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出生于1537年，父亲是织田信长手下一名步兵。秀吉一直活到1598年，一生成就非凡，所有历史学家无不赞叹，20世纪初苏格兰一位日本史学家甚至把他称为“日本至今为止最伟大的人”[15]，尽管不是每个人都会同意这个说法。秀吉年纪轻轻就得到织田信长青睐，在为后者效力过程中，逐渐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战略家，出任大名，信长死后不久，他便为其报仇，打败明智光秀，即那位发动兵变、害死信长的家臣。信长的重臣和盟友一致同意拥立信长之孙为继承人，设四位宿老行使守护职责。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这两位巨头之间无疑必有一战。双方在战场上较量了好几次，胜负难解难分，最后家康承认秀吉为主君，成为秀吉最重要的家臣。

丰臣秀吉野心之大，与织田信长不相上下，但他更愿意拉拢盟友而非一味恐吓、威胁，对敌人更倾向于利用而非斩草除根，这些手段为他赢得宽宏大量的美名。他继续推进武统大业，最终实现了日本的统一。1583年，他打败日本海沿岸的一帮大名，将自己人安置在那里。他延续信长的作风，平定纪伊国（省）的佛教势力。两年后，四国全岛落入他的手中。1587年，他打败九州岛上最大的大名岛津氏，征服了九州。至此只剩下东北地区了，而这个“堡垒”最终在1590年的小田原之战中沦陷。

丰臣秀吉前所未有地摘下一个个胜利之果，他的宦途、地位随之发生变化，他的名字也一样。他原来的姓氏“木下”颇为土气，后来改为更合适的“羽柴”，再后来，朝廷赐姓“丰臣”。织田信长曾获得的那些荣誉，如今向丰臣秀吉接踵而来，甚至比信长的更多。1585年，他被任命为关白，一年后任太政大臣。他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显赫的家族谱系，和古代的藤原氏攀上关系。他比信长更有手腕，顺利将自己的荣誉转给外甥，然后只用“太阁”——关白退位以后获得的名称——这一头衔，在今天的日本，“太阁”便经常用来指称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越来越习惯把辖地的统治权交给最重要的家臣，即便是他的手下败将，只要承认他为主君，都可以得到这样的待遇。如此看来，秀吉远比织田信长慷慨大方。由此形成的政体甚至被现代某位历史学家形容为“联邦制”（federalism）。[16]织田信长的家臣绝大多数习惯于臣服，他们接受了秀吉的领导；由于职位调动，加上长年征战，这些人往往没有稳固的地方基础，也因此没有可以造反的根据地。秀吉一改信长的恐怖统治，开始将对手的儿子收为养子，尽可能避免大规模清洗异己。人生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似乎变得狂妄偏执，喜怒无常，成为一名危险人物。他多年的友人、茶道宗师千利休被下令切腹自尽，下场悲惨。这件事至今仍令历史学家和剧作家百思不得其解。晚年的秀吉发现自己的儿子可以托付大业，转而处死了原来指定的继承人——外甥秀次，将他的首级弃于荒野，秀次一家全部被公开处决。根据耶稣会的路易斯·弗罗伊斯描述，“血腥、黑暗的一天到来了，［秀吉的］命令必须执行，一辆辆小车拉着他们，穿过街道，抵达一个公众场所，一共31位小姐和贵妇，还有［秀次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大的那个还不到五岁。大家可以想见，在旁观者看来，这个场面该是多么悲惨……按照［秀吉的］命令，他们的尸体被一具具扔进一个专门准备的土坑里。他命人在坑上修筑了一座小庙，庙里有一座坟墓，墓上刻着‘叛者之墓’”。[17]

日本统一以后再也没有国（省）需要征服，丰臣秀吉念头一转，对朝鲜和中国打起了主意。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征战有一个目的，那便是让大名的军队有事可忙，因为日本已经没有多余的领地可以奖赏。别的观点则认为秀吉想要重开日本与明朝之间的勘合贸易。太阁在世最后几年，他的作为越来越不理性，其狂妄自大有增无减。秀吉写下语气嚣张的文书，发往琉球（冲绳岛）、菲律宾群岛、中国台湾，以及葡萄牙在印度的大本营果阿。他希望别人在听闻他的丰功伟绩后会前来觐见。他似乎有计划将朝廷迁到北京，以便扩大统治范围。这些地方的反应不出所料——有的表示拒绝，有的根本不作回应。据说，秀吉在九州北部的名护屋城（今天的唐津）建立指挥部，召集家臣和盟友参战。他计划攻下汉城后便前往前线亲自坐镇，但在后阳成天皇和两位大名德川家康、前田利家的劝阻下作罢，德川和前田两人也设法留在了日本。

