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当代男性作家论》：福贵精神的两种解读——论余华小说《活着》

余华是当代文学创作上具有标志性和代表性的作家，他早期的创作以血腥、暴力和死亡见长，这种主题特别表现在他的短篇小说集中，《鲜血梅花》《战栗》《黄昏里的男孩》《现实一种》《我胆小如鼠》《世事如烟》写尽了人性之恶和面对世界时人物的无助，而他的长篇小说《活着》《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等作品在默默叙事的背后悄悄重建着一个温暖的父亲形象，同时在一个纷繁交集的百态世界里把摸人性温情，余华对人世间非理性的展示和对人性理性回归的呼唤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先锋地位，他的创作虽然不是最多，但其对人性本真的抵达却是深刻和意味隽永的。《白鹿原》既是一部民族历史文化史诗，又是一个家族记忆的片段史，作品尤其通过白嘉轩触摸了传统文化之精髓，从白嘉轩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耕读传家”的“仁义”之士身上所体现出的父子观、女性观和人生观，陈忠实通过白嘉轩这一形象聚焦并聚集了传统文化沉重的内涵。在现当代文学创作的队伍中，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也是不容小觑的，他们常常以其别样的景致呈现着人生和人性的复杂内容，藏族著名作家扎西达娃的短篇小说《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通过营造一个颇有深意的召唤结构揭示了人的三种精神本相，而藏族另一位作家朗顿·班觉则通过长篇小说《绿松石》展现了斑驳的西藏世态和复杂的人性冲突。本章通过梳理当代南方作家、西北作家和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展现不同地域文化下男性作家不同的叙事侧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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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以它的多彩纷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余华则用小说《活着》传递给读者另一种信息，那便是关于“苦难”的主题。“余华的冲击力，在他始终以阴沉冷静的笔调叙述苦难与不幸，于习见的苦难文学之侧独树一帜。”[1]《活着》摆脱了同时代人的浮躁峻急，以毫不突兀的眼光看取生活，这样生活便透出其特有的真义和价值。作家沉静的品格带来的是其作品的别开生面。

我们知道，“文学是人学”。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带给我们的感受与体悟是不一样的，然而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它应该是真实的、生动的。高尔基曾说：“艺术的作品不是叙述，而是用形象图画来描写现实。”[2]但如果形象只是对事物表面现象的描绘，只达到罗丹所谓的“低级的精确”[3]而缺乏耐人寻味的思想意义和情感深度，那么，它即使出自大家之手也未必是优秀作品。比较“十七年”的文学作品，可以看到，许多人物刚刚闪亮登场，旋即便随着政治风浪而销声匿迹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文学虽也苦苦追求、向上，但是这时文学作品中的许多人物还带有相当浓厚的学究气。许多作家常常赋予人物某种“主义”或某种“思想”，使人物成为一种可敬而不可亲的存在。文学如何关心底层的百姓，如何反映深厚的大众，这在余华《活着》那里得到了极为深沉的思考和表现，福贵这个人物在解读老百姓生存样态方面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

（一）牛精神：内容的大众关照

我们知道，文学作品的具体化要受到文本的限制。“茵伽登认为，文学艺术之所以成为‘审美客体’乃是因为作品文本的全部审美价值构成一种‘复调和声’。‘复调和声’正是作品中那种与同一部作品中显示出来的形而上学属性结合起来而使作品成为一部艺术作品的东西。”[4]《活着》中福贵所展现出的生存样态可以看作使这个文本成为艺术品的东西。

1.主题的建构

“一般地说，创作意图愈自觉、稳定，文本的主题愈明显；文本主题愈明显，就愈易被读者解释，也愈易与创作主题吻合。”[5]《活着》客观、冷静地塑造了福贵这个形象：他本可以从父亲手中接受一份家底颇丰的产业，由于赌博输掉了全部家产而气死了父亲。从此一家人相依为命，备受艰辛。在经历了种种人生坎坷和政治动荡后，家人都先他而去，唯他独守着一头被叫作“福贵”的老牛活着。如果说年轻时候的福贵有钱有势有力的话，那么赌博使他失去财产；气死父亲，使他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被国民党抓去当兵能死里逃生，让他顿悟生命的可贵；在侥幸生还准备守着妻儿老小过活时，亲人们却相继撒手尘寰；最后只有像牛一样活着……在这个故事的不断建构中，作家不知不觉地把一个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公子哥最终变成了一头牛。作家传递给我们的不只是关于苦难的体验，更重要的是他把人物还原成了一个独立的存在，是摆脱了一切身外之物的个体的人。他形象而真实地告诉我们：一个在无所依傍的境地中的人最顽强、最执着的东西是什么。正如余华在《活着》序中所写的那样，这部小说是要表现人面对苦难“惊人的承受力”。

