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涉足日本史于我而言纯属意外。在普林斯顿大学念本科的时候，我就决定要专攻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史，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3年我加入军队，人生之路从此改变。我结束冲绳岛和日本本土的服役，参加陆军的语言项目，这是段迷人的经历，也给我带来无穷的兴趣。主持项目的是日本研究先驱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他本人见证了西方“遇见”日本这段历史。叶理绥的父亲是俄国富商，他于明治末年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日本文学，是第一个以此为专业的外国人。随后，他加入某个学生团体，与小说大家夏目漱石会晤。他返回莫斯科，好不容易在十月革命中活了下来，想办法到了巴黎，1935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作为老师，叶理绥相当出色，每回谈到字词的用法，他几乎都能引用自己的趣闻逸事来加以强调。

日语与我知道的语言竟然如此不同，令我大为震惊。学习这种语言无异于重新学习怎样思考。日语有清晰的语态等级，用以表示不同的礼貌程度，全都是非字母文字。早在课程结束之前我就下定决心，等战争结束后，一定要再去日本进行更系统的学习。

对日本社会有所了解后，我的信念愈发坚定。我在冲绳岛上认识的百姓如此温和、亲切、宽厚，即便什么都没了仍保持尊严，一场战争浩劫夺走了他们四分之一的人口，他们恍惚失神，惊讶于自己还活着。他们看起来彬彬有礼、待人谦敬，沉静地质疑一切权威。很快我就被派到日本本土，城市废墟间，昏暗的人影沿着阴郁的街道徐徐移动，比起冲绳岛上的人，他们的恐惧更深，心扉也闭得更紧。

我接到任务，前往山地纵横的箱根与某支小分队会合。之前城市被炮火空袭、陷入火海时，日本官方将一群“友好”的欧洲人送到箱根的村里避难。我所在的小分队负责调查间谍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门想要厘清他的经历，以此为实例说明共产主义势力的危险。佐尔格是德裔，出生于俄国，他才智过人，兼具一股狠劲。他以《法兰克福时报》专栏作家的身份，顺利接触到纳粹德国驻东京大使馆的长官，他没费多少功夫便和日本的社会科学家们打成一片。这些社会科学家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同一家研究所里任职，建立这家研究所的是担任过三届内阁总理的公爵近卫文麿。佐尔格向莫斯科传送一卷又一卷秘密文件，文件显示，日军将要南下，而不是北上对付俄国。我们的办公室有从德国大使馆拿来的相关文档，前德国大使欧根·奥特（Eugen Ott）也住在附近。佐尔格的间谍身份被揭穿后，奥特丢了大使一职，由海因里希·斯塔梅（Heinrich Stahmer）继任，我们的办公室就在他住的酒店里，位于他房间楼下。同样住在这里的一位德国大使馆驻外军官曾跟我们描述，12月某天早上，正在日比谷公园遛狗的他，听到日本海军袭击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这一消息的时候有多么震惊。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好的东亚近现代史“入门课”了。

战争结束后我到哈佛攻读中国研究和日本研究，那些年的运气同样不错。我们这班学生里，有的重拾、继续推进因战役而推迟的学习计划，他们大多亲身体验过战前的东亚；但绝大部分是受战争影响半路出家，热切地想要将自己学到的、经历过的事情，放到一个更宽广也更长远的历史视野里。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刚结束华盛顿的工作，回哈佛担任教授，他比我们大多数人年长十岁有余，是我们这班人的导师兼领袖。面对一班突如其来的热情学生，他所迸发的活力、精神，与叶理绥教授的态度相互映衬，后者仅悄悄表示惊讶。我们的研究充满了兴奋和新的发现，那个世界的大门似乎才刚刚打开，布满仍待探索的路径。

我的第一个研究题目来得很偶然，如同我当初涉足日本研究一样。当时我正为费正清（John Fairbank）的中国史研讨会作准备，要找一个可以利用日本材料作研究的题目，于是我想到了中日文化与政治交流，这个主题从此再也没离开过我的关注，在接下来的章节也会有所反映。《日本人与孙中山》（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哈佛大学出版社，1954）一书梳理了中日之间于19世纪末的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友谊，那时候西方帝国主义兴起，给中、日带来同样的压力，该书对相关事件中的日本人作了深入研究，揭示了那一代年轻日本人的拳拳抱负，外来文化的巨浪从根本上摇撼了他们的身份认同。这里面的突出青年——宫崎滔天（Miyazaki Tōten）和千叶卓三郎（Chiba Takusaburō）——正是诠释这波冲击和文化之惑的佳例。

那一代人绝大部分怀有一股为保护核心价值而拼命的冲劲，这股劲头进而将他们聚集到现代国家建设的事业周围。孙中山等在日流亡的中国人有时会自比为日本明治时代的缔造者，与此同时，年轻的宫崎和千叶正想办法拓宽这些先辈创立的政策方针。为进一步了解，我转向明治以前活跃分子的思想与政治世界，尝试对政治和思想领域的骚动进行专题研究，这些骚动在明治时代仍留有余音，继续触动着宫崎等日本人及他们的中国友人。这时，一位热血青年成为我的人选。离乡在外，他与家人保持通信，这些信件见证了他如何在政坛上一步步崛起，不料德川幕府倒台前夕，他竟遇刺身亡，英年早逝，一生事业戛然而止，再无转变之可能。在《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Sakamoto Ryō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1）这本书里，我还聚焦德川时代封建末期和后封建体制下的地方史问题，而这些问题渊源于1600年幕府建立之时。

接下来的数十年里，1600年以后的日本史一直是我的授课主题和研究对象，也是我这本书里探讨的课题。这项任务对于50年前的我可能要更简单一些，那时候我才刚刚在华盛顿大学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一个领域，相关书籍几乎为零，论文也就寥寥数篇，观点不多，这放在今天简直难以想象。但就在这半个世纪里，日本史研究快速发展，刊物涌现，话题层出不穷，学生不得不细化自己的研究，这对于我们那一代人来说不可能。诚然，那时候我们了解的知识相对较少，但每个研究问题都可以做、都需要探讨，这样来看，我们或许更加幸运。封建主义、军国主义、现代化、中央集权制、市民社会、社会史等概念改变了研究面貌，每个概念都唤醒了新的问题意识、展示新的可能。

我这一代日本史学家，通过接触日本学者、与他们合作而获益匪浅。以我为例，1960年到1961年我在东京的日本国际文化会馆担任执行助理，这一年里我结下的友谊往后逐渐加深。20世纪50年代，访问学者是我们研究项目的合作伙伴；到60年代，他们参加多国或日美学术会议，70年代他们以委员会一员的身份制订研究计划；80、90年代，他们作为编委会成员、合撰者，参与到像《剑桥日本史》这样的项目里。他们翻译我们的研究成果并加以讨论，访问各大学术机构，清晰、详细地介绍自己的想法。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过去数十年的支持下，加上近年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协助，日本社会和文化研究不再局限于日、美这两个国家。

新一代日本史研究者的出现带来了另一主要变化——他们对日本历史和社会的认识始于课堂，这一块已是各大高等学府的标准课程之一，没有国际危机，也无须政府下令，他们就被吸引到日本研究这一领域来。学生在老师协助下相互指导，有时哪怕有老师指导也依然如此。1959年我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开展日本史研究，在这期间不断有本科生和研究生参与进来，他们的陪伴与激励是我在这求索过程中收获的最大快乐。在本书注释和推荐阅读书目里，他们不少人会发现自己的研究成果赫然在列。这本书也献给他们。

*后文中亦简称为“二战”。——编注