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藩

日本有四分之三的土地在大名的控制之下，他们的领地从西南的九州一直延伸到北部的北海道。江户时期，由于奖惩不一，藩和大名***的数量不停变化；一度超过500个，而且无论何时，数目都维持在250个左右。“藩”这个词是现代称谓，诞生于19世纪，和西方的“封建制度”一样；只有当人们认为“藩”是不一般的、特别的，才会开始关注这个事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史学者埋头研究日本帝国的根基，“二战”结束以前，关于藩的研究寥寥无几。1945年以后，关于藩的研究、关于“幕藩制国家”的分析如洪水般涌现；四分之三个国家都在大名的统治之下，这意味着有四分之三个国家不在将军的直接统治范围之内。我们有必要来看一下。

藩在规模大小和重要程度上差别非常大。最大的藩是前田家的藩，其藩厅位于金泽城，领100万石以上。而更多的藩才过1万石这个基准线。只有16个藩超过30万石，而且仅有数十个藩主家族能在德川幕府两个半世纪的统治时期内屹立不倒。

藩的社会结构多种多样，要看武士在人口中的比例。有些藩的武士特别多，以至于城下町无法容纳，最后，这些武士获准在农村一带生活。萨摩藩的军事编制在战国时期有所膨胀，到了江户时代一直保持不变。这里到处都是武士家族，占总人口的20%～30%，而在别的地方，这个数字只有2%～3%，加上从属的人员也只是5%～6%。结果，外样大名领有的大藩绝大多数具有较高的军事化程度，而且由于武士遍布整个地区，因此在经济上落后于德川幕府所在的腹地。

我们曾提到，一方面，有些外样大名的大藩如长州藩，对德川幕府的统治心怀愤恨并代代相传。萨摩藩也一样，每年一到关原之战落败的纪念日，上层武士都会穿上盔甲，出发前往神社，省思当年的败绩。萨摩藩专门有一套方法接待幕府的监察官，确保这些人不会知道得太多。为了迎接监察人员的到访，他们特地安排了一些村庄待命，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们会把原来的农民赶走，然后由武士假扮农民在田地里干活。[15]但另一方面，许多大名因为幕府授予他们合法的统治权而心存感激，因此费尽心思地礼遇这些幕府的监察官。

藩的大小可能是藩与藩之间最重要的区别。由于御用画师渡边华山（1793—1841）生平的关系，田原藩在现代读者中颇为有名，其实这个藩极小极穷，只领有1.2万石。从江户出发步行七天便能到达该藩，当地仅有一座脏乱不堪的城堡。因为田原藩的大名†††从一开始就为家康打天下，所以获得一块江户的土地，跻身德川家主要家臣之列。不幸的是，这份荣誉的代价实在太大，这块领地有24个村庄，人口约为两万。这里有598户武士家庭，其中296户为步兵，212户为寺院服务，27户为神社服务，32户属于“罪犯、乞丐”。

结果，即使在田原藩的武士阶层中处于顶尖位置，像渡边华山家那样课税基数为130石的，也过着贫苦难熬的生活。渡边家收到的津贴不足一半。对于这般艰难的境况，他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我们境况之贫困，已不是文字所能公允道出的。因为供粮削减，我们不得不将一个弟弟送到寺院当学徒，然后送去一位旗本家里当侍从。14岁的我被告知，要把这位小弟弟带到板桥［位于江户，那位旗本在大名宅邸的居所］。我记得，当时雪花飘然落下，这个八九岁的小男孩被一位粗野大汉般的陌生人领走。我俩不停地回首顾盼，直到再也看不见彼此，每每想起此景，恍如昨日。[16]

身居田原藩高位的渡边家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可以想见，其他地位更为糟糕的家庭又是过着怎样的生活。像田原藩这样的小藩，对中央江户幕府的权力起不了多少约束作用。

大藩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四国岛上的土佐藩是一块扇形地区，群山环绕，对外交通颇为不便。这个地方自成一体，以自然环境为边界；作为地理实体，在一体化程度上或许只有萨摩藩才能更胜一筹。1600年土佐藩的人口为20万，到江户时代晚期这个数字几乎翻了一番。根据表高，土佐藩的生产力在日本排第19位。它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森林茂密，还能利用林木生产纸张等产品，温暖的海湾令捕鲣——主要的日常食物之一——和捕鲸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业。

土佐是在战国大名长宗我部氏统治的时候统一的。16世纪80年代，长宗我部家的家督‡‡‡率领本地武士，统一了土佐。他一度将要把整个四国岛并入自己的统治范围内，但1585年丰臣秀吉打败了他，令其野心受挫。此后，长宗我部参与了秀吉在九州和朝鲜发动的战争，并在关原之战时加入西军。这一选择为他在土佐的统治画上了句号。此前，他的继任者继续推进检地，为德川幕府在高知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在行政程序、行政法的影响下，四国岛和日本其他地方的发展大体保持一致。[17]

