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统一天下者——织田信长

动荡中有三个男人出现了，在战火几乎不曾断绝的40年里，他们制服对手、除掉足利将军、摆布朝廷。欧洲人到来后，这场野蛮残暴的斗争被葡萄牙商人和传教士记载下来，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各大势力争权夺势的过程中，背信弃义、血腥暴力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德川家康在1600年和1615年先后取得关原、大坂‡

两场战役的胜利后，人们撰文称颂“德川太平”（Great Tokugawa Peace）已经来临，称忠诚是武士精神的核心，语气如此真诚，16世纪末期的相互厮杀和猜疑仿佛已经被抛诸脑后。

那些在权力斗争中脱颖而出的人自然是历史学家关注的对象，日本的制度变革和经济变革有时候会被归为三位统治者的功绩，他们造就了不一样的日本。这种说法无疑过于简单。日本绝大多数地区都在经历同样的变化，事实上，当时新崛起的领主无一不在采用类似的策略，怀着相似的目标。但由于其他势力没能获胜及存活下来，出于方便，这几个统一天下的人被冠上创立制度和革新的名号，他们给日本带来的，是继7世纪、8世纪中国统治模式引入日本以来最伟大的制度变革。

织田信长（1534—1582）的父亲是尾张国的守护代。尾张国位于日本中部的浓尾平原上，属于战略要地，距离都城不远，行军不久便能到达，但又不太近，足以远离中部的令制国（省）之间的纷争。1551年信长父亲去世后，一系列战事接踵而来，信长在斗争中成功击退了那些试图损害其权威的族人。他派人刺杀亲弟弟，驱逐其他潜在的夺权者。他很快就熟练利用欧洲人带来的新式战争武器。早在1549年，他便给部队购入500支火枪。他的士兵很快就掌握了有效使用枪支的技巧。给火绳枪上弹药、点燃引火线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而且一枪开完后要再次装弹才能接着开，无法多弹连发以阻挡敌人冲过来。于是，信长把士兵分为几支队伍§。按照中世的战争礼仪，身穿重型盔甲的武士在冲锋陷阵之前，原本是要在战场上作自我介绍的，而信长舍弃了这种做法。这种礼貌举动此后反而给人以致命一击的机会。

1560年，织田信长击败了今川义元派来讨伐他的大军。今川义元的家臣松平元康（即后来的德川家康）与织田信长结成坚实联盟。通过数十年的战争，信长迅速地从一个边境推进到另一个边境，将对手们打得惊慌失措，一步步扩大自己的领地。眼见他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其他大名试图联合起来对付他。1575年的长筱之战是信长军事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信长的4万大军中有3000人配备了火绳枪，他们用坚实的防御工事作掩护，迎击前来进攻的骑兵队伍。

织田信长毫不留情地与佛教势力作斗争，并因此遭到历史学家的谴责，例如乔治·桑瑟姆（George Sansom）就认定他是一头“冷酷残暴的野兽”[9]。信长身处的必然是一个冷漠的时代，他的同辈人并不比他善良得多。假如他不比他们更残忍的话，一旦有心人要害他，他面临的将会是灭顶之灾。他无情地消灭反对他的人，圣地及神圣阶层的传统禁忌在他眼里完全不当一回事，正是凭借这些举动，信长建立起自己的名声。织田信长的反对势力当中，最为顽强的当数净土真宗¶的本山本愿寺，整个16世纪70年代，本愿寺的武僧为了打击信长不惜一切手段。信长的军队在几次行动中——特别是1574年伊势的那次**——据称屠杀了两万名净土真宗僧人。更耸人听闻的是1571年他对延历寺发起的进攻。延历寺位于京都西北方的比睿山上，是天台宗的圣地。山上的僧人配有传统武器，以文身为标记，对都城来说是安全隐患。这些僧人好几次不顾信长威胁，支援信长的敌人。报仇时机一到，信长便派军队包围了比睿山，下令烧毁所有建筑，杀死所有居民。一些人向他求情，说延历寺自8世纪建立以来已经镇守王城八百年，他全然不理会。他们说：“我们的时代固然堕落，但破坏圣地这样的举动实在是史无前例、闻所未闻。”但这些话完全不起作用。同时代的某文献记载道：“寺院燃烧时的轰鸣之声，在众多老少的痛哭悲喊中进一步放大，回荡于天地之间，瞬间震耳欲聋，令人闻之哀怜。”[10]