2.在“价值”的剥离中寻找到的“牛精神”

《活着》已经远离了“十七年”小说的一厢情愿，也不见新时期小说的亢奋激越，作家赋予人物的生活态度既非圆滑，也非逃避，而是一种选择，一种选择之后的选择。作者在对人物的层层剥离中，逐步地把一个个属于人物的所谓“价值”剔落，使人物在不知不觉中赢得人生。除了上面谈到的那些内容外，关于“活着”的价值更深一层的思考是作者在将福贵与龙二、与春生人生道路的参照对比中获得的。

在与龙二的对比中，小说写道：福贵赌博惨败，龙二接管了他的财产。然而不几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全国上下进行土改。龙二贪恋家财，态度恶劣，拒不交出土地，这样他就成了自绝于人民的反动地主，他的厄运在所难逃。果然不几天，伴随着一声枪响，龙二魂归西天。然而，这一枪也吓得福贵尿湿了裤子。他幡然醒悟，幸亏丢了家产，否则这地主的恶名还不知何人来背呢？这时故事虽有因主人公玩世不恭侥幸生存所带来的滑稽感，但是也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命运的无常。谁说不是“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呢。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这一个情节的解构中，主要剥离的是“钱财是什么”这一命题。结论是：它乃身外之物，甚至杀身之祸。这种关于个体外在价值的失望与落寞，更进一步地表现在福贵与春生的对比上，那是关于“仕途是什么”的思考。春生与福贵一同被国民党抓兵，在一次作战中，几乎全军覆没，唯他俩幸存了下来。后来福贵解甲归田，春生随军辗转，并步步高升，以致最后当上了福贵所在县的县长。相比于当年，春生算是混得不错的了，可谓“达”矣！福贵也是这么看的。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春生因种种政治罪名而受到批判，天天挨整，情形每况愈下，最后终于难顾妻儿，上吊自杀。春生到底在追求什么？连他自己尚未作答，转眼之间，悲剧就上演了。让我们再来看看福贵。老年的福贵既没有大福，也没有大贵，在远离了金钱、权力、亲人的道路上，福贵含辛茹苦，如履薄冰地活着。我们不禁要问：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然而，这样活着的背后包含了人物对活着的全部理解和信仰。当老年的福贵坐在田间地头嗔怪那头名为“福贵”的老牛偷懒，并用“家珍”“凤霞”“有庆”“苦根”等亲人的名字命名老牛（其实根本不存在）以激励它时，福贵已经获得了一种人生，一种活着的真谛——福贵精神，也即“牛精神”。那是一种顽强隐忍、自我鞭策的精神。在这种憨诚平实的精神背后所蕴含的是主人公活着与不懈的永恒。

3.小人物的写照

作为一名作家，只有当他怀着对人民博大精深的爱来俯瞰众生时，他才获得了对普通百姓深切的同情与体察。余华通过福贵发现了福贵精神，而福贵精神正是普通百姓面对生活和命运的选择，也是那些曾经经历了苦难和正在经历苦难的人们常会丢失又总在寻找的东西。福贵在这里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类人，一大群人。“福贵”永远是笼罩在他（她）们生活前方的幻影，是牵动他们生存下去的引力，为了这个幻影他（她）们宁愿付出一切。当然在付出的道路上，他（她）们又获得了一种大美，这是他（她）们用整个生命寻找到的东西，那便是顽强与隐忍的“牛精神”。作品暗含地告诉我们：任何物质的、金钱的甚至亲情的东西都是一些远离个体的存在，这些东西的确可以维系人，但是这些东西远非人的本真。只有将人回归到独立的个体，这种独立的个体所拥有的东西才是永恒的。这种普通人身上所拥有的“牛精神”其实质不亚于任何一种“崇高”或“伟大”。因为人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小人物自有其独特的生命形式。与其让一个小人物斗胆反抗，徒留下一身浮躁，不如这种忍受与艰辛所带给人的“平静”感意味隽长，因为“只要是有益的，或者是无害的，都可以在文艺园地里占有一席地位”。[6]