德川家康取得关原之战的胜利后，把土佐藩封给了山内一丰。对于不是德川氏家臣的人来说，这份奖赏实在非同一般——虽然他在关原一役中提供了些帮助，但在最后一刻才伸出援手，而且作用也不大。山内家对这份好意心怀感激，这种感激之情对山内家在幕府末期的政治策略造成了影响。山内一丰是尾张一位地方贵族的弟弟。尾张，就是关原之战后德川御三家之一所在的地方。土佐藩的地主阶层曾是长宗我部的家臣，他们不愿承认新的藩主，有意反抗。农民也担心新领主到来后会加大剥削力度。他们拒绝配合新藩主的统治，许多人翻过边境，逃到邻藩。

新藩主只带了158名骑士就来土佐藩上任。他采取明智的做法，借助外力来宣示自己对这片土地的所有权。他用诡计和暴力手段把异见镇压下去，很快就掌握了控制权。山内一丰派出两艘船，载满273个首级前往德川幕府的总部，借此表现自己多么高效。另外73个异见分子则在岸边被处以磔刑。

现在，藩主山内一丰可以把精力放在开发自己的领地上。重要的家臣都分有领地，成为当地的统治者，而山内家自留的土地在产量上比长宗我部家的粮仓地多一倍。类似地，家康自留地的产量也比秀吉的多。山内在海湾处建了一座全新的城堡——高知城。这时，能够赢得地方豪族配合的长效合作机制还没有建立，他们很多人曾是长宗我部家的追随者，其中约有900人因为有务农之功而享有“乡士”§§§的称号。藩主的一名叫作野中兼山的官员实施了一个大型的河岸工程项目，以提高生产力。德川幕府的建设项目给土佐藩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后者不得不花大力气去开发财源。身处和平年代，大名们不再需要在战场上拼杀，他们的义务也随之一变，分担幕府的项目，并以此来作为衡量义务大小的标尺。将军新城堡的修建、寺社的重修、各种各样的公共工程，都需要从土佐藩那里运来大量的木材。负担如此之重，致使土佐的大多数步兵（足轻）觉得自己成了苦力队——在山林中砍伐，将木材拖曳到河边，让木材漂流到某些沿海地点，然后在那里装载上船，运到大坂和江户。[18]

像土佐藩这样的重要大名的藩，其政体就是小型的江户幕府。首要的家臣都被封有领地，他们所在的官位逐渐为来自宗家的养子所占，然后设立为庶家。高知城有11位老中，各领有1500到1万石的土地。另外的11名中老则领有450到1500石的土地。骑马的正规武士（马廻）有800人，各自分到的土地的石高在100到700石之间，他们辅助大多数官员完成村庄的治理和税收工作，正是这些村庄的收成保证了上述官职的运作。可以说，马廻如同德川家的旗本。除了自己的领地，上层武士在高知城的城下町也有自己的居所，这些居所统一按照权力、收入的大小顺序来分布。

不久，一套以幕府为模板的复杂行政体系建立起来。其中的首席官员执掌与幕府的关系，监督那些掌管郡治、渔村、税收、寺社的地方官。监察官在领地上巡视。由武士担任的行政官员组成各个部门，负责治理整个藩，管理藩主的家内事务和粮仓地，维护江户的藩邸。与幕府的谱代大名一样，位高权重的大家族占据了大部分的重要职位。在农村地区，对于山内氏到来之前的日子，人们仍久久不忘，有着很深的眷恋，使得长宗我部家的传统依旧活跃；到了19世纪的时候，这一传统将会以城下町的武士（上士）、农村武士（乡士）、村役人互相对抗的方式再度出现。

幕府会要求藩与藩在某些建设项目上协作共事，但幕府不会直接对藩征税。领地是一个藩的财源所在。幕府在兵力方面设有指导方针，但它无权控制藩的武装力量。幕府可以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发布指示，说明哪些货币可以流通，但是，藩主可以发行藩内使用的纸币，甚至能自己铸币，虽然原则上应该得到幕府同意。德川幕府末期，有上百种通货在流通，大部分只能在自己藩的范围内使用。总而言之，有好几十个藩几乎等同于独立的国家，它们有自己的军队、行政章程、法律法规、税收制度和税法。无怪乎在像土佐藩、萨摩藩这样的大藩，百姓会觉得自己的藩就是一个国家，对于藩主以外的权力制度完全没有概念。“幕藩制国家”中“藩”这一环，代表了一股强大的约束力量，限制着中央集权和日本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