

在鸦片战争前，清宫中的西洋钟表多数采购自广州。首先，清朝皇帝要求广州的官员采购。特别喜爱钟表的乾隆皇帝就曾多次要求广州的官员采办西洋钟表。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传旨两广总督李侍尧、粤海关监督李永标：“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看者多觅几件；再有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费。”[40]而据粤海关监督李永标亦称：“上谕向年粤海关办贡外，尚有交养心殿余银。今即著于此项银两内，买办洋物一次。其洋檀、哔叽、银线及广做器具俱不用，惟办钟表及西洋金珠、奇异陈设，并金线缎、银线缎或新样器物皆可，不必惜费，亦不令养心殿照例核减，可放心办理。于端午前进到。”[41]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就曾谕粤海关采购钟表：“买办洋钟表、西洋金珠、奇异陈设或新式器物……皆不可惜费。”[42]

其次，广东的地方官员们多以此作为进呈的礼品。广东督抚、海关监督每年都呈献钟表。乾隆四十三年（1778）二月初二，原粤海关监督德魁之子海存将家中所存自鸣钟等项陈设共105件进呈给乾隆。其中钟表计有：洋厢水法自行人物自鸣报时乐钟一对，洋厢料石行驼自鸣乐钟一对，紫檀木厢玻璃罩镀金铜人时钟一对，紫檀木嵌石雕花活动人物自鸣钟时刻吊钟两对，紫檀木嵌铜雕花自鸣时刻鹰熊乐钟二对，洋花梨木厢铜花自鸣时刻乐钟一对，紫檀木雕洋花自鸣报时醒钟两对……紫檀木时刻吊钟一件，洋铜架小自鸣钟一件，洋铜架小自鸣钟一件，洋铜架吊表一件，各式样表十六对。[43]乾隆四十九年（1784），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等累计进贡钟表共130件。[44]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广东进贡的物品中，有纺织品、钟表、洋磁和鼻烟四种洋货。其中钟表有：洋珐琅八音表两对、珐琅嵌表八音盒一对、洋表两对。[45]联系到乾隆五十九年已是盛世之末，政治经济日趋衰败，广东的贡物从次数和数量来说，尚是平平的一年，故广东所贡钟表应该也是平平的一年，如果是大庆盛典之年，进贡还将更多。

而广东督抚、粤海关监督每年呈献的钟表，都是令十三行洋商代为垫付采办。如乾隆五十年，十三行洋商就曾采购钟表，进呈给宫中。据两广总督舒常奏称：

悉查洋商等向来采办木料、玻璃、钟表等物。昨处该商等呈称：仰沐皇恩，开设洋行，获利丰袷。感激天恩，未能仰报万一。愿将海关衙门每年发价采办官物，照常购办，无庸给发价值等情呈请代奏……[46]

除开钟表制成品外，行商还需采办钟表零部件，供清宫制造钟表。广州因此成为清宫养心殿造办处做钟处进口做钟零部件的采购地。采购的方法，一般是由造办处开单，交给粤海关照单采购。如乾隆四十三年就曾要求粤海关采购做钟发条：

……初一日接得郎中保成押帖内开七月十五日为汪达洪新估座钟一座，需用法条二条，水法安设自行人自行虎座钟换用法条六条，请旨向粤海关监督图明阿处传等因，写折单交太监厄勒里转奏。奉旨准向图明阿处照发去尺寸造办送来。钦此。于十二月十五日将粤海关送到座钟法条四条呈进讫。[47]

由于“官价”远低于钟表的市价，其差额需行商垫赔。再加上每贡一件，各级官员均要向各行索取十件，宫廷的钟表采买成为行商的沉重负担，一些行商因此破产。据马士称，1795年行商石琼官“无法找到现款缴付关税，于是他的处境被海关监督和总督发觉，为了答复他们的要求，他将他的资产表列出：……钟、表、千里镜等等，222650两[白银]……可以见到私人贸易的钟、表等价值甚巨。这些东西，除了可能是收藏家的嗜好对象外，但在行商处必须把它看作是一种贿赂的专款，因为其中多数，无疑最后是作为礼物送给官员及其属员的。”[48]

