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德川幕府的结构

在家康的掌权下，德川氏的统治拉开了帷幕。到1616年家康去世的时候，秀忠已经做了十年的征夷大将军，不过关键的决策还是由家康拍板。历史学家总结道，秀忠之所以会被家康选为继承人，不是因为他多么出色，而是因为他的小心谨慎。事实上，秀忠的这些性格让他差点丢了继承的机会——关原之战时，他很晚才率领军队到达战场，只因为他伺机围攻某座城，而这座城本来他可以绕道避开的。据说家康因此勃然大怒，有一段时间拒不与秀忠见面。秀忠继任将军之后，未能像他父亲那样明了朝廷和天皇的心思。他坚持让天皇迎娶自己的女儿和子入宫。后来，和子生下的一个女儿登上皇位，是为明正天皇（1629—1643），这是继多个世纪以来出现的第一位女帝。1626年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秀忠和他当时已经继任将军的儿子家光一起启程前往京都，他们大肆给都城的贵族和居民派发金币。家康死的时候，幕府金库还留有600万两**，一两金属于当时日本的基本金币；而家康留下来的这些金币，在他死后不久就用完了。

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同样是一生下来就被立为继承人，家光对待大名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傲慢，原因或许就在于此。他摆脱了父亲辅臣的束缚后，就把自己信赖的朋友召来，留在身边。作为封建制度的专制独裁者，他为人严苛，以自我为中心，但同时，他会借着独自去鹰狩的机会，尝试与普通百姓进行交流。第八代将军吉宗也喜欢鹰狩，但不可能做出家光这种不正式的行为。在家光的统治下，幕府机构的体制固定下来并一直维持到幕府末年。家光去世的时候，他的五个高级辅臣也自杀殉葬，这种行为随后在1663年被幕府禁止。

一旦获朝廷授予将军称号，他就成为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当将军还小的时候，政务也许会由大老代理，当他长大以后，则通过当时形成的官僚机构来发布政令，但理论上说，没有什么可以约束他。这样的话，将军年少时就必须要在别人的教导下学习德政的价值，这一点特别重要。根据家康的规定，如果将军家没有继嗣，将军的继承人将在御三家即尾张德川家、纪伊德川家、水户德川家中选出。第八代将军吉宗又加入三家††作为将军继承人列选。对于这些德川家，将军必然时刻加以警惕，毕竟从中可能会出现竞争对手或继承人，而庶系或旁系德川家的家督则很少甚至不可能出任国家级别的官位。幕阁职位都由德川家的家臣担任；最高的级别是谱代大名，在此之下则有旗本。德川幕府的将军一共有15代。

从室町幕府开始，长子继承制就在日本扎下了根，根据这个制度，将军一位由长子继承。江户时代末期，德川氏的一位家臣在讨论继承人选的时候，就强调了血缘比才干更重要：“国家的安定有序归功于伟大的将军家的尊贵与美德，而非仅仅由于［某个将军的］智力。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与别的国家［即中国］有异。”[9]但在千代田城舒舒服服长大的孩子，不太可能培养出强有力的领导才能。再说，自从1684年一位高级官员‡‡遭到刺杀以后，幕府采取措施，将军及其首要官员不再那么容易接近；守卫必须确保只有侧众、侍童和贴身侍从才可以靠近主人。[10]

就是从这时开始，侧众逐渐占据核心的地位。自此以后，幕阁首脑和将军辅臣之间的争权夺势成了江户时代政治的特征，除非将军具有超强的决断力和个人实力。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掌握了主导权的将军几乎没有一个是在江户城的大奥里出生、成长的，他们都是通过收养这种非常规的“外在”渠道走上权力的顶峰。这种现象在大名的家族里也十分明显；具备革新精神、能力出众的人常常会被宗家收养。不仅如此，那些有影响力的将军经常有一个出身平民的母亲，德川家的血脉由此焕然一新。下面，我们以三个将军为例。

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他执政下的元禄年间（1688—1704）是日本文化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纲吉作为专断的独裁统治者，在将军之位上待了29年。[11]身为家光之子、家康之曾孙，纲吉可能是所有将军里最为博学的。他颁发了一系列保护动物的《生类怜悯令》，本意是为了发扬众人的怜悯之心，但做法有误，被人嘲笑为“犬方公”或“狗将军”。[12]

