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中央与边缘：幕藩关系

真正考验近世日本的国家地位的，是幕府和藩之间的关系。最大的藩当中，有的藩主家族的统治历史比德川氏还要长，因此，这样的藩会在19世纪的大政奉还运动中担当主导角色，并不是偶然。

早期的将军在战场上赢得自己的霸权，因此能轻易地将大名的土地拿来充公、重新分配。17世纪的时候，有1300万石的土地——日本的三分之一以上——被用来重新分封。外样大名的数量减少，新的谱代大名诞生。下表显示了这些变化。所以，大名的领地明显并非其个人财产，只是委托给他们管理。将军会在大名成年的时候授予其称号，而新将军继位的时候，全体大名都要以个人名义发誓表示臣服。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重新分封、没收充公的情况日益减少，藩主的位置越发稳固。一般来说，大家都会关注到，在江户时代的头一个半世纪里有上百个大名发生变动，但经过进一步考察，除了经历过战争的地方以外，发生变动的大名里，大约有一半获得的领地比他们失去的还要多，将近一半的大名其领地在石高上没有变化。很多领地遭到没收或剥夺，其实是因为继承的问题（比如绝嗣，“末期养子”的做法获准后，绝嗣的情况已经很少见），或者由于个人举止的不当、荒唐，这些行为常被归入“狂气”的行列。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幕府关心的显然是如何维护和建立公共秩序。[19]

德川氏的旁系越前（今福井）松平家就是一个例子。松平家地处战略位置，倘若发生入侵的话，敌军可能会经过这里，从西北方进攻江户城所在的平原。家康把自己的儿子秀康安置在此，让他继承旧姓松平氏，将附近的领地合并起来，形成一个庞然大藩，石高达68万。秀康的儿子忠直在大坂之围中表现英勇，尽管稍显冲动；可是很快地，他的举动开始变得十分古怪。有关他奢靡无度、凶残至极的故事逐渐在江户流传开来。在将军看来，忠直更为恶劣的事迹是他对自己来江户参勤的义务显得漫不经心。江户幕府派代表前往越前藩，就这位年轻藩主的行径可能带来的后果，向他的首要家臣发出警告，但无济于事。随后，这位藩主迷上了一位家臣的美貌妻子。这位女子曾躲到尼寺里，试图摆脱他的注意，于是他下令让她的长子自杀，没收其家族的封地（15,350石）。为了明志，家族剩下的人则在大火燃烧的宅邸中集体自杀。将军秀忠将这位藩主流放到九州，命其儿子继位，并把他的封地削减了13万石。可是，这里仍旧事情不断，困扰着德川氏的宗家。到了第五代将军纲吉的时候，越前藩再度被削，只剩下22.5万石。这次，幕府派一位重臣到松平家暂停其统治；剥夺其礼仪方面的特权，禁止其使用“松平”一姓、德川氏家徽、马鞍上的镀金装饰、“殿”的称呼，藩主不再参与江户举行的新年庆典。藩主的江户藩邸则被下令关闭大门，贴上封条，只允许通过侧门入内。松平家的领地很多是从别的大名那里夺过来的，如今支离破碎。因此，松平家在遭受公开侮辱的同时，其地缘政治上的力量也急剧下降。[20]直到几代人之后，松平家才重新获得幕府的青睐。德川幕府晚期，有赖贤明领袖的带领，松平家重拾过去的辉煌，在江户时代晚期的幕府改革中，松平家的大名担当了重要的角色。

早期的将军还注意确保大名的军事实力在自己的掌控之内。1615年，幕府颁布法令，要求每个藩只能保留一座城堡。但幕府不希望军事技能方面有所倒退，于是向所有藩发布了防备准则。1649年的法规试图说明清楚这一点。比如说，十万石的藩要有2155名现役军人，其中170名为骑兵、350名为枪兵、30名为弓箭手、150名为长矛兵，有20名要接受信号旗方面的训练。往下推及，一个领两百石的武士就有5个人需要供养：他和他的马，一个马夫，一个搬矛的人，一个拿盔甲的人，一个打杂的人。[21]随着参勤交代制度逐渐固定下来，大名来江户时可以带的武士数量也有了相应的标准；这个标准同样需要根据藩的石高来确定，不过，这次之所以设定标准，是为了减少攀比和奢侈之风。

