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掌握话事权

德川家康小心翼翼地、有计划地利用关原之战的胜利。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经久不衰的制度，超过前人所为。家康从一开始就比他们更有优势。织田信长去世后留下三个儿子，丰臣秀吉有一个，但家康有九个儿子，他去世的时候还有五个在世。到1616年，即家康死的那年，其中一个儿子秀忠已经是幕府的将军，另外三个则分别担任尾张、纪伊、水户三个亲藩的藩主，倘若将军没有合适的继承人，那么，这三家的子嗣将有资格成为将军家的养子。然而，家康要想成功的话，还必须具备敏锐的判断力、决心和耐性。

显然，德川家康第一步要做的是处置西军大名所持有的领地，这些人在关原之战中与他为敌。87家大名被除封，三家被减封，受影响的领地的石高多达622.169万石。单是丰臣秀吉之子秀赖的领地，就减少了130万石。直接受益的是那些一开始就为家康效力的德川氏家臣。16世纪90年代，秀吉下令让家康迁往关东平原，此后这一带的土地都由这些家臣掌管，其中有好几个的领地比很多大名的都要大，只不过因为是家康的家臣，所以没有正式得到大名的身份。此时，官衔、名号都成了家康的囊中之物，由他来颁发，他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条件，把家臣重新安置到日本腹地的各个战略要地。接着，出于追加奖赏的需要，加上对大名忠心的猜疑，已经分封出去的土地也会发生变数。小早川秀秋在关原之战中背叛了西军，从而决定了这场战役的输赢，他被封到位于濑户内海的冈山（备前），他1602年离世的时候并无子嗣，因此其领地被重新分封给别的大名，小早川氏灭亡。这是第一次因为战争以外的原因导致封地治权的转移，由此证明了当时崛起的中央权力是多么强大。

最大的问题是那些头号大名。萨摩藩的大名岛津氏在关原之战落败后，迅速地撤退到九州南部的领地。要消灭他的话，就必须跟另一位有深厚根基的大名联手作战。家康选择用外交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很快，使者就在家康的大本营和远方的港口鹿儿岛之间来来往往。但晚至1602年，家康和岛津义弘才在前者的伏见城安排会面。有意思的是，当义弘第一次来的时候，家康刚好去了江户，不在伏见城里，他让这位客人一直等到他悠悠闲闲地回来。现在，义弘终于可以向家康解释，自己之所以参加关原之战，是因为他错以为这是对秀吉之子忠心的体现。家康的心情平复下来，向义弘保证其祖传的封地仍由岛津氏统治，义弘发誓效忠德川家康这位新霸主。在两人会面之前，朝廷提议家康担任武家源氏的长者†，一心以为他会拒绝，现在，既然有了岛津氏的加盟，家康便在1603年接受了这一任命，出任征夷大将军、源氏长者、武家栋梁、淳和院与奖学院别当、右大臣。两年以后，他把将军一位传给儿子秀忠，秀忠率领十万众来京都接受任命。家康的就职大典在关原之战后不久举行，但主要的大名没几个出现（与德川氏的家臣截然相反）。等到秀忠上任的时候，包括萨摩藩的岛津家久在内的所有大藩主几乎都来了，其随从挤满了京都的街道。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想到除了参加秀忠的庆典，他们还应该去大坂城拜见丰臣秀赖。

家康摆脱了繁琐的礼节，终于腾出空来计划对付大坂城。丰臣秀赖贵为大坂城的主人，仍旧掌管着日本这座最大、最坚固的城堡建筑群。不过，大坂城所在的城市遭到那些落败大名的手下蚕食，因为他们的领地都已经被没收充公。绝望、恐惧的情绪在他们当中日益蔓延，要发起军变不太可能，可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又得不到其他大名的支持——毕竟这些大名已看出了不祥之兆。岛津氏投降以后，绝大多数重要的大名向家康投诚。1611年，原来与家康平起平坐的主要大名全部宣誓效忠于他。