1568年，织田信长向京都进军，表面上是应正亲町天皇和足利义昭的要求。京都落入信长掌控后不久，天皇就把足利义昭封为室町幕府第十五任（也是最后一任）征夷大将军。抵达京都后，信长却一反上述“忠君”之举的态度，显然没有遵从这种君臣关系的意愿。足利将军很快就邀请他出任副将军或管领，连天皇也劝他接受任命。出于感激，将军跟前来救援的信长说话时极尽赞美之辞，天皇更矜持一些，但对信长“无与伦比的部署”也赞誉有加。计划确实像形容的那样，但事情却没有按当权者所希望的那样发展。这位新来的庇护者其实另有图谋。此前，信长就在印章上刻下“天下布武”（以武力征服天下）几个字，此刻他的所作所为表明他在一步步实现这个意图。1570年以后信长所发布的文书里，“为了天下”常常和“为了信长”同时出现。很明显，他的目标与路易十六的“朕即国家”相类似——织田信长即天下。

织田信长首先要解决的是幕府将军。佛教和世俗势力经年累月的顽抗已经令信长烦不胜烦，但他还是坚决让将军远离军务，由他全盘负责与封建领主打交道。在1569年发表的《殿中御掟》里，他明确限制将军跟外界接触，限制他在执政和法律方面的权力，阻止别人直接上书将军。一年后他发出命令，将军要把各国（省）领主的通信和进献向他禀报。其中一条写道：“既然天下事务都在信长的实际掌控之中，信长可以根据裁夺，对任何人采取措施，而无须经过将军同意。”信长没有就此打住，他开始发难，称将军为朝廷效力，如同公开训斥信长本人。将军得悉众人对信长的为人和图谋起了疑心。1573年，将军面临要么屈从、要么反抗的命运。他选择了后者。他希望其他武士头领前来救援，如同他从前向织田信长求助那样。信长随即命令军队包围京都，系统烧毁都城的外围地带。将军公开表示痛悔，但依然被迫逃出京都，随后经历落败、获赦、流放。义昭注定是室町幕府最后一位将军，他一直活到了1597年，但不再涉足国内政治，名义上他在一块不起眼的小地方当领主，实际上是被放逐在外。[11]

织田信长成功切断了幕府体制——连带其与生俱来的与朝廷的君臣关系——与武士领袖之间的纽带关系。他要求武士对自己忠心不二。如他1575年对一位家臣要求的那样：“你必须竭尽全力按我的吩咐去做……你应该敬畏我，不要背着我有任何坏念头。你对我的感受必须如此，你甚至不会把脚尖朝向我。倘若你能这样做，好运将永远眷顾着你，这也是一个真正的武士所应得的。”[12]

至于织田信长关心的合法性问题，朝廷是关键。他小心行事，避免被一大堆朝廷礼节、先例等繁文缛节缠身，同时逐步确立对朝廷职能的控制。将军足利义昭刚被赶出京都，织田信长就急切地上表要求改年号。一般来说，这种提议属于幕府将军的职责，然后由朝廷最后作决定。一切进展顺利，其后四年里，他平步青云，官至太政大臣一职。随后他以军务要紧为由辞去所有头衔，请求把这些头衔转让给自己的儿子，朝廷没有答应。于是，信长通过一些手腕，削弱朝廷保有的几项特权，包括大寺院发生土地纠纷时朝廷的判决权。信长对皇子（诚仁亲王）青睐有加，敦促正亲町天皇退位，信长还在刚建立不久的雄伟壮观的安土城里，为诚仁亲王准备了一座华丽的官邸††，只等他即位。

然而，等到正亲町天皇退位时，织田信长已经去世。关于统一大业完成以后权力应该怎样行使，织田信长没有一个明确的最终方案。他可能打算亲自出任征夷大将军。但无论如何，他都会确保自己始终是至高无上的掌权者。

耶稣会的路易斯·弗罗伊斯（Luis Frois）目睹了织田信长在京都修建二条城的过程。从他对这项工事的描述里，我们可以间接感受信长身上那股让人恐惧的气质。弗罗伊斯把信长称为“国王”，把他的家臣称为“王子”，这是他唯一知道的权力机制。

信长在那里修建了一座城堡，此前日本从未出现过与之类似的建筑。首先，他下令夷平两座寺院，然后征用这个地方，大约有四条街长、四条街宽。日本所有王子和贵族都前来支援。来这里干活的人数一般在1.5万到2.5万之间，全都穿着布料短裤和皮革上衣。他巡视工程情况的时候，或持剑，或把剑扛在肩上，或拿着指挥棒……由于缺石材，他下令拆毁许多石神像，人们用绳子绑着神像的脖子，把它们拉到工地上。这些神像向来深受都城［京都］居民敬拜，这种做法让他们又惊又怕。一位贵族——也是他的家臣——每天都从每座寺院里搬走一定数量的石神像，所有人都急着讨好信长，不想让他有哪怕一点点的失望，于是他们粉碎石坛，推倒、打碎佛像，将这些碎块一车车地拉走。至于其他人，有的动身去采石场劳作，有的运土，有的在山里砍伐木材；整个工程实际上和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狄多建立迦太基类似……他下令，工程进行过程中城内外的寺院不许鸣钟。他在城堡里安置了一座钟，用来召集和解散这些人，每当钟声响起，所有大贵族及其家臣便开始干活……他总是大步流星地走来走去，身上缠着一张虎皮，用来当坐垫，穿着质地粗糙的衣服；每个人都模仿他的衣着，穿上兽皮，工程期间，没人敢穿着朝服出现在他面前……一天，他在工地上碰见一个士兵正轻轻掀起一位女子的斗篷、想瞧瞧她的样子，他当场就用手打了那个士兵的头……整个工程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是，施工速度快得难以置信。看起来要花四五年时间才能砌筑起来的砖石，他用了70天就完成了。[13]