朝鲜的首府汉城陷落以后，丰臣秀吉去信‡‡台湾，其满满壮志跃然于纸上。他宣称自己天赋异禀，语气仿佛中亚帝国的开国皇帝：

予际欲处慈母胞胎之时，有瑞梦，其夜日光满室，室中如昼，诸人不胜惊愕。相士相聚占卜之，曰壮年辉德色于四海，发威光于万方之奇异也。故不出十年之中，而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异邦遐陬向风者，忽出乡国，远泛沧海，冠盖相望，结辙于道，争先而服从矣。朝鲜国者，自往代于本朝，有牛耳盟，久背其约。况又予欲征大明之日，有反谋，此故命诸将伐之。国王出奔，国城付一炬也。闻事已急，大明出数十万援兵，虽及战斗，终依不得其利，来敕使于本邦肥之前州而乞降……

……如南蛮琉球者年年献土宜，海陆通舟车，而仰予德光。其国未入幕中，不进庭，罪弥天。[18]

1592年，一支由15.8万人组成的军队渡海前往朝鲜，向着中国这个终极目的地进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占领了汉城。另一支大名部队迅速北上，很快就控制了朝鲜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路线。这些日本人经历过日本统一战争的洗礼，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老将。而且他们有火绳枪，相较于毫无准备的朝鲜人，他们占据了上风。两个月以后，明朝一支军队跨过鸭绿江，与日本人交战，日本人撤退到汉城。接着，战局僵持了近四年，这期间朝鲜人组成的游击队不停骚扰日军。日本部队的指挥官试图通过谈判来解围，还试图向丰臣秀吉隐瞒相关细节。秀吉要求明廷与日本天皇和亲、重开勘合贸易，并将朝鲜的四个道（省）割让给日本。明人却以为日本要向明朝称臣，以此作为勘合贸易的前提条件，因而大方地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送上官袍、印章。当秀吉发现负责谈判的人居然虚报胜利，立刻勃然大怒，下令再次入侵朝鲜。

这次入侵发起于1597年初，日本再次向朝鲜派出14万大军，然而，翌年丰臣秀吉去世，战事也随之结束。日本的目标是落实那份秀吉以为自己赢来的和平条约，但手段带有越来越多的报复性质，也越来越残忍。朝鲜和明朝的军队顽强抵抗，日本的海上补给线被朝鲜的铁甲“龟船”截断。战争愈发艰苦、残酷，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京都名迹耳冢——在点算敌军死亡人数的时候，耳朵是标志物。秀吉一死，日本联军的将领迅速将自己的队伍从朝鲜撤出，同时试图隐瞒丰臣秀吉的死讯。这场朝鲜之役给未来的德川政权种下仇恨、猜疑的种子，为日后的朝日关系埋下祸根。

进攻大陆的行动以失败告终，但在丰臣秀吉称霸的这些年里，日本的制度实现从中世晚期向近世的转变。大名在执行秀吉命令方面落实程度不一，时间长度也各异，视地方和当地条件而定，但这些命令确立了一个标准，成为后来德川幕府的统治基础。服从秀吉统治的人可以获得大名的身份，这为德川时期的大名制度树立了典范。大名财产的所有权完全由秀吉定夺，而织田信长的政令从未能到达日本的每个角落。很多大名都要镇压来自宗教势力和农村的反抗，对于大名而言，为了换来领地的统治权，他们只能臣服于霸权之下。最终，他们和中央之间发展出一种共生关系。

毫无疑问，家臣必然是服从主君的。自室町时代以来，武士（有时候还有寺社）向当地统治者发誓效忠，若被发现有不忠行为，愿接受神、佛两道的惩罚。丰臣秀吉试图进一步强化这种关系，将其与为朝廷效忠相挂钩。1588年，后阳成天皇参观秀吉新近落成的华丽城堡伏见城，秀吉下令所有家臣都要在场，还要求当时聚集在伏见城的大名同意以下声明：“圣上的到来实在是我等荣光，我等为此感激涕零。若有恶人想要骚扰皇室的庄园、土地或者宫廷贵族的封地，我等将坚决采取行动。明确地说，不只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将承担同样的义务。我等将一丝不苟地遵守太阁［秀吉］的命令。上述条文如有丝毫违反，那……［神、佛两道神祇的名字］的惩罚将降临我等身上。”[19]这样一来，对天皇的忠诚便和对秀吉的服从联系在一起，不忠之人将被神灵报复。

除了确立“大名制度”，丰臣秀吉还建立了“武士制度”。法令规定农村不得窝藏武士。根据早年的制度，武士可以一边务农一边当兵，如今他们只能选择其一。秀吉所在的那数十年战事连连，由全职士兵组成的常备军于是变得不可或缺。1591年，秀吉甚至下令：“你们当中若有当过兵、自去年七月开始务农的人……你们有权对其进行监视和驱逐……对于未经主君允许、擅自离开主君的士兵，他人不得雇用……未能及时禀报自己有主君的人，将因违法而遭到逮捕，并被遣返到上一位主君那里。如有人违反本法令但获准释放，应取得三个人的首级，作为对原主君的补偿。”[20]换言之，武士不得隐居农村。他们必须待在主君身边。结果，战国时代兵农合一的做法被废止，相关人员转为常备军，统一生活在新建城堡的兵营里，这些新兴的城堡散布于全国各地的交通沿线上。这一历史现象被日本的历史学家简要概括为“兵农分离”。