行商还被官员们要求设立一个被外商称为“公所基金”[49]的基金会。它是一种对行商征收的“自愿”的外贸税，由行商按3%的比例缴纳。缴纳的对象是除毛绒、洋布和铁以外的其他商品。后来，征收比例增加到进口货物总值的6%。所收款项仅有小部分用来偿还债务，其余均被北京及广州当局用于支付各种开销。如1793年，粤海关监督命令给皇帝购买钟、表和其他机械品，数目为白银100000两。[50]

所有这些，均可以看出行商因进贡钟表受到了沉重的盘剥。这点，乾隆皇帝亦承认。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他下旨：“从前广东巡抚及粤海关监督每年呈进贡品，俱令洋商采办物件，赔垫价值，积习相沿，商人遂形苦累。上年钦派尚书福康安前往查办，将巴延三等分别治罪，明降谕旨，严饬该督、抚等，嗣后不准呈进钟表、洋货等物；并严禁地方官向商人垫买物件，以杜弊端。今粤海关监督穆腾额奏称：该商等感戴恩施，代为呈贡物件。但粤省洋商，究非两淮可比。此次例进物件，业已到京，姑准留用外，嗣后不准该商等再行呈进贡物，俾商力益得宽裕。至粤海关监督向不进呈贡物，自德魁由如意馆出任监督，备物进呈，李质颖等遂相沿办理。但念该监督每年养廉不过二千五百两，办公及家用外，未必能多有余赀，不可与三处织造及盐政养廉丰厚者比。嗣后该监督亦不准备物呈进。至该督、抚及监督等，不得因洋商现已停止进贡，复藉端令垫买物件，致滋扰累，以示朕体恤远商之至意。若日久废弛，故智复萌，必重治其罪。”[51]

从以上这些都可以看出，广州西洋钟表贸易规模之大，对全国的影响之大。

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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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洋钟表，最早是从澳门传入的。在中国文献中最早的记录参见明王临亨撰《粤剑编》卷三《志外夷》：“自然漏，以铜为之，于正午时下一筹，后每更一时，筹从中一响，十二时乃已。其他传神及画花木鸟兽，无不逼真，塑像与生人无异。”

[2] [法]裴化行（R.P.Henri Bernard）《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下编第1章，亦记载了1581年春，罗明坚进广州送一机械表给总兵黄应甲（萧浚华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90页）。

[3] 参见[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卷第2章，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5—146、174页。

[4] 参见[意]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下册附录三“罗明坚神父致卖尔古里亚诺神父书”，罗渔译，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页。

[5]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2页。

[6] 参见[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84页。

[7] 转引自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12页。

[8] 参见（清）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参见（清）梁廷枏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卷22《贡舶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0—441页。

[10] 参见（清）梁廷枏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第443—444页。

[11] 参见（清）梁廷枏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第445—446页。

[12] Catherine Pagani，Eastern Magnificence and European Ingenuity：Clocks of Late Imperial China，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p.117.

[13] 参见（清）梁廷枏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第454页。

[14] 参见（清）萧令裕撰《粤东市舶论》，（清）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9帙，广文书局1964年影印本。

[15] Hitinerário Loureiro，Arie Pose Rui Manuel，Viagem ou navegação para as indias Orientais ou portuguesas，Lisboa：Comissão Nacional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sês，1997，p.134.

[16] 参见[葡]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黄鸿钊译，澳门基金会1995年版，第40页。

[17] 参见[清]李侍尧、尤拔世编《乾隆二十四年粤海关征收各项归公银两更定则例》，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

[18] 参见[意]马国贤《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李天纲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

[19] 参见《广东巡抚杨琳奏报西洋人严嘉乐等随船到澳门并年内到澳门船只数目折》，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第64号档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0] J.M.Braga，“A Seller of‘Sing-Song’”，The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H.K.U.Press，Vol.6，1967，p.69.

[21] Catherine Pagani，Eastern Magnificence and European Ingenuity：Clocks of Late Imperial China，2004，p.77.

