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整饬大名

1615年，重新安置大名的工作大体完成。大坂城一役胜利后，秀赖的领地可以由德川氏随意处置。全国的区划终于可以确定下来。

在领地分布格局上，德川氏的布局明显是从早期实践自然演进而来的。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影响并发展了朝廷所奠定的行政与区划模式，同时把自己的家臣团嵌入已有的行政单位里，此后京都的贵族和寺社关系网再也不能掌控自己领地内的财产。在三位统一者当中，织田信长一直坚决排除僧侣和行政力量对自己行动的干扰，而丰臣秀吉则通过接受各种公家头衔，尽可能地对朝廷的声望加以利用。从家康发布的朝廷贵族守则来看，家康的第一步是让这些人远离武家政治，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断了京都当局的左右臂膀，公家的实权大幅削弱，几乎跌至7世纪以来的最低点。

与前人相比，战国时代三位统一者的家臣团关系更加紧密，属于氏族结构的某一部分。约翰·霍尔（John Hall）注意到，纵观历史，日本总在家族结构和官僚结构之间摇摆[2]；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结构彼此交替迭代。在德川时期的日本，这个趋势发展到了顶峰，大多数的依附关系以虚构的家族关系来作掩护。

家，无论在哪儿，都是长久存在的单位，家的存续凌驾于所有的责任义务之上，并不是只有武士阶层才这样。17世纪的时候，日本农村的大户人家下面有从属于各种奴役关系的依附人员，这种现象十分常见。其中最主要的佃户或仆人被划分为“谱代”；接下来是地位更次要的关系网，他们受到程度不一的契约束缚，视自己的直属上级为父亲一般的存在。在这关系网之外的人属于外人，他们或许具有相同的等级，但却是生活在不一样的人际关系的宇宙之中。[3]某种程度上，现在的日本还有这种现象，对于日本人来说，那些闯进他们独特的日常轨道中的非亚裔“外人”永远是“不一样”的。

而在江户时代的封建社会，这一特征造成“谱代大名”（德川氏原来的家臣）和“外样大名”的区分。关原之战时，有的大名与德川氏的势力作对，有的与之合作。他们身处全然不同的主从制度中，绝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类别。居于高位的大名尚且如此，那些普通的武士更是这样。大名之间可以互动，可以竞争，也可以根据自己与将军的亲疏远近来确定等级地位，但他们的家臣不一样，这些人的生活是以大名为中心展开的。谱代大名和外样大名的分类，使得德川氏和其他大名区别开来。德川氏的家臣可以在幕府机构中任职，而外样大名的家臣则永远被排除在外。

必须要补充的一点是，有些大名的家族长期以来对自己的落败心怀愤恨，甚至把这种积怨视为宝贵的品质。长州藩的毛利氏在输了关原之战以后，领地被大幅削减（从1,205,000石降至298,480石），可以想见他们心底里是多么希望将来能报仇雪恨，对于那些在不同时间经历过不同遭遇的底层人员来说，更是如此。阿尔伯特·克雷格（Albert Craig）讲述过长州藩的一个传统习俗，在新年的第一天，藩主还没讲话，家老们就会问道：“倒幕的时机到了吗？”藩主则会照惯例回答：“为期尚早。”[4]

随着大名制度在江户时代走向固化，其等级差别也日益严格起来，这是大名制度的第二个特征。一个大名要具备封建领主的身份，其条件是封地的石高要在1万石以上，而且是由将军直接授予的。后一条尤为关键；很多大名的家臣从主君那里获得的封地高于1万石，但仍属于下层的家臣（百姓），只能在大名的“天体轨道”中而非将军的国家“星系”里运转。而石高、身份等级、军队规模或家臣团所体现出来的军事实力这三者之间表现出来的一致性正是每一个“星系”的独特之处。石高的数值依据的是江户时代初期实施的检地，称为领地的“官方”或“外表”产值（表高）。随时间流逝，表高很可能会低于“实际”或“内部”产值（内高），但它依然是衡量身份等级的标准，如果要做到与时俱进、改换这套标准的话，那将要重新确立大名之间的等级关系，这样一来，整个制度都要重新设置。大名的这个等级决定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从屋敷§、江户藩邸乃至大门的选址和规模[5]，到大名可以带多少武士去京都，他可能会坐在将军城堡里的哪个会客厅或走廊，他要在哪些地方和其他同等身份的大名保持一致——总之，决定了他封建领主的身份具有多少分量，这一点从他的花销水平就能清楚展示出来。这对于他的家臣来说同样重要，因为主君的地位是他们尊严的来源。这个还关系到江户时代的城市居民和商人，他们可以拿到“大名家徽手册”即《大名武鉴》，这本册子列出这些封建领主的家督、石高、徽印、随从规模、宅邸、献给将军的贡品明细。在跟大名的武士进行商业交易时，这些信息都是十分关键的，可以说，它们显示了后者的信用等级。

