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安土桃山文化

日本统一过程中，暴力、背叛、残酷比比皆是。但与此同时，经济蓬勃发展、欣欣向荣，文化方面也真正迎来了百花齐放的大发展。大多数的军事霸主忙于驰骋天下，几乎没时间或没兴趣读书。有的人则费尽心血去掌握和传播传统文化。一座座城市沿着交通要道拔地而起，城市里的人并没有多少文学才能，毕竟当时识字能力还不普遍。而具有深厚文化涵养的宫廷贵族和名僧，某种程度上活在军事霸主的摆布之下，而这些霸主依然渴望获得宫廷、寺社的承认，在文化方面取得正统地位。急于抬高身价的他们，无比慷慨地赞助、拥护每一种视觉艺术。他们意识到，无论生活还是打仗都需要自制力，于是，茶、陶瓷、书法这些安静的艺术形式进入他们的世界。同时，他们不再受传统等级的束缚，对外来影响持比较开放的态度。他们最会攫取商业、矿藏和战争带来的好处，因而有能力在艺术、建筑和武道上一掷千金。

这个时代的典型标志是那一座座高耸的城堡，它们是建造者实力的象征。巨大的石砌护墙为纵横交错的护城河所环绕，从入口进来后，一座迷宫便展现在眼前，这里能把人困得团团转。入侵者走完狭长的通道才发现这是一条死胡同，即使攀爬过去，前面的道路还连接着多个90度的拐角，随着道路往高处走，每一侧甚至连顶部都有矮墙，侧翼的火力可以从这些矮墙背后射出，给敌人以致命一击。城堡里建有守卫的营房，有时站岗的守卫多达数千名，此外还有大名及其主要家臣的居所。整座城堡的最高点为五层、七层高的主楼或天守，亮白色的外墙把硕大的建筑梁架隐藏起来，墙壁间有细小的黑色开口。其上，屋檐、护栏组成的复杂构架上铺有重瓦，是为建筑的最顶部，瓦上还带有大名的家徽，以及海豚、鹤、凤凰、鲤鱼这些图案，十分醒目。

整座城堡的设计注重表现所在地的美和比例。耶稣会神父德阿尔梅达（d’Almeida）曾经描写过奈良的一座天守，他说：“从外观来看，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漂亮的景色了，令人赏心悦目……走进这座城（或许可以这样称呼它），在里面的街道游走，如同走进天堂……这看起来并不像是出自人类之手……墙壁上布满绘画，以金箔为衬底，画面上描绘着古老的故事……至于花园……我在宫殿里见到的那些，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令人神清气爽的地方了……我肯定，全世界绝对找不到别的地方，能比这座堡垒更华丽、更有魅力。”[24]这些建筑内部昏暗。为了装饰公共房间的墙壁，艺术家们使用大量金箔、银箔，即锤揲而成的轻薄的金片、银片。日本正是从这时开始生产贵金属，并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日本是白银的主要产地和出口地，这个地位保持了一百年，直至矿藏开始枯竭。对金箔、银箔进行锤揲、镶嵌、绘画，这些工作不是一个文化人单凭业余爱好就能完成的，需要十分高超的技艺。这一需求，以及这样的资助条件，恰恰出现在狩野派画家的伟大时代。狩野永德（1543—1590）曾为京都多家寺院制作过屏风画，作为御用绘师，他负责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的城堡府邸的装潢，还为信长的安土城、秀吉的聚乐第绘制过屏风，这些作品有一部分保存在京都的西本愿寺。他是日本艺术史上的一代大师，同时代的艺术家和他的许多学生身上都体现了他的影响。他开创了一种崭新、壮丽的障壁画，其风格融汇了土佐派的华丽画风和起源于中国的水墨画，与当时新建宫殿、城堡的富丽堂皇十分相称。他喜用金色作为绘画背景，大量运用浓墨和绚彩，永德的过人天资完美地迎合了这个时代。永德并不是单打独斗，他手下有一个绘师作坊。今天人们到二条城参观的话，仍可以感受到作品传递出来的敬畏和力量，创作这件作品的绘师及作品的主人希望，当来客进入二条城的门厅、巨大壁画上魁梧有力的松树迎面扑来的时候，心里能生出这种敬畏、力量之感。对于内部的居住区而言，这种威风凛凛的画风就不是那么有必要了，相反，这里会用上更多平和的画面，包括圣贤说教和中国传统娱乐。