[22] 转引自杨伯达《清乾隆五十九年广东贡物一瞥》，《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3期，第3页。

[23] 如乾隆十六年（1751）七月初六日，乾隆帝将4件自认为是三等的小洋钟表转交造办处查问来源。后查明是粤海关监督唐英所进，乾隆接着又查问是贡品还是采办品，并说若是作为贡品进贡也就罢了，若是采办的便要追究其责任。最终问明系采办，唐英因未能按例拣选头等物品进贡而赔补银两75两1钱6分。为此乾隆特谕：“嗣后务必著采买此西洋上好大钟……并京内稀奇对象，买此恭进，不可存心少费钱粮。”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造办处各成活计清档》，胶卷号94。

[24] 参见（清）昭梿撰《啸亭杂录》卷3，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68页。

[25] 参见（清）雍正皇帝御纂《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1卷），《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子部001册，第329页。

[26] 参见《清圣祖御制文四集》卷32，载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547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页。

[27] 参见（清）沈初《西清笔记》（乾隆乙卯本）卷2，收入《顺功堂丛书》，载《丛书集成初编》第2966册，中华书店1985年版，第14页。

[28] 参见（清）赵翼《檐曝杂记》卷2《钟表》，顾延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1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页。

[29] 参见（清）丁柔克《柳狐》卷1《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6页。

[30] 转引自关雪玲《乾隆时期的钟表改造》，《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2期，第88页。

[31] 本表据《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为更定浙海关洋船税例事折》附件一《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呈浙海关应照粤海关例更定征收洋税条款清折》、附件三《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呈浙海关应照粤海关酌量更定拟征税银清折（首尾缺）》编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第2册，第1299—1342、1343—1539页）。

[32] 参见（清）梁廷枏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第454页。

[33] J.M.Braga，“A Seller of‘Sing-Song’”，The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H.K.U.Press，Vol.6，1967，p.70.

[34] Samuel Shaw，Josiah Quincy，eds.，The Journals of Major Samuel Shaw，The First American Consul at Canton，Taipei：Ch'eng-Wen，1968，p.245.

[35] Catherine Pagani，Eastern Magnificence and European Ingenuity：Clocks of Late Imperial China，2004，pp.100-112.

[36] 参见[瑞典]龙思泰《澳门早期史》，吴义雄等译，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12页。

[37] Catherine Pagani，Eastern Magnificence and European Ingenuity：Clocks of Late Imperial China，pp.114-121.

[38] Catherine Pagani，Eastern Magnificence and European Ingenuity：Clocks of Late Imperial China，p.114.

[39] Catherine Pagani，Eastern Magnificence and European Ingenuity：Clocks of Late Imperial China，2004，p.108.

[40] 转引自杨伯达《清乾隆五十九年广东贡物一瞥》，《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3期，第3—4页。

[41] 参见《寄谕管理海关事务李侍尧等着令粤海关采购洋货供奉内廷》（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军机处寄信档》），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第3册，第1679页。

[42] 《寄谕管理海关事务李侍尧等着令粤海关采购洋货供奉内廷》（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军机处寄信档》），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第3册，第1679页。

[43] 参见《内务府造办处记事录》，鞠德源《清代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上，《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2期，第14页。

[44] 转引自关雪玲《乾隆时期的钟表改造》，《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2期，第88页。

[45] 转引自杨伯达《清乾隆五十九年广东贡物一瞥》，《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3期，第8页。

[46] 参见《两广总督舒常具明洋商情愿无尝采购物品敬献事折》（乾隆五十年，《军机处寄信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第5册，第2892—2893页。

[47] 参见《西洋人汪达洪新做座钟自行人自行虎需用法条奉旨准向粤海关监督图明阿处传办》，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下篇第528号，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45页。

[48] 参见[美]马士（Hosea Ballou Morse）《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册，区宗华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76页。

[49] S.Couling，The Encyclopaedia Sinica，Shanghai，1917，p.132.

[50] J.M.Braga，“A Seller of‘Sing-Song’”，The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H.K.U.Press，1967，Vol.6，p.80.

[51] 参见（清）梁廷枏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第4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