1582年织田信长去世的时候，他的武统大业仍未实现。不过，他已经是中部平原的霸主，征服了日本约三分之一的地方。他下一步的计划是进犯内海一带的令制国（省），这是毛利氏的势力范围。1582年，一位家臣对信长所驻扎的京都本能寺发起突袭，让他大吃一惊，不久前这位家臣才受命去前线，如今竟然率军来讨伐自己。信长奋起抵抗，眼见败局已定，他不得不撤退，按照武士仪式剖腹自尽，这种行为在日语里又称为“切腹”（せっぷく），或更通俗地叫作“腹切り”（はらきり）。

我们假如只关注织田信长残暴的一面的话，可能会忽略他为日本统一所做的前所未有的贡献。他翦除了位于延历寺和大坂的僧兵大本营，中世以来势力强大的宗教王国至此寿终正寝。他强制摧毁各国（省）要塞和防御工事，类似举措在后来的霸主手中继续实行。检地被严格执行，伪造调查数据的人将被施以酷刑。几个家臣受命离开领地、被随机派往新属地，预示着中央权力将进一步加强。以往都市寺院、贵族与各国（省）的庄园通过相互交织的控制权与权力捆绑在一起，而今这一联系被切断。地方上的小领主曾经为了赚钱向中转货物征税并为此设置收费的关卡，如今，为推动商业发展，这些关卡被废除。“自由”贸易和行会（乐座）将出现。由于战事频繁，大批人员要在领主驻地集合，促使武士开始离开属地。领主驻地逐渐发展为城下町，城中心的宏伟建筑矗立在巨大石基之上，火力从这里可以发射到俯瞰的各个地方，这些建筑同时象征着新的权力结构即将到来。最能体现这些趋势的莫过于织田信长自己的城堡岐阜城，然后是琵琶湖岸边的安土城。曾经有几个欧洲人获信长接见，目睹了这两座堂皇富丽的建筑奇观。

关于岐阜城，耶稣会的路易斯·弗罗伊斯这样写道：“我希望自己是一位老到的建筑师，或有那么一项天赋，可以将地方描绘得有声有色。因为，我衷心向您保证，我在葡萄牙、印度和日本见过的那些宫殿、房屋中，从奢华、富丽、洁净方面来看，没有一个可以比得上这座。若我告诉您，信长不相信来世，不相信任何他看不见的事物，您将更能体会到这一点；因为他富有至极，所以他不允许自己在任何方面被其他国王比下去，他要超过所有人。”

安土城更是在岐阜城之上：“……在建筑、力量、富丽、壮观方面，［它］完全可以跟欧洲最伟大的建筑相媲美。其坚固的、精心垒砌的石围墙高达60拃，很多地方甚至更高；围墙之内有许多漂亮、精致的房子，所有房子都用黄金作装饰，其简洁、美观的程度，似乎已是人类典雅之极致。中间有一座塔楼一样的建筑物，他们称之为‘天守’，它的外表远比我们的塔楼宏伟、辉煌。它一共有七层，所有楼层的里里外外皆设计巧妙；至于里里外外，我的意思是，里面的墙壁都装饰有金色等五彩斑斓的图案，而每一楼层的外面都绘上不同颜色。有的楼层，外面是白色，窗户则按照日本的惯例被涂黑，真是好看极了……最高的楼层整层镀了金……总而言之，整座大楼美丽动人、完美至极、绝妙非凡。”[14]

织田信长并不是不了解或不关心日本的传统文化。他进入京都后，正亲町天皇要赏赐他一件东西，他从奈良的皇家宝库正仓院里挑选了一根印度产的香木，这件东西近乎神圣，既表现了他的嚣张气焰，也体现了他的鉴赏品位。信长还酷爱茶道。他死前不久刚刚招待完一批朝廷贵族，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珍贵的茶具。他不受传统禁忌拘束，因此，那些他不时亲近的耶稣会士把他描述为一个沉着冷静的理性主义者、一个无所畏惧的人，而且他对这些会士及其事业有强烈的好奇心。他和这些传教士都相信当时的佛教已经堕落腐败，这为他们增加了一层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