织田信长始建于1576年的安土城，以及丰臣秀吉的桃山城，共同命名了文化史上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以其朝气蓬勃和繁荣昌盛而举世瞩目。日本各个地方，特别是各大交通沿线，都有大名的城堡。他们根据自己财力、实力的大小，打造与之相匹配的城堡。这种情况在16世纪90年代尤为显著，在这十年里，城堡的建立，以及城下町——连带其消费群体，由武士组成的常备军——的形成，开始改变日本的城市生活。

丰臣秀吉的表现欲也体现在茶道上。一般来说，茶道的理想状态是克制、持重，而他毫不犹豫地给自己盖了一座外表贴满金箔的茶室。在1587年的北野大茶会上，他也表现出同样的品位。当时，他邀请京都全体居民前来观赏他的精美茶具，还在开幕当天亲自给约800人点茶。茶会还欢迎参与者展示自己的珍宝，但有多少人愿意冒这个险则不得而知。倘若秀吉这位霸主对某个宝贝心生羡意，他必然会要求物主送给他。秀吉为什么会下令让千利休自裁，有这么一个说法——这位茶道宗师拥有一件特别精美的茶碗，让秀吉起了妒忌之心。

安土桃山时代文化最主要的特征自然是各种技艺。不管是制造火绳枪的工匠，还是富有的手艺人如千利休，几乎可以和军事霸主们平起平坐。他们必须献出茶道的专业技能，整个过程极为严苛。陋室、粗墙、一卷画、朴素的花、无声的碗，这些事物所体现出来的美感代表了主人的教养和品位。织田信长向堺地的大师学习茶道。有时，当家臣表现特别出色、英勇的时候，信长会用茶具来奖赏他们。他还跟当时数一数二的大诗人相互赠送贺诗。至于丰臣秀吉，从他和别人的通信就能看出来他绝非博学雄辩之人，但他不仅资助能剧，还刻苦练习能舞。他邀请天皇（这位天皇必然长期忍受着折磨）来欣赏自己的艺术成就，强行让德川家康、前田利家这些头号家臣跟他一起表演。某些资助文化活动的大名自己本来就是数一数二的文化名人。古田织部，即那位先是遭到丰臣秀吉的怀疑、最终因德川家康的猜忌而切腹自尽的大名，本身就是一名陶艺大家。出身于大名望族的细川藤孝（1534—1610，他还是20世纪90年代某位首相的先祖）是秀吉和家康手下的武将。诗歌、古典文学、茶、食、乐、剑、典章制度，他样样精通并因此盛名在外。中世诗歌集《古今和歌集》的释文向来只能密授，细川藤孝由于拥有这门知识而被视为独一无二的国宝级人物，关原之战期间西部军队包围了他的城堡，其性命危在旦夕，一位亲王¶¶为他请求，后阳成天皇也专门下了一道敕令为他解围。