家康踏出第一步，他提议和秀赖会面。这时秀赖已经十岁，正接受京都贵族技艺的教育，他的母亲在旁辅政。尽管秀赖的领地已经缩减到只有65万石的石高，他仍然对德川氏的合法地位构成威胁，毕竟家康和其他大名曾承诺过捍卫他的利益。对于家康提出的会面要求，秀赖和他母亲有所抗拒，踌躇不定，他们不确定的是，家康宣称自己关心并尊重丰臣家，但谁知道这是不是其精心策划的诡计呢。最后，双方在1611年会面，地点并没有选在家康的伏见城，而是在京都二条城这个比较中立的地点，不过这对双方的关系并没有起到多少改善的作用。

家康接下来要集中精力对付朝廷，后者为了确保自身权势，可能会用秀赖来牵制他。就在家康获得那一系列头衔的时候，秀赖也被任命为内大臣。这个小男孩看起来颇有才干，逐渐成为朝廷上的热门人物，人们开始议论是否要让他继任其父亲的关白一职。家康急需朝廷保持中立，不能把它牵扯进武家政治之中。对于曾利用朝廷头衔的丰臣秀吉来说，想做成这种事并不容易。但家康不一样，他作为新的“武家栋梁”，反而有可能成事。1613年，家康发布一则针对朝廷贵族的命令（公家诸法度），意在限制朝廷干预武家事务，尤其要阻止朝廷加官或授职的举措。这不过是更大的计划中的一部分，整个计划是要对朝廷事务加以规范，通过研习古代文书、寻找先例，一劳永逸地解决种种仪式场合的次序和礼节问题。这些场合数量繁多，主宰着贵族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家康密切关注着计划的进行，急匆匆地催促那些受命执行计划的人，对这件事情予以高度的重视。通过优先处理这类事务，朝野复归平静，怨愤之气消散，朝廷也越来越少或越来越不需要通过武士阶层内部的关系来寻求帮助。同时，这个计划必然体现了家康的地位在朝廷之上。还有大量的证据显示，家康发自内心地敬重朝廷，在跟它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表现出尊重，也表现出决断。

1613年，朝中贵族被下令要“勤于学业”，要给天皇安排贴身警卫，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要抵住外出逛街的诱惑，不要参加运动、游戏，最重要的是，不要接触那些不守规矩的浪子、无赖，这些人在京都街道上到处都是，数量还不少。一旦接报有人违反命令，那将会由将军或他的代表而非朝廷来进行审查。

与此同时，更详细的程序准则《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仍在准备当中，1615年大坂城一陷落，这份准则就立刻发布出来。[1]天皇的主务是文化方面的事情，把精力集中在精通那些平和的技艺上。接下来，它列出朝堂上应当遵从的座次、改元（年号）的时候应该遵守的程序，然后仔细说明不同等级的人在朝堂上行礼时所穿的衣服应该是什么质地、什么颜色和什么纹样的。最后一条规定则是关于如何任命“门迹”（与公家有关的寺院）的僧纲‡。

出于对佛教事务的关心，家康还想解决寺院之间的争论，他下令分发明朝的重要佛经，希望寺院住持能够为了教义学说而抛弃政治纷争。

不管怎样，秀赖还在大坂城，他的存在提醒着大家，德川氏手中的最高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是非法的。到了1614年，家康认为条件成熟，决定对大坂城发动袭击。他的借口很贫弱，说某个寺院的钟铭使用了家康名字里的字，因此认定这是对家康不敬的表现。大坂城约有9万守卫，作为日本最大的城堡，其防御工事给了他们不少帮助，两次击退了两倍于他们的大军。家康狡猾地转而与丰臣家进行和谈，提出休战，但要求对方填平大坂城的部分城壕，以表诚意。对方答应了这些条件，落实的时候德川一方还好心地为对方提供劳动力。就在这时，德川一方撕毁和约，局势随之被扭转。德川氏派出的工人队伍过于热心，最后填平的城壕比和约里要求的还要多。工程完成后，1615年夏天，家康再度发起袭击，势如破竹。败局已定，年轻的秀赖和他母亲自杀身亡，大坂城陷入大火之中，对死去的秀吉效忠这个难题也与之一并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