还有两项评级具有官方用途。一个与领地大小有关。如果大名的领地涵盖了整整一个国（省），那这个大名就是“国主”；如果领地规模接近一个国（省），那就是“准国主”。推而广之，领地是否涵盖一座城也被纳入评比之列；那些面积极小的封地常常不符合这个条件。结果，“国”和“城”这两个要素直接标示了官方地位的高低，由于可以进一步分出“准”与“正式”两个等级，这种衡量标准具有一定的弹性。另一个等级则与古代的九位制有关，这是7世纪时日本朝廷从中国借鉴过来的制度。江户幕府必须确保朝廷不会插手位阶方面的事务，武士都想要提升自己的地位，极为看重这些。1606年幕府下令，幕府自己可以奏请朝廷授予武士官衔。通过这种做法，幕府极为巧妙地利用这个权利，最大化地实现德川氏及其依附势力的利益。随后，在1611年、1615年，幕府进一步下令，将武士从公家人员中剥离出来；武家的官职、官位都与公家的分开。1680年及以后，最高级的官位绝大部分由德川氏担任。[6]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大名的类别来考察土地的区划问题。将军还有一类家臣，称为“旗本”，在大名之下，但由将军另外授予；这类家臣将会在幕府的官僚制度运作上发挥重要的作用。由于将军会提拔自己青睐的人、会处罚别人，变动在所难免，但在江户幕府定型期的最后几年，以下格局大体形成[7]：

我们会看到，幕府的领地总面积高达6,819,716石，约相当于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如果把谱代大名手上差不多1000万石的领地也算进去的话，江户幕府明显居于绝对的统领地位。

地理上的权力制衡巩固了幕府的这一地位。本州最肥沃的平原每一块都在德川氏的手里，通往江户的交通道路也在主要的谱代大名和亲藩的控制之下。关东平原则由德川氏的家臣掌管，他们大多数是旗本。势力较大的外样大名则分布在日本西部和东北部，某种程度上属于边缘地区。朝廷保有的领地位于旧都京都一带，公家的137家贵族都分有一定石数的俸禄。有趣的是，即便是在公家的家族内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区分谱代和外样。

单凭以上概述，难以将领地极为破碎的格局体现出来。外样大名约有85个，拥有大片的土地；他们之间的界限是在战国时代划定的，有的甚至更为久远，关原之战后他们一致认同德川氏的领袖地位。其中，位于今天金泽¶的前田氏拥有最大的领地，高达1,022,700石，仅次于德川氏。领地最大的16个大名里，有11个是外样大名；剩下的5个里，一个是井伊氏，在谱代大名中其领地面积最大，其余四个则为德川氏的亲藩。领地超过30万石的大名只有16个。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谱代大名的领地普遍小之又小，数量在145个左右。他们大部分甚至没有城下町，领地的石高也只是刚好超过大名资格的基准线1万石而已。这个特点在浓尾平原的沿海一带体现得一清二楚。这一块土地属于滨海的沙嘴地区，今天已经成了高度发达的度假胜地，但在江户时代，当地十分贫瘠。即便是本地的高级官员，生活也颇为贫寒。但是，与许多内陆藩相比，这块叫作田原藩的领地运气还是不错的，那些内陆藩的土地被其他大名的领地包围着，形同孤岛。在关东平原，旗本的领地经常交杂在一起，有些村庄甚至会被分属两个不同的领主。因此，虽然谱代大名要比外样大名几乎多一半，而旗本又必然多于谱代大名，但单个谱代大名或旗本的领地规模完全不可能跟外样大名相比。而且，幕府领地广泛分布在各地，令事态变得更为复杂；幕府也时常在这样或那样的违规情况下分派或调拨土地，命令邻近的大名代幕府治理。无怪乎凯伦·威根（Kären Wigen）会用“拼凑式的主权”（parcellized sovereignty）来形容德川时期的制度。[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