纲吉是儒学的主要资助人，在他统治期间，江户城成为汉学、佛学的学术中心。年轻英俊的侧用人很容易就能获得纲吉的宠信，其中很多都因为讨得他的欢心而被提拔为大名，为此，纲吉的名声并不好。纲吉的母亲是京都一个菜贩的女儿；她在父亲去世以后，去了一位朝廷贵族的家里当侍女，此后她又在江户城的大奥里当女侍，并获家光喜爱，为他诞下一子，而这个儿子便是未来的将军德川纲吉。其时，纲吉看起来不太可能是将军的继承人，因此被任命为馆林藩的藩主，不过他继续待在江户，学习儒学知识。后来，他的一个兄长自杀身亡，而另一个兄长即将军家纲，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于是，纲吉成了家纲的“末期养子”§§。在纲吉这个例子里，出身平民（但聪慧过人且美貌出众）的母亲，和不需为继任幕府将军做准备而无拘无束的成长经历，造就了一个意志强大、富有智慧的将军，虽然性格有些古怪。

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是一个更好的例子。从任何方面来看，吉宗都是一位重要的将军，可能是继家康之后最重要的一位，而吉宗自己就是以家康为榜样赶追其功绩的。他反对元禄年间奢侈堕落的作风，为此他自己及其下属每天只吃两顿饭。他努力让自己的武士团重拾尚武精神。他担心海外贸易会令日本的贵金属外流，于是从中国引进汉方药，实施了一系列农业实验项目。吉宗热衷于学习中国的制度史，资助明律研究，着手修改历法，尽最大努力从中国和荷兰引进军事、技术方面的知识。按照传统习俗，将军清醒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待在深宫之中，吉宗费了不少工夫去摆脱这些束缚。

吉宗的父系一脉无可挑剔。他是家康的曾孙、纪伊藩藩主的第三子。然而，他的母亲却出身民间。她之所以当上女侍，自然是因为她的美貌，但由于等级太低，她不能亲自抚育自己的儿子。年轻的吉宗看来晋升无望，他获得一块小小的封地，只有两千石高，领地财力如此微薄，以至于连自己朝廷官位的礼节要求他都难以满足。后来，他的两个兄长去世，吉宗继任纪伊藩（今天的和歌山）藩主，一下子就具备了将军继承人的资格。随后，将军意外地染病早逝，加上吉宗的父亲属于纪伊德川家，他被任命为辅佐将军处理政务，并借由这个职位，争取老中的支持，帮助自己登上将军一位。吉宗代表了另一类例子——平民的血脉加上居高位者的意外死亡，令一个外人接过了统治的权力棒。

德川家齐是德川幕府较长寿的将军，历史学家对他的评价不太好，把他的统治时期称为“大奥（后宫）时代”。家齐出身于一桥德川家（由吉宗创设），13岁的时候被膝下无子的家治收为养嗣子。他在1787—1837年间担任将军，起初他支持松平定信（吉宗之孙）的改革计划，随后却否定了它，并在公家政治和政治联姻方面采取宽松的态度，对传统上外样和谱代的区分不予理会。家齐的正室是萨摩藩藩主的女儿。他的侧室多达数十人，为他诞下50多个儿女，其中很多孩子被收养到其他大名的家里。结果，德川幕府晚期有一群数量惊人的大名其实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们的生父都是家齐。江户时代那些强大、自我的大名当中，最为出色的三位——第四出色的那位（出生于水户家，过继给一桥家）在1867年奉还大政于天皇——都是外样大名，相对来说，不用像在江户城长大的孩子那样受到贵族条条框框的限制。

江户时代，将军之下的幕府行政机构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人员多达1.7万名。然而，在德川家的和谱代大名的家臣团中，这个数字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而且，主要的职位往往都由某个家臣的家族担任或者被这个家族独占。这就导致了才能与职位的不匹配，分配到同一职位的几个人轮流当值，而且不用说，大部分人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厌烦。

