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川政府

德川时代或江户时代的日本属于什么性质的政体，对此人们一直在激烈地争论。18世纪的日本学者十分了解中国的国家性质，深知自己的国家与之有极大的区别。中国的政体从“封建制”逐步发展为帝国的中央集权制。这两种制度的日文汉字分别是“封建”和“郡县”，后者指的是以行政区为基础的中央集权政府。到了德川时代晚期，就连供平民百姓学习的知识纲要都会提到，中国从“封建”制转变为“郡县”制，而日本的顺序则与之相反，从“郡县”制变为“封建”制。中国式的制度在7世纪引进日本，然后孕育了一个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政府，但武家的统治导致封建制度确立。

到了19世纪，人们逐渐熟悉西方的历史作品，不久便开始尝试将日本史放进世界史的框架之中。大量的作品涌现，有的为德川将军辩护，认为他拥有的“王权”与西方的封建君主相似。赞同这一说法的人认为，天皇只具有仪式性的作用而没有政治实权，其地位与西方的教宗更有可比性。这种立场在德川时代就已经有了先例。

荷兰的代表来江户时按照惯例，会把将军称为“君主”（emperor）。在为佩里*1853年访问日本所准备的文书里，也把将军称呼为“君主”。18世纪初，幕府辅臣新井白石曾试图通过把将军称为日本的“国君”（こくおう），将这一做法纳入制度的范畴，但他的这些努力很快就随着他的宦途一起终结了。

问题的根源在于，德川时代的日本的确和平安定，也建立了一套官僚制度，但并未真正统一起来。大名的领地，连带其行政架构、军队和财政制度，为他们的自治权保留了关键要素，尽管他们仍需要看幕府的脸色。赖肖尔所说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不仅精简地概括了这一矛盾的局面，还指出其问题所在——日本既没有彻底中央集权化，也没有彻底封建化。“二战”以后，日本的历史学家大体遵循同一思路，他们把德川时代的制度视为幕藩国家加以分析，指出它具有中央幕府（幕）和地方大名（藩）两种政体的双重特征。更有甚者，随着近年威权主义在其他地方渐次消退，人们开始好奇，一个表面上封闭的制度内部是否能发展出非政府性质的空间，这个疑问进而引导人们去探讨另一个问题：鉴于中央的幕府统治具有诸多局限，我们是否能够把近世的日本放到“市民社会”的主题下进行思考。可以这么说，中央和周边都有自己的局限，由此出现了间隙，而间隙的某些特点正是形成一个共同参与的、有限的政府的先决条件，它们很可能预示了现代变革的到来并加快了其步伐。

带着上述问题去考察江户时代的制度，我们会发现事情十分有趣。但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强调，这个制度是随着时间变化的。江户时代的头一个世纪，德川家康在关原、大坂两场大战中胜出，家康和他的继承人成为实力最强的大名。但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别的大名存在，而他们的胜利其实是联盟军队的胜利，无论家康后来的地位如何高高在上，这个事实都不会改变。然而，早期的幕府将军可以管控、奖赏、惩罚大名，同时具有一定的免除责罚的权力。一百年后，一旦封建大贵族在合适的地方待上一代或几代人的时间，将军的那种支配权就会使用得越来越少，大名的位置也会变得相对稳固一些。政治体制并没有越来越集中化，但经济的一体化反倒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对和平的渴望、对商业和交通设施的需求，翻出一波波浪潮，越来越频繁地冲刷着政治的边界。随着冲突减弱，将军不再需要或有意去整编、管制自己的家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