与此同时，丰臣秀吉下令在全国各地推行检地，而且要比此前做过的更加系统、更加彻底。这在后来被称为太阁检地，通过使用新近统一的度量单位，对耕地逐块逐块地进行测量，记录下每块耕地的质量和产量，然后确定这块地的赋税该由谁来承担。早前的检地是根据地税来登记土地及其面积的，测量过程关注的是税收潜力。早前的检地成果大多数由地方当局呈交，常常利用地籍档案作为底本。丰臣秀吉掌权期间，测量队伍要根据秀吉或其家臣的命令进入村里，丈量土地面积，在过往记录基础上记下土地的生产状况，注明其所有者。有些地方如土佐国的检地账保存至今，这些账本显示出检地所耗费的巨大人力。[21]必须记住的是，要在日本全面推行检地，一个复杂的官僚体系不可或缺，而这在当时尚未形成。甚至到19世纪70年代，明治政府花了不止五年时间给土地所有者颁发产权证明。近来的地方史研究表明，我们评估秀吉政策的有效性时往往根据其发布的政令，忽略了政策在秀吉时期的连续性，以及地方上的变数。[22]

或许，太阁检地更应被视为某些变革的先声，而这些变革要到大半个世纪以后才成熟起来。丰臣秀吉的法令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关键变化，那就是从贯高制转变为石高制。税收记录、检地评估、武士收入都以相应的粮食单位来表示：一石大约等于五个蒲式耳§§；一俵相当于一草袋；一扶持，相当于一个军人一天的口粮。在德川统治下的和平年间，这种单位日益标准化。乍看之下，这似乎是货币化的倒退，但实际上，这是为了实现总产量的数量化而大胆迈出的一步，这一步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价格可能会浮动，而在一个以农立足的社会里，除了在歉收、饥荒的年份，生产力在衡量产量方面远远更稳定。用单一的测量单位来估算总产量的话，便可以对大名土地、家臣封地和农村收入进行调整，这种评估权力、影响力和地位的方法，体现了惊人的创新性、客观性与合理性。在整个德川时代，我们都要跟它打交道。同时，它表现了一种零和竞争观。所有土地都经过测量、都有所属，在没有对外征服提供新机会的条件下，一个人的收获只能以损害同伴为代价。如今人们至少在理论上可以知道大米的总体生产力或“石高”有多少，并对其进行配置。这些规则要等到下一位霸主出现才能被改变。

假如没有解除农村武装力量的话，这一举措不会有任何约束力可言。1588年，丰臣秀吉下了一道《刀狩令》：“严格禁止各国（省）人持有长剑、短剑、弓、矛、火器等武器。”对于这样做的目的，法令直言不讳地说道：“持有不必要的［战争］器具，会令征收税费的工作难以展开，而且容易煽动暴乱。”当然，武器并没有一夜之间就从村里绝迹。但有文书明确记载，日本各地的大名都认真对待这道法令。例如，远在萨摩国，实力强大的大名岛津氏——那之前不久才在跟秀吉的斗争中落败——就十分重视这道法令。如玛丽·伊丽莎白·贝瑞（Mary Elizabeth Berry）所说，“该国（省）以太刀闻名，考虑到这一点……岛津氏在执行法令方面有任何失误，都会相当显眼”[23]。当然，这一法令也符合大名的利益，毕竟可以减少农民起义的发生。

总的来看，检地、刀狩令、兵农分离，这些法令以遵从天皇之命为名义整饬大名，确立新的合法性基础，为武家与非武家身份制定了新的规则，农村地区也因此重归安宁。这些现象确实与丰臣秀吉的统治存在关联，虽然它们必然已经存在一段时间，直到秀吉去世时，一些地区仍然没有完成转变。

丰臣秀吉终其一生也没有当上征夷大将军。室町幕府最后一位足利将军只比秀吉早一年去世。然而，秀吉更想拉近与朝廷的关系，为此他宣称自己与藤原氏有血缘关系，他担任的关白和太政大臣传统上属于藤原氏的头衔，他还利用朝廷的威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或许因为自己的血缘和出身比织田信长、德川家康都要逊色，他有意将自己跟朝廷绑在一起，以便可以利用它的声望。1588年，秀吉安排天皇参观自己的居所，其间他让31位大名发誓保卫朝廷和贵族领地，借此将朝廷、大名和他本人联结成一个代表他们共同利益的政治体（公仪）。自此以后，对其中任一方发起的挑战，都会是对处于核心的天皇的不忠。除了注重天皇，秀吉还努力掌握能舞等传统艺术，大举推崇茶道、参加茶会，这是他利用（和改变）贵族气质的另一种方式。茶道本应是亲朋好友间的小聚，可秀吉风格的茶道却成为一种炫耀贵气和财气的活动。除此之外，秀吉还像织田信长那样想获得神道神（かみ）格。他之所以会将矛头转向那些他原本宽待的伊比利亚传教士，也与此有关。1587年，他下令驱逐传教士，严厉警告称日本是“神的国度”。传统的力量被用以合理化革命性的转变。这一现象，我们将会在德川时代的末期再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