幕府控制大名的核心策略是编纂行为守则。1615年，大坂城一役后不久，大名被召集起来，同意遵守《武家诸法度》。这些法令后来有所修改、补充，在幕府和大名的关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用哈罗德·博莱索（Harold Bolitho）的话来说，这些法令“提醒每一个藩，他们要在某些关键领域交出自己的自主权”。[22]

大名不得在境内藏匿“杀人者”或“反逆者”，不许新建防御工事或修补旧有的——有一条说道：“城堞和深壕是动乱的根源。”大名在安排家人婚事之前需要得到官方的批准。倘若邻藩有什么可疑的行动，必须立刻上报；但同时，“由于各藩有各俗”，除非必要，否则相邻管辖区间不应有任何联系。最后一条告诫里，幕府命令大名要择才授官。“如果行政机构里有能人，那这个藩必将繁荣兴盛，否则必将灭亡。”通过这种方式，幕府宣示自己有权判定何为良治并将这些标准加之于身为家臣的大名，以此来评判他们的好坏。

1635年，家光发布《武家诸法度》的第二个版本，加强了控制力度，拓宽了控制范围。1622年，大名要留下家人作为幕府的人质（让人想起家康年轻时的人质经历）。很多大名明智地选择派出人质，或者在此之前亲自来江户拜访。例如，加贺藩的前田氏在关原一役后不久就把自己的母亲带过来。1622年，秀忠将这种做法常规化，使之成为谱代大名的一项义务。1636年家光颁布法规，这一做法成了一种制度和固定的安排，是所有大名都必须完成的军事任务。“参勤交代”制度塑造了大名的生活。根据身份等级的高低，他们在江户获得相应的土地。大多数在自己的土地上建三座大宅¶¶¶。他们的宅邸里有仆人，有武士侍从，但他们的家人和主要家臣的家人仍留在将军的居城里。他们自己则要每隔一年——有些是每隔半年——来江户拜谒将军。刚开始这是一种人质制度，后来却成为精英阶层来回流动的宦途生活的基础。在这种机制的运作下，日后大名都将在大都市里出生、成长，在接受大名一职之前，他们从未踏足本藩，而上任之后，又要在江户和本藩之间往来。不出一两个世代，这套机制就会将战国时代的军事头目们转变为一个个有教养的城市贵族，学会欣赏茶道、料理、文化和服装方面的微妙之处。

接下来，幕府需要对平民百姓进行户籍登记。幕府和各藩很早就开始对人口和牲口开展登记，但随着禁绝基督教的力度加大，这类登记便和反对宗教——基督教——叛乱的担保措施结合在了一起。1614年，幕府开始让自己领地内的所有居民在寺院登记户籍。家光时期，迫害基督徒的程度加剧，幕府进一步收紧上述境内政策，并在数十年后即1665年下令所有藩一同实行。第二年，政策力度加强，要求每年都要进行户籍登记****。登记机构为寺院，它们共同承担起国家安全方面的工作。此后，村役人和町役人要保证自家百姓中没有基督徒，然后上报檀家寺。宗门改账为中央政府在全日本范围内干预私人生活提供了一大利器。《武家诸法度》规定，藩的法令必须与幕府大体保持一致。1635年法令的第二十一条规定：“在任何事情上，所有地方都要以幕府法令为榜样，予以遵从。”随着这条规定生效，幕府和大藩的主要法令在内容上有了更多的相通之处。

这样一来，幕府承担了向全国各地发号施令的职责，如禁教令。它宣称自己代表的是“公仪”，即公众利益，因而有权实施监视和干预。幕府在显眼的地方如十字路口和桥头安装布告板（高札），遍布全国各地，不管是各藩还是幕府的领地。在年号改变或新将军继位时，布告板才会更新内容，直到18世纪仍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法令的发布机构逐级下降。这些法令原来是以幕府老中的名义发布的，随后变成幕府的奉行。为了方便百姓阅读，布告用语十分简单，可以说是“平民诸法度”。有的法令嘱咐大家要保持忠孝、知礼、仁恕这些公民美德；别的法令则警告人们要提防基督教的谬论，提防有人纵火，倘若有人违反上述禁令，还承诺给举报者奖赏。高札逐渐用作学校（寺子屋）的基础课文，各地民众通过这些文本熟知幕府的存在及其意愿。