这个时代最受赞赏的陶瓷器是那种外表粗糙、形状不规则、手工捏塑而成的碗，这种真实象征着茶道的理想状态。日本陶瓷在战争果实的滋润下变得更加丰富，率军入侵朝鲜的大名很多在回国的时候将朝鲜陶工——有时甚至是一大批——带了回来。萨摩的一座叫作苗代川的村落里，就有一群流落至此的朝鲜人，直到19世纪仍保持着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制陶传统。熊本也有一群朝鲜人，由加藤清正带回来。佐贺的陶瓷业进步最大，大名锅岛氏带回来的朝鲜陶工发现了一个瓷土矿，为日本瓷器的面世奠定了基础。日本陶工和朝鲜陶工生产的青花瓷，是佐贺藩保护的对象之一。这种最初以明朝青花瓷为模板的瓷器，通过船只被运送到日本的每一个地方。其他艺术形式也在蓬勃发展。琳派通过精致细腻的技法，发展出一种罕见的绚烂之美，这种艺术传统将装饰技巧提升到另一个水平。这些以书法、绘画、釉瓷为专长的琳派艺术家，改变了近世日本的艺术生命和艺术水准。

这个时代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也特别开放。日本商人和探险家踏足东南亚多个地方，沿着中国商人建立的港口网络活动。这些人带回来各种东西，既有用于制造军火的原材料，也有上等的中国丝线，属刺绣用的佳品，这些都是城市商人孜孜以求的商品，供应给城下町的军事首领及其女眷。这类贸易的许可证由丰臣秀吉颁发，秀吉死后则由德川家康负责。大寺社和富商共同资助这些贸易活动，军事大名也经常参与。16世纪40年代，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第一批商人和传教士来到九州南部，此后，前往日本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带来的艺术、纹样迅速与日本主题融合。一系列“南蛮”画描绘了他们的船只、传教士和仆人。数十年后，九州大名大村纯忠眼见政敌步步紧逼，担心政权不保的他，将长崎港口开放给西方人作为贸易基地。长崎成为传教活动的大本营，除了开设了一所提供日语培训的学院以外，还有一家印刷厂，印发《伊索寓言》、托马斯·肯皮斯（Thomas à Kempis）的《效法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等一系列作品。耶稣会有不少成员来自意大利和伊比利亚半岛的封建统治阶层，他们对日本的封建贵族进行传教，自信地认为只要说服了领主及其家臣，平民百姓就会跟着信教。他们思忖，向日本平民布道的话会让人觉得有造反之嫌。事实证明他们的做法是对的。许多势力强大的大名成了基督徒。与此同时，多明我会、奥古斯丁会的传教士也在向普通民众布道。在多个教派合力之下，基督徒这个群体急速扩大。到16世纪末，天主教徒的比例可能接近总人口的2%，比今天日本的基督徒还要多。中国的情况则不一样，为了进入文人的圈子，耶稣会士要先成为知识分子、学者。而在日本，他们可以专注于宗教使命，因为日本最重要的知识阶层——佛教僧侣——对他们完全不闻不问。他们敌视一切佛教派别，这种敌意在某种程度上令他们有意去讨好织田信长、丰臣秀吉这样的军事巨头，这两位都对佛教下过狠手。这些军事巨头邀请西方人来参观自己的城堡，对他们的家乡表示好奇，敬佩他们的奉献精神和勇气。而且，像织田信长——他在1582年痛心地发现自己被一名家臣背叛了——这样的霸主，对手下一直有所戒备，而那些主持耶稣会传教活动的欧洲人跟霸主们没有利益瓜葛，还博学、有修养，霸主们大可以放心与之交往。

不管怎样，耶稣会的人觉得这些日本领袖魅力非凡、可钦可敬，虽然他们从未公开表示对后者有全面的了解。传教士刻苦学习新的语言，进步显著，而且他们为人审慎、处事得体，因此在那些巨头的城堡里颇受欢迎，即便1587年秀吉开始管制基督教，情况也一度不变。模仿西式服装的风气在不少藩城流行起来。很多人改信基督教，这或许可以说明传教活动是成功的，那些成了基督徒的大名一直保持着信仰，更是确凿的证据。上文曾提及小西行长，他是秀吉派去入侵朝鲜的主要大将之一，在输掉关原之战后，他下不了决心自杀，最后选择受俘，被人耻笑，身首异处。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将会对基督教运动作进一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