（二）隐藏在福贵精神背后的指斥

1.让福贵精神面对未来

我们知道：“肯定性的爱，对象指向现实。否定性的爱，对象指向未来。”[7]有些文学作品始终贯穿着一种爱，而有些作品是以上两种爱的交织。《活着》正是这样，当我们从作家眼中得到活着不易，需要一种顽强隐忍的“牛精神”的审美体验后，作家又将这一批判的矛头指向这一精神的本身。福贵的一生经历了各种风雨沧桑、动荡无常，期间既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各种战乱也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他是历史的见证人，他身上熔铸的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国民性中最普遍、最广泛的东西——福贵精神。而这一精神如果摆脱其特有的存在土壤，一味割裂来看待，它的认识价值也就损失了一半。因为恩格斯在评论诗人歌德和批评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时，提出了“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标准，其意是说：“一部好的或比较好的文艺作品，应该在整体上具备它的审美特征，富于夺人的艺术魅力；同时，它又反映了特定时期的发展规律，给人以历史真实感和现实感。”[8]当我们从“牛精神”当中获得了某种历史的和现实的真实感受后，这种精神在面对未来时是否还有某种盲从与自欺。忍辱负重背后是否还存在着只拉车不看路的嘲讽。我们不禁要问：妻死子去、孤苦伶仃的福贵到底在等待什么？出路何在？

2.“活着”的质量

如果我们用马斯洛关于人的“基本需要理论”[9]来剖析一下福贵这个人物，我们可以看到福贵一生活着的质量。

马斯洛将人的基本需要大致分三层：最底层是“温饱和安全，维持人生存的基本需要”；中间层是“爱和相属关系”的需要，也即亲情的需要；最上层是“尊重”和“自我实现”的社会需要。对于福贵而言，这最上层的需要根本谈不上。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中间层和最底层的实现情况。通过小说可以看到，亲情的需要福贵曾经拥有但最终还是失去了：母亲、妻子、女儿、女婿、儿子、外孙子，他（她）们要么死于疾病，要么死于祸灾，究其实质他（她）们都是间接地死于各种社会动荡和政治运动。至于最底层的生存需要有时也常陷入危境，福贵一生虽不多因迁徙而带来的动荡，但他时时刻刻都处在忐忑不安的心理动荡中。从他败家的那天起，他的内心就没有停止过提心吊胆和担惊受怕。因为，无论一个人怎样的玩世不恭，信马由缰，他总是逃离不了现实，逃离不了社会的大背景，现实和社会带给福贵的只剩下活着……一个人用其一生的时光只是徘徊于生存的门槛，这是个人与社会多么深重的悲剧。此时福贵已变成了一种符号，那便是“辛酸、苦难”的代名词。我们的国民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后，生存现状和国民精神并未得到多大的改观，这时我们就看到作家已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历史，指向了社会，指向了使得我们这个民族活得如此苦累的方方面面。

“忧患意识和使命感是爱的必然结果，不难设想，一个对人民、祖国和人类失去信心，并且没有爱的人会有什么忧患意识和使命感。”[10]面对活着，余华没有钻进象牙塔，更没有逃避生活。“这样的作家能够把使所有的人都成为高尚的人、有价值的人当作自己存在的价值所在。”[11]对于福贵生存样态的批判正是作家否定性的爱的必然表现，这种爱充满了作家的关怀和期待。这种爱也是作家按其人生理解和审美发现而对普通人的生活从感性到理性的把握和判断。

马克思说：“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12]福贵精神带给我们的是平静平实下的本真，但它毕竟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相对的。作家巧妙地将关怀的目光投向了未来，他不仅用他的作品揭示了老百姓“活着不易”这个显主题，而且揭示了“人到底该怎样活着”这个隐主题。正如余华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写下了一部“高尚的作品”，而完成这一高尚之作的载体是“福贵精神”。

注释

[1]郜元宝：《余华：面对苦难》，《新民晚报》1997年1月27日第20版。

[2][苏]高尔基：《同进入文学界的青年突击队员谈话》，《高尔基选集文学论文选》，孟昌、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79页。

[3][法]罗丹：《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3页。

[4]畅广元等编：《文艺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9页。

[5]畅广元等编：《文艺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

[6]十四院校《文学理论基础》编写组：《文艺理论基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414页。

[7]畅广元等编：《文艺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

[8]十四院校《文学理论基础》编写组：《文艺理论基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407—408页。

[9]参阅[美]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吕明、陈红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9—57页。

[10]畅广元等编：《文艺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11]畅广元等编：《文艺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页。

[12]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