1633年，幕府再一次显示自己的权力，它任命大约30个监察官††††对那些有必要加以监视的藩进行巡视。为了协助他们的工作，1644年，幕府命令各藩上交详细的地图。

有时候，这些监察活动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1764年，幕府的监察官到访冈山藩，此时新藩主的继任尚未得到批准，他们命令藩政官员把本藩法律、行政、经济方面的详细报告拿过来。冈山藩的长老上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的标题极为简洁，但现代学者对它的研究足足有四页纸那么长。通过这份报告，他们向幕府的监察官保证——藩主命令他们遵从幕府的法令，藩主保持极为俭朴的生活条件，并孜孜不倦地追查潜在的基督徒叛乱。[23]大名的改易和变动也一样，他们需要一一禀报自己的财产和用具，看起来就像是某个军人被调往别的部队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要求很多都变得形式化，而非落到实处。上文就提过，萨摩藩为了防止远道而来的监察官知道太多本藩的事情，提前做好样子。藩主没有继嗣，这曾是导致除藩的最常见的原因，可到了1651年，幕府允许末期养子的做法，这个顾虑就此消失。1665年，为了纪念家康逝世50周年，江户的人质制度被废除，可到了这时，多姿多彩的江户生活远远胜过大多数了无生气的城下町，使得那些自愿留下来的人质甚至跟早年被迫留下来的一样多。大型工程项目的劳动力和物料需求下降。1644年幕府要求藩主上交各国（省）地图，但直到1697年才再次下达同样的命令。

尽管仍有些小藩改易十分频繁，但大藩的变动越来越少。19世纪的时候，有相当多的藩主似乎并不把幕府看作一个强大的霸权机构，而是视为同侪组成的一个政府委员会。1840年，将军为了帮家齐侧室之子谋利，试图将某个谱代大名，即庄内藩的藩主，强行改封到另一个小一半的领地，但最终作罢。下文将会谈到，发起运动反对藩主改易的，是某些带头平民、当地商人、大名家臣，乃至27位外样大名。最后这则命令被迫取消。[24]要是在17世纪，大名及其手下肯定不会对幕府有这样的想法。

以上这些篇幅主要在谈论幕府如何压制藩的自主权和行动，但必须记住的是，幕府和藩的关系是双向的，它并不是一场零和博弈。双方都需要彼此，两者之间更多地属于共生而非对抗的关系。

幕府执掌公仪，给各藩带来稳定的环境。它们不再需要互相提防，因为幕府设定彼此来往的规则，而1635年建立的评定所可以作为它们的上诉法院。德川幕府作为最高统治者，肯定会镇压那些由起义农民和宗派发起的底层动乱。18世纪的时候，这些叛乱活动愈演愈烈，幕府经常委派甚至命令邻近的藩协助平叛。维护农村地区的稳定，与每一个封建势力利害攸关。

幕府需要藩，藩也需要幕府。幕府的领地分布在全国的上上下下，但幕府经常将部分领地的行政权和税收权转让给某些藩，只要后者所处的地理位置方便其进行监管。作为回报，幕府原本会强制命令各藩援助工程项目，但这种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后来幕府甚至会为那些因歉收而匮粮的藩提供紧急援助。18世纪初，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放宽贷款的归还‡‡‡‡，这种还贷模式此后被沿用下来。生产贵金属的矿山本应全归幕府所有，但结果常常是由藩来经营。北部的秋田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秋田藩的矿山盛产铜矿，这些铜矿会运到大坂进行冶炼，然后通过水路运到长崎，用于对外贸易，支付给荷兰商人和中国商人。幕府在秋田藩的产量中拥有相当高的占有额，可当秋田藩由于无法满足这个份额而向幕府求情的时候，幕府大发慈悲，借款给秋田藩，好让它打理矿山，完成自己的份额。[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