下表列出德川幕府官僚体系中最重要的几个职位，这只是为了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官职和担任该职位的人的数量。[13]江户的千代田城占地广阔，为表中及其他数量更多的官员提供了办公场所。大部分职位不只有一个人，以大坂町奉行为例，这个官职就有两人，一位在大坂，一位在江户。

让我们来进一步看看老中。那些在战争与和平时期为家康和秀忠效力的人被安置为专门的幕僚。到了家光的时候，他想要组建一个对他个人效忠的行政架构。1634年，家光下令老中负责所有与公家有关的事务。家康将一个备受信赖的家臣安排到京都，任京都所司代，于是朝廷也任命了一位朝中贵族（武家传奏）来跟幕府打交道。

老中是幕府最重要的官员。他们掌管外交政策，还负责和所有的大名打交道，包括势力最大的大名。重要的建设项目、给那些放弃或想上交自己土地的武士发放津贴、将军的家内事务、江户城的议事日程、城堡的重修、大名的退位和继任、新领地的创立，都由老中负责。必要的时候，老中还要组织大名去镇压叛乱。总之，所有国家大事都交给他们。

若年寄负责将军家臣团的内部事务。这个职位在1649—1662年间一度被废止，恢复以后，负责处理大名级别以下的将军家臣的事务。

老中只能由领地为3万到10万石的谱代大名担任。担任老中之前，他们一般都要在寺社奉行、高家、京都所司代或城代这些职位上待过。因此，这个职位只提供给那些级别最高、最受信赖的谱代大名。对整个江户时代的老中加以研究的话，我们会发现，担任老中的人来自少数几个家族，同一个家族的人在这个职位上出现了一次又一次。至于导致这个现象的相关原因，正如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所说，“德川幕府的后半期，颁授头衔可能已成为一件令人头痛的事，部分原因就在于，身份等级作为晋升的门槛较此前更为严苛”。[14]

老中们按照委员会的方式运作，然后将他们的决议报告给将军。老中每月轮值¶¶，即便不在当值时间，老中每天早上都要在江户城里露面。而当值的老中每天早上都会来拜谒将军。老中手下有一大批文秘官员，负责文书工作，从这里出来、待进一步审阅的公文案牍体量惊人。老中一职属于从四位。每到年末的时候，他们会从共事的大名和官员那里收到礼物，荷兰人来江户时，所有大名来江户参勤交代时，也会给他们赠礼。碰见老中的时候，低级官员需要下跪，连御三家的家督都要向其鞠躬。在江户城外，大名的队列要让老中先行。老中去世的时候，三天之内公众场合禁止唱歌、跳舞和奏乐，大名也会去信吊唁。中央官僚机构大部分要向老中汇报工作；很明显，他们是江户行政制度的枢纽所在。

幕府将江户、大坂、京都、长崎这些大城市纳入自己的领地范围内。江户町奉行和大坂町奉行都是重要的职位；他们也是月番制，一个在江户的本部当值，另一个在当地工作。至于朝廷所在的京都、对外贸易重镇长崎，都有类似的管理机制。

有的职位需要专业知识，这时等级的重要程度就比不上才能了。勘定奉行由500到2500石级别的旗本担任，就职期间他们的俸禄可以增加到3000石。他们负责管理将军粮仓的所在地，管辖这些地方并负责征税的郡代和代官都要向勘定奉行汇报工作。简言之，八名奉行要监管大约五六千名官员的情况，然后向老中汇报。

写作者经常提到的一个官职是负责情报工作的目付，字面意思为“观察者”“督查者”，这个职位分为大目付到横目等高低不同的层级，他们及时上报行政机构的运作情况，发现政治阴谋、宗教叛乱后予以通报。当时并不存在一个政治情报系统，以某一个基于不信任而建立的组织为中心。事实反而有可能是，还没有几个行政系统能够在自己统治架构的每一个分支中开展有效、持久的反情报工作。反对基督教和某些佛教派别的禁令让幕府有借口进行审查，因此对任何异见的出现都能保持警惕。同时，目付组成的监察网络还能够核查地方行政机构